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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区与流动人口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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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应用的逐渐普及,流动人口使用网络的数量逐渐递增,其中占主体的第二代、第三代流动人口使用手机上网现象更为普遍。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网络社区,其与实体社会的互构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匿名性及高流动性特征使得其与实体社区差异巨大,而流动人口的网络社区更是如此。调研发现,流动人口网络社区的出现,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其群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形成,反而成为其个体化的加速器。

[关键词]

流动人口;网络社会;文化认同;孵化器

一、问题的缘起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①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在外出流动的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分年龄段看,青壮年劳动力是农民工的主力群体。数据显示,21岁至40岁的农民工占53%,41岁至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1]这些数据能够有效说明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已经由第一代农民工转变为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②第二代、第三代外出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自身具有年龄优势和学历优势,更能适应城市,享受城市中健全的公共服务网络和便捷的技术服务,尤其是网络技术。在网络技术的使用过程中,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并不缺场。2012年,大谷打工网发布《基层蓝领手机上网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受访者中74%的农民工使用手机上网。[2]2015年2月3日公布的《中国第35次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制造业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职工三者合计占网民总数的10%。[3]农民工使用网络的数量逐渐递增,其中占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上网行为更加普遍。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其他一些媒体的发现,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是QQ和微信,并且会长时间在线。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网络社区已然形成,其与实体社会的互构趋势越来越明显。然而网络社区的虚拟性、匿名性及高流动性特征使得网络社区与实体社区差异巨大,而农民工的网络社区比如QQ群、微信群等更是如此。农民工网络社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对中国未来社会结构变迁、政府治理的影响等问题是当代中国学界和政府研究的重要课题。“双重二元结构”和“双重脱嵌”[4]背景下的农民工,通过网络社区,尤其是QQ和微信的线上和线下的交流、沟通和互动,能否形成新的文化认同?网络社区的这种认同能否成为推动农民工群体意识形成的助推器?网络社区这一新的社区形态是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还是消解了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这是笔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的出发点。

二、网络社区兴起的原因、条件及特征

网络社区又称虚拟社区,指在网络某个空间活动区域中,由网络相邻或相关的若干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构成的网络网民共同体,即在互联网络“某个空间区域”共同活动的若干人类群体。④网络社区一般涵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网友通过共同活动而形成的网络社区;另外一种是依据某个主题或话题分享兴趣过程中形成的兴趣群组,这种兴趣群组并不依赖成员在地理上的分布。在这两种大的分类基础之上,当前学界所指的网络社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类型:BBS/论坛、贴吧、公告栏、群组讨论、在线聊天、交友、个人空间、微博、微信等。与实体的社区不同,网络社区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通过地域观念、共同兴趣或爱好而聚集的网友形成的一种虚拟交流空间。因此,网络社区与实体社区有着显著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网络社区之间的互动并非是面对面的,而是通过网络介质进行的。其次,网络中的互动不是在传统的地域当中,通过血缘、地缘或业缘而聚集在一起,而是通过网络技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进行的。再次,网络社区中的互动主体的身份异质性强,什么人都有。相对而言,实体社区中的互动主体身份同质性强。网络社区兴起的原因主要在于现代社会呈现的时空分离、个人众多角色扮演、社会信任的变迁及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让人感到无所适从,难以形成前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和依赖感。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而现代性带来的现代社会,通过人们的不在场,空间与地点开始逐步分离,进而空间与时间也逐步分离。这种时空分离就导致了吉登斯所称的“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P18)。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扩张,由流动性增强而体现出来的时空抽离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伴随现代性和流动性而来的就是个人扮演的众多角色。前现代社会中,个人在实体社区中一生可能仅仅扮演相对较少的农业社会中的伦理性角色就足够了,而在现代社会,个人在实体社区中扮演的伦理性角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与工业化相关的众多职业性角色开始成为人们角色的主流。这种职业性角色的扮演不仅在一地的实体社区中出现,甚至随着流动性的增强,在许多地域的实体性社区中出现。与此同时,传统的基于前现代社会的信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基于特殊主义基础之上的信任模式开始向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转变。特殊主义的信任模式是一种具体的信任,这种个体信任是基于彼此熟悉的个人之间的信任。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是一种抽象的信任,这种抽象的信任是基于专业基础之上的信任。无论是前现代社会的信任还是现代社会的信任,都能够有效降低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时需要支付的成本或者说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可能遇到的风险或将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传统的风险是个体化的,现代性之下的风险却是群体化或者普遍化的,能够影响聚居在一起的人类集体的安全。

