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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宣传工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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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报刊宣传工作的群众思想

(一)报刊宣传工作以为实现人民的统治和经济幸福为根本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主编,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明确阐明了出版《政治周报》的理由:“为了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们得到经济的幸福。”[6]这也成为党以后开展报刊宣传工作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党又陆续出版其它刊物,进行反抗敌人、争取群众的宣传工作。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些阶段性的,与刊物的受众相适应的具体目的。1929年12月,毛泽东认为进行报刊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这个工作与红军的主要任务密切相连,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他认为其直接目的是实现宣传任务,即“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7]。1931年3月,毛泽东认为主要办给群众看的《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并要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办刊物《红军报》为其供给一部分材料,以加强宣传实效。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群众报刊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针对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的现象,为《中国工人》、《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指明了政治方向: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8],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9],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10]。毛泽东要求报刊要代表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1948年1月,他根据新华社晋冀鲁豫电讯中,只讲政务会议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而未提其它阶层民众的现象,明确提出“……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11],并要求新华社检查工作。中国共产党开始城市工作后,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城市中其它工作,例如“……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2]。从以上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所作出的不同指示,可以看出报刊宣传工作的阶段性目的,即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推动群众斗争———强调团结和进步,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政权机关应当代表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利益———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这些阶段性目的前后承继、环环相扣,都为报刊宣传工作的根本目的———实现人民的统治和经济幸福奠定基础,提供前提。

(二)报刊宣传工作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1931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指出,“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真是好得很的办法”[13]。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阶级,中国工人要承担起更好地团结自己、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需要《中国工人》月刊的宣传、引导、教育。1940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提出要求:“《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14]1941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指出,“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15]。毛泽东把报刊视为群众识字、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的教育材料,鼓励推广报刊接收的技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报刊出版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看报识字、读报知事已蔚然成风。此外,他认为报纸的发行量与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关。“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16]。报刊在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群众阅读的要求和范围也在不断提高和扩大,在客观上会进一步刺激报刊宣传工作的发展。随着报刊宣传工作的发展,群众的文化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可以说,报刊宣传工作的发展与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三)报刊宣传工作是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1928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通知书指出,“先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党的口号,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的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的方法”[17]。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提出:“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在了解群众要求和群众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在一些地区应多发行报纸以动员、组织群众。1931年3月,毛泽东认为因为没有报纸,农村、小市镇、小城市的群众仍存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引导群众走向保守,他认为创办报纸是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一种好方法。针对在运用报刊的宣传力量调动群众起来斗争时,群众“一面在那里斗争,一面却时时有一种疑虑:我们不是孤立的么?我们的斗争不会失败么?当着革命群众有这种疑虑的时候,正式潜藏的反动分子造谣恐吓的时候”[19],毛泽东要求这时候应当运用报纸做普遍的宣传,消除群众的疑虑,以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1938年10月,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财政经济困难,国际援助不及时,有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存在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克服这种情绪,坚持抗战到底,毛泽东指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他还要求各政治机关收集抗战民族英雄的事迹,在报纸上发表,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夺取胜利。报刊宣传工作在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报刊的宣传下,千百万爱国志士摈弃疑虑、提高民族觉悟、英勇抗战、为国捐躯。这种斗争情绪的提高为之后克服边区军事、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报刊宣传工作的内容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五卅运动中,我们党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我们党的历史也进入组织全国各阶级联合战线的新时期。然而,当时理论宣传非常缺乏,鼓动工作亦多不切实际,不能深入群众。对此,1926年5月1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向每个党员同志介绍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怎样工作》。该小册子认为,“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义[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在其他各地,我们不仅研究全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本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能引导当地民众日常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宣传中可以扩大群众的联合战线,可以巩固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21]。1926年5月,《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再次指出,我们现时的出路,已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小册子中说得非常明白,“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战线,那么,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消沉下去”[22]。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指出,“本党中央的或地方的出版品,须切实登载关于职工运动的消息和论文(此事虽屡经决定,但未切实执行);过去本党的定期刊物,都不免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不是文字太艰深,就是凭空发议论,不切事实,很少登载工人的投稿,最近虽然有些进步,但是还未能普遍的群众化。根据过去经验,只有画报最能影响工人群众,各级党部以后应注意发刊工人画报的工作”。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31年,他要求《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并且登的首要消息是群众斗争消息,其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管紧急的事不登载”。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944年12月,毛泽东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作出指示,地方报纸“应当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五)报刊宣传工作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毛泽东对报刊的语言提出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26],“《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27],“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28],“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29]。延安时期,针对当时大众化的提法,他指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30]。他反对“开中药铺”写文章的方式,认为这种方式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但赞同共产国际的“治病药方”,即布尔塞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31]。此外,他认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32]。他要求群众报刊的版面“一定是要大张纸、大个字写的……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33],这样的刊物,他才认为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二、毛泽东报刊宣传工作的影响

(一)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关于报刊宣传工作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论著、讲话、谈话、批语、按语、电报、书信中。1929年12月,他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34]。在他的多次强调和指导下,全党对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我们党所办报刊出现繁荣局面,此时的报刊宣传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报刊宣传工作至今仍受到全党的关注。

(二)形成抗衡之势。毛泽东报刊宣传工作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报刊宣传工作给予了有力、有效的指导,使我们党的报刊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与敌对报刊宣传媒体形成对峙局面,对帝国主义、各派军阀、买办阶级、其他政治派系、国民党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动宣传给予有力回击。在与敌对势力的宣传斗争中,澄清革命事实真相,消除大众疑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的不容分说的理论十分明确地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光明前景,使中国革命势力得到积极引导并日益团结进取,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深入群众心中。毛泽东立足群众立场、代表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反映群众真实生产生活情况、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报刊的思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报刊宣传工作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报刊在延安、在边区发行广泛,切实深入群众心中,一些群众甚至养成了“先看报,后吃饭”的习惯。在报刊的宣传作用下,我们党获得了农民、城市贫民、中小商人、妇女、学生、劳苦青年、游民、民主党派等广大群众的支持。党报党刊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成为组织群众、进行反敌宣传、争取各方革命力量,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团结奋斗的有力武器。

(四)指导当今媒体。以群众利益为上,是毛泽东成功使用报刊这个武器的关键。他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报刊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最终使群众在党报党刊的号召下凝聚起来、团结起来、振奋起来,充分发挥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重要作用。在各种电子媒体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报刊作为传统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需要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报刊宣传工作的群众思想,立足群众立场,关注群众生产生活,代表群众心声,凝聚群众共识,调动群众改革发展创新的活力,这无疑是新时期报刊宣传工作的努力方向。

作者:王珂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学习论坛》编辑部

报刊宣传工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