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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时间:2022-03-25 05:15:38

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

一、来自苏联的“压力”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客观外部因素

上世纪4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两级国际格局。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极力促使东欧、东南欧及亚洲的一些刚刚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尽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便是苏联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和中国面临的来自西方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使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的性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这显然与苏联方面提出的过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不符,当然会引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若干偏见。对此,做过说明,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方面不支持我们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直言苏联在“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由此可见,苏联方面为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统一,已经明显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施压了。“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字字千钧的一句结语。这说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在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敲响警钟,在重大提法上不能与苏联经验保持一致,不按照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模式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效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势必会影响到中苏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其下场必然与南斯拉夫一样。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和为打消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的疑虑,一方面想方设法通过各个渠道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实际做法向苏联方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并抱着虔诚的态度尽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以便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派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另一方面,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即将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政策,并斩钉截铁地宣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可以说,来自苏联的压力,使逐步改变了经历一个时间较长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最初的设想,而是在时间的估算上与东欧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大体相吻合。同时,也把“右倾民主主义偏向”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向富农投降”,这与东欧国家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批评邓子恢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所犯错误“属于右倾”。在苏共反复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东欧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最终促使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放弃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设想,而是选择了“直接过渡”,认为过渡时期就是资本主义因素逐步减少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的时期。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转而完全倒向了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国内的新情况是促使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客观内部因素

建国后前3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是成功的,其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尤为显著。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随着完成,农村两极分化苗头的出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过程中,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出现等。这些因素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最终促使改变了原有的过渡思路转而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一)新解放区后“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促使下定决心尽早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解放区的扩展到全国范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主要内容的具有双重性质。通过实行,不仅要联合农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好准备。但在全国完成、农民得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生产力明显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这一“两极分化”的苗头引起中央领导人尤其是的担忧。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后,小农经济的状态仍未被打破,农民获得土地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推翻地主阶级后,农村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缩减,农村供应与城市需求的矛盾骤然尖锐。同时,虽然每户农民都获得土地且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其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及经营水平的差异,造成收入出现差距,农村出现少量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一些地区出现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想借此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农村与城市粮食供需矛盾。这些现象最先在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表现出来。1949年12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座谈会上提出,可以借助并进一步提高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5月,山西省委建议,可以通过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办法,以动摇和削弱农村的私有制。对此,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是“一种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仍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我们不能将其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现阶段我们还处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阶段,因此不应限制富农的发展。在这一关系到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因此他鼓励在农村推行互助合作社,试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农村生产力,最终动摇农村的个体经济,动摇私有经济的基础。在革命时期,坚决反对农村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但建国后,随着工作的全面展开,千百万农民因为分到土地而积极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农村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却开始担忧在农村中逐步出现的“两极分化”苗头会危及工农联盟,危及新生的国家政权。正是因为后个别领导对农村出现的少量两极分化苗头的过分担忧,造成以为核心的党领导人决定提前在农村进行所有制改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过早放弃。

(二)资本家不法行为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逐渐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原有看法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相比,民族资本主义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被中国共产党吸入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在党的七大上,主张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一“资本主义太少”的状况直到1949年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改造的问题。即使如此,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生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即由各阶级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共同纲领》还提出要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正是在党和国家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在经济上唯利是图、破坏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对党员干部拉拢收买,这些行为对当时的党员干部产生很大的腐蚀和影响,污染了大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导致政府机关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这使等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的过高估计,使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改变,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论断。自此,党中央领导人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限制发展对象转变为革命对象,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1953年10月15日,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06。这进一步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高度警惕,也更加坚定了他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决心。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促使下定决心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快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结束的直接动因。中国近代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历史任务,更是和中国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在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初,他就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中国作为小农经济长期发展的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完成从农业基础向工业基础的转变。强调,这“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战略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以及个人的深切感触,更加坚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斯大林指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独立。”因此,苏联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49年1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苏联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强烈意识到,与苏联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很低;但是从苏联的发展历史看,中国具备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苏联工业化水平的可能性;要在最短时间实现工业化,中国应该借鉴苏联模式。经过艰苦谈判,中苏最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的签订,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直接影响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看法,开始直接参照苏联模式,这为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借鉴苏联过渡时期理论奠定基础。1951年2月,党中央开始起草“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并于同年8月由、陈云带队到苏联征求意见。到1952年,一方面,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严峻,虽然我国在抗美援朝中取得空前的胜利,但是伴随着胜利果实的获得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让更加坚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因此,在1952年9月,听取报告访苏情况后,在中央讨论“一五”计划的会上提出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于1953年6月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因此,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直接动因。

作者:董军明张丽丽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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