网络社区的形成必须要具备一些前提特质。这些前提特质包括:第一,要有作为传播媒介的互联网的存在;第二,网络社区的成员能够在网络社区中进行信息的共享与日常的交流沟通;第三,网络社区还需要能够满足其成员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需要;第四,网络社区的成员会对这个社区具有程度不一的归属感。《中国第35次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今天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的地位已经足够牢固并不可撼动,甚至传统平面媒体的地位已经开始让位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自媒体。而在各种新型自媒体中,无论是QQ、微博,还是微信,其成员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沟通是经常发生的,其频率甚至超过日常的面对面沟通与交流。在这些新型自媒体形成的网络社区中,其成员的一些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笔者参与的一些QQ群、微信群经常会有网友以“万能的群呀,请帮我…”⑤类似的语句开头,然后就会有热心的群友进行帮助。类似的语句只有在宗教性的话语中才会出现。在笔者有关网络社区成员对网络社区的归属感的调查中,他们告诉笔者:“如果不感兴趣,当初就不会加入。既然加入了,如果不是特别反感,也不会轻易退出。觉得有感兴趣的话题,就多参与。觉得和某个成员聊得来,就多聊。甚至可以线下多互动。没有感兴趣的话题,就干脆不参与,不发言。”从这个角度考察,成员对于网络社区的认同感是存在的。网络社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与实体社区不同,网络社区的社区空间具有跨地域性。实体社区的地域性限制特别明显,离开了其所在的地理空间,个体也就脱离了其所属的实体社区。而网络社区则无此限制,只要有互联网,网络社区成员就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成员进行同步或者异步的互动、沟通和交流。第二,网络社区成员互动具有匿名性。网络社区成员完全可以在不知晓对方的所有信息背景下,与对方进行互动。这与实体社区成员之间的知根知底的互动完全不同。尽管现在某些QQ群或者其他网络社群要求加入的成员均为实名,然而网络社区的匿名性本质并未得到实质改变。第三,网络社区是一种自组织,这与某些实体社区的强制特征有所区别。网络社区作为一种因流动性而找寻归属感产生的社区类型,无论是以地域为基础而形成的社区还是以兴趣为基础而形成的社区,都属于一种网友自组织。这个自组织还会自发产生管理者、参与者、社区规则[6]等。第四,网络社区的边界是开放的,其对成员资格甚至没有任何要求。反观实体社区的成员资格,往往以血缘、地缘或业缘为特征,并且成员资格和社区边界非常清晰,不属于社区成员的人想要突破社区边界加入进来并获得成员资格,途径非常有限且面临着诸多实际困难。

三、网络社区的个体化互动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结构转型中,面对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双重脱嵌的流动人口群体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流动人口通过对网络社区的使用,表达和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权利,为促进集体赋权和社会平等提供了可能性。然而,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虚拟化的社会结群和社会流动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化流动,现代科技带给第二代、第三代流动人口的只是一种虚幻的个体认同而非群体意识,这种虚幻的个体认同不仅没有让流动人口以群体化、组织化方式应对资本的盘剥和外界的歧视,反而让他们体验到一种更加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尤其在面临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困境时,现代科技并不能给第二代、第三代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反而推动了他们的个体化。[7]在网络社区中,网友尽管没有发生面对面互动,但依然可以交换各种信息,进行沟通,也能从中获取一些社会支持。然而由于这种关系的建立只是片面的,网友隐藏了真实的身份及其他个人信息,因此信息的交换、沟通互动的开展和社会支持的获取并不能像实体社区中那样有效。比如,笔者参加的一些流动人口的QQ群,他们在上面交换的信息类型大致包括娱乐、提供工作信息、寻求租房信息、孩子教育等方面,在这些信息交换中,娱乐、聊天信息占据信息交流80%以上,笔者的调查对象对此称之为“吹牛”。至于对流动人口来说比较重要的工作信息等,只占20%左右。

笔者在访谈和调查的过程中,试图通过网络社区中的“圈子”来找寻流动人口的群体意识和组织化方式,而令人失望的是,网络社区中的互动基本是个体之间的互动,即点对点的互动模式,也就是平面媒体传播中的人际互动,而平面媒体所具有的面对面互动、点对面互动比较少见。H市是长三角的省会城市,流动人口众多,并且流动人口就业的企业基本为民营企业。笔者根据H市流动人口所在主要行业,将流动人口调查对象分为四大类,分别是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对于分类别的流动人口参加网络社区中QQ或者微信圈的活动,笔者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得出如下结果(见表一)。从表格中的百分比数据能够解读出来一些问题。比如出租车司机都是上网的,但他们既然上网怎么会网络社区的活动参加不多呢?环卫工人怎么没人懂网呢?工厂工人上网怎么与建筑工人有区别呢?如果结合进一步的访谈,我们就能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对于H市的出租车司机来说,他们上网是必须的。因为当前智能手机的发展,包括各种打车软件的兴起,逼迫他们必须在手机上安装微信和QQ。然而,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他们使用网络社区的频率也不高。问:平常你们上网吗?通过何种方式上网呢?QQ、微信玩吗?答:上网我们基本很少上的,很少上网,手机可以玩一下的,看看新闻,QQ、微信也没像以前那么聊了,有一个群从早上7点钟聊到晚上睡觉,那段时间是聊得蛮长的,聊了好几个月,后来就断掉了,有微信后聊天就很少,基本不聊天,基本就看看新闻。问:那你们朋友圈的人多吗?浙江的多吗?答:那多了,有老乡、有战友、有同学、有以前的同事。有很多很杂了。问:那你上QQ的时候,是你开出租车的时候,平时还是晚上?答:上班的时候,一般不大会上QQ,很少聊天。现在微信都不大玩,玩腻了,这些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新鲜嘛,玩得很起劲。(其他司机:QQ也几乎都不用了。)问:那你在微信圈里,经常都和朋友们聊什么?答:吹牛啊,吹牛啊,哈哈!我们有工作的,又不可能微信上跟他们……,各个行业,你不可能讲那种工作上的事情,没法讲的。大家行业都不一样的。大家主要是聊聊天,吹吹牛啦。另外一司机答:关键是我们圈子太小了,要么就是开出租车的朋友,要么就是老乡,其他然后外面就懒得走,一天开车很累,走到很远的地方去。远的,偶尔就是电话联系一下,问一下怎么样。这个圈子里面太小了。也没时间。网络社区与流动人口个体化H市的出租车司机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尽管他们上网,也参与了网络社区,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在网络社区并没有太多活动,与社区中其他人的互动的内容就仅限于吹牛,互动的对象也就两类:要么开出租车的朋友,要么老乡。出租车司机在网络社区中的活动非常个体化。环卫工人基本不参与网络社区。原因在于笔者调查的环卫工人,基本属于年纪都比较大的一群人,他们对于现代科技的敏感度并不高。网络或者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对于工厂工人来讲,情况又会有差异。一位工厂工人如此回答:我现在基本是离不开网络吧,上班下班,基本离不开网络,我业余时间真的都是靠网络打发的。问:那你上网平时是在哪里上呢?答:我自己有电脑。在办公室就是工作电脑,回家就自己的电脑。我上网基本上就是逛逛淘宝,或是文学的散文类的。我的微信基本是同事、同学比较多,同事离得比较近,同学离得比较远,基本上是半年同学聚会时才能聚到一起。我的微信朋友圈不大,但我自己老是发微信,心情、动态都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发的。问:那你发的这些是点赞的人多,还是评论的多呢?答:评论的挺多的,一般是同学,都是些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也不会评你的。我的QQ、微信一般讨论的话题就是对以后有什么打算,然后不可能永远打工。我觉得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热点话题,对我的思想和行为还是有影响的,就是会跟着外面的形势吧。我比较喜欢追流行,今天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我比较喜欢跟着潮流走。我在QQ、微信中经常扮演的角色是别人有什么心事经常会跟我讲的。对于在工厂工作的流动人口来讲,他们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再加上工作性质的关系,他们呆在网络社区的时间也比较长。尽管如此,笔者通过访谈看到的是网络社区中的互动依然非常个人化,很少有群体性的互动,也很难形成所谓的社区意识或者群体意识。从对数据和访谈资料的考察,笔者发现在网络社区中的互动非常个体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网络社区的性质所致;二是网络社区中网友之间的信任很难建立。网络社区的性质首先是匿名性,匿名性使得在虚拟社区中活动的网友互动时面临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会阻止网友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和互动。其次,网络社区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这便使得加入社区的成员因为没有付出一些成本,而不会产生珍惜心理,再加上现实中工作的流动性,导致网络社区的流动性也特别强。网络社区的流动性使得网络社区成员的互动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碎片化”的模式。网络社区的这种“个体化、碎片化”的互动,导致网络社区成员之间无法产生基本信任。在吉登斯看来,“在个人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稳定环境和周围环境的基本信任…是从对个人的信任中派生出来的”[5](P99-100)。也就是说,网络社区中的个体化互动,既无法产生前现代社会中的私人信任,也无法产生现代社会中的制度信任。这种个体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吉登斯所说的“亲密关系的变革”[8](P101-109)。这种变革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毕竟亲密关系的获得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一个无法产生信任关系的社区,亲密关系也不会产生,那么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将更难形成。

四、作为个体化加速器的网络社区

正如阎云翔观察到的:“农村青年正努力紧跟城市主流文化,模仿他们认为是现代时尚的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喜欢时尚和娱乐,追求个人独立和幸福,沉迷于物质收益…他们对更为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及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9](P159)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进入城市,受到城市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接受了现代科技的洗礼,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与城市青年已经没有了鸿沟和差距。笔者在调查和访谈时,工厂工人身边的手机不断刷着微信,间或还在回复。这足以说明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与城市已经没有任何代差。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的同时,却面临着残酷的现实。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每一个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身上都流露出强烈的向上流动的愿望,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命运。但是,他们无力改变僵硬的结构和体制,只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换一个工作再换一个工作,学者用“漂泊化和失根”[10]群体、“短工化”[11](P2)群体描述他们的现状和困境。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从原有乡村社会结构中被抽离