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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与新民主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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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发掘

五四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突破了过去旧的思想樊篱,吸纳了国外新的养分,提出了新思想、新方法,揭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气象、新趋势。发掘出其中有价值的新内容,借鉴其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民族抗战,是中共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的。发扬五四爱国传统,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中共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把反帝放在首位,把反封建与反帝并列,这决不是一种文字上的随意排列,而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思想逻辑。纪念抗战三周年,《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心任务,在抗战初期,在组织上是“整饬阵容与分配力量”,在内容上是打破投降理论,“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与坚定对抗战胜利的民族自信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方面要“坚持着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另一方面“须进一步的发展新文化”,坚决反对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坚决对国内主张投降、分裂、倒退的的反动文化及其荒谬理论的奴化活动作“毫不容情的斗争”。[3]在两半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与反动卖国政府相勾结,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文化要立足于基本国情,服务于这种革命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文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五四运动20周年之时,《新中华报》推出了纪念特辑,刊登了一批纪念文章。文章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民族精神空前觉醒的运动,无情地反对了中国民族文化中一切陈腐的东西,但并不是绝对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介绍了各种各样西洋的学术思想,但并不能说这新文化的内容仅只在于外来文化的输入。五四时期介绍西洋文化的“真意义”,在于帮助建立新的中国民族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要建立自己的新文化,必须根据其实际任务,发展自己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外来文化可以刺激和促进新的民族文化的生长,但不是模仿外来文化就可以成功。为什么五四运动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孟,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4]就这样,中共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找到了源头,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依据。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差与失误。五四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开创性事物就难免粗糙,就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要求。所以中共纪念五四的过程中,在寻找其正面价值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其负面意义的借鉴。例如,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纠正其全盘否定的极端化倾向。五四运动22周年之时,中共在纪念文章中指出,旧文化是自己原有的东西,和我们有血肉的关联,是不能一推了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自己的旧文化,“给以整个的否定,重重的打击”,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此后,我们仅仅忙着对蜂拥而入的新理论的鉴别和运用,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它也是“新东西要到里面去获得新发展的一个处所,一个方面”。[5]再如,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上,认为五四运动虽然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与工农相结合。在重新阐释五四运动时,中共特别看重五四运动中的六三运动的重要意义,认为六三事件是为五四运动的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指出,即使是五四之后,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很好地与工农相结合。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中,毛泽东批评了在部分青年中,存在“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反对工农运动”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6]可见,通过反思,找出五四运动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

二、借助纪念活动凝神聚气,树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旗手

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比较,共产党无论从人力、财力、物力上都相对弱小。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具有先进性,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明确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民族新文化中的地位,并使之为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就能发挥出中共的政治优势,将这种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力量。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树立民族新文化的旗手,是抗战时期中共重要的文化策略。

(一)树立鲁迅为民族文化的旗手中共通过纪念活动,将鲁迅树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手。共产党的这一决策和举措有两个基本的考量:一是鲁迅先生生前就享有盛誉。在鲁迅先生生前,其在文坛上的地位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已有人称他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国外人士也已注意到他,并认为他是“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7]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生前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鲁迅先生的历史地位有其坚实基础。二是鲁迅对中共的支持态度。1935年11月,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贺电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8]这一举动使中共将鲁迅引以为同志。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出唁电,称其为“最伟大的文学家”、“追求光明的导师”、“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友”;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称鲁迅是“伟大文学家,天才政治家,革命战士”和“导师”。到1940年,毛泽东用“旗手”、“主将”、“民族英雄”、“共产主义者”等词语,给鲁迅以高度评价。上述行为,表达了中共对于鲁迅的基本态度,中国共产党将鲁迅引以为无产阶级战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同志。鲁迅去世不足一年,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中共掀起了纪念鲁迅的高潮,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鲁迅、学习鲁迅。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界人士都积极投入到纪念鲁迅的活动之中:召开纪念大会,撰写大量纪念文章,出版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杂志,创办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如鲁迅艺术学院等),延安的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改称为鲁迅图书馆,建立鲁迅研究会,设立鲁迅文学奖,塑造鲁迅的艺术形象等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鲁迅作为“民族魂”被共产党高高举起;纪念鲁迅、研究鲁迅,成为鼓舞和激励人们抗击残暴邪恶势力、战胜险恶战争的有效方式。中共纪念鲁迅的活动,是一种集体的政治和文化行为。如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解放日报》有详细的报道:参加纪念大会的人很多,会场挤得没有一点空隙。“一走进会场,巨大的鲁迅先生的遗像便占住了人们的视线,那严肃的,背负着苦难的容颜,使人不得不蓦的转换了心情,也像抗拒着沉重的压迫似的。人的心都沉静下来了!”每次纪念大会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行为,都是中共安排的一次集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大会现场,鲁迅的遗像可以唤起民族认同的感情和投身抗战、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激情;会场演唱的纪念歌曲,歌声和图像的双重作用使与会者对鲁迅的感受更加形象化;现场散发的关于鲁迅的书刊,会使经过过滤和选择的“鲁迅”得以深入人们的心灵。通过这样的“政治仪式”,张扬了鲁迅的优秀品格,使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被不断加强和放大,从而固化其新民主主义文化旗手的地位,充分发挥出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二)确立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手,但鲁迅毕竟已经逝去。中共需要寻找一位鲁迅的接班人,树立其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继续扛起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旗。1938年夏,就在国民党任命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时,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树立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广泛宣传,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此后,中共通过纪念活动,有侧重地宣传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一方面树立其堪称典范、可资师法的形象,使之成为文艺界的旗手和榜样;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对抗战时期文化发展的一种规范和引导。1941年,中共为郭沫若举行了庆祝诞辰50周年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周恩来亲自参加在重庆进步文艺界举行的纪念会,高度赞扬郭沫若有着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称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号召文艺界向郭沫若学习。《新华日报》开辟纪念专刊,周恩来撰写社论《我要说的话》。在这篇社论中,周恩来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除了周恩来的社论,《新华日报》还以整整两个版面出了纪念专刊,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半年之久。如此规格的纪念活动,既反映了郭沫若在文艺界的重要地位,也传递了中共对郭沫若的几多期许。郭沫若也不负众望,用出色表现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并在创作活动中,倡导时代精神,与共产党代表的先进文化方向保持一致。1942年,郭沫若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将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熔于一体,将古人的民族正义与今人反侵略、反投降的现实结合起来,自觉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1944年3月19日,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揭露了明末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预示其灭亡的历史命运。4月18日,文章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而后不久,又成为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防止共产党人骄傲自满、蜕化变质的重要文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不断温故知新。郭沫若的形象由狂飙突进的诗人转化为革命战士,并进而被塑造成为新文化运动运动的主将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旗手,对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借助纪念活动提纲契领,指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最动荡,矛盾最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激发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团结御侮引发民族复兴的浪潮;另一方面,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比较、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到了一定程度。民族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重构,非常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文化的创新呼唤一个正确的风向标。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举起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大旗,引领着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在抗战初期出现过不同的表述。到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也指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一是将中国新文化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五四以前,中国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到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二是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三是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的论述,统一了中共诠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声音。同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延安的《中国文化》发表社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这篇社论不仅题目来自毛泽东的报告,而且把报告中的一段话置于篇首。可以说,这篇社论是将毛泽东的论述经典化的一个最初的步骤和环节。鲁迅诞生60周年之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社论指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是反帝、反民族压迫和抗日的;这个新文化是民主的,是反封建、反专制和反独裁的;这个新文化是科学的,是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和反无知的;这个新文化是大众的,是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大多数的人和愚昧欺骗大多数人的。这是鲁迅先生所曾追求和幻想过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要求和要去建设的新文化。这篇社论同样是借助鲁迅的权威,把《讲话》中的观点予以确认和具体化。凸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是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特征。早期的中共党人,由于承袭了“五四”时期“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路,比较重视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而对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继承性,是比较轻视和忽略的。抗战时期,中共在一贯重视文化时代性的同时,一改以往对文化民族性的轻视态度,开始真正自觉地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自任,把“民族性”视为新文化建设的首要特点加以凸显和强调。毛泽东认为,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上,而且表现在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表现在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式消化和创造性应用能力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就是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凸显的一个结果和集中表现。这种文化民族性意念的强化是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在纪念鲁迅之时,努力塑造其“民族魂”、“民族英雄”、“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的形象,是具有深长意味的。

(二)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新的时代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战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因素,人民战争是赢得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需要一种让人耳目一新、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动员全民族抗日力量,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早在1938年4月10日,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毛泽东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十年的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太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太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民族解放大时代的文艺发展,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在这里,毛泽东提出“又好看又好吃”的文学艺术标准,并且把“好吃”放在第一位,并且认为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论述,乡土气息十分浓烈,服务大众的态度十分明确,初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1942年5月,中共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指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的立场上来,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现实斗争中去,汲取创作的源泉,创作出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新作品,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艺形式,从而达到鼓舞军民战斗力,团结广大群众,提高抗战必胜信心这种政治认同的最高目标。《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直到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解放日报》才首次全文刊登了《讲话》,同时还加了一个按语: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同一天,延安新华社以电讯的形式将《讲话》全文和中共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一并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播发。这样,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与政策;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由于明确了服务工农大众的根本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作者:童小彪单位: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

纪念活动与新民主主义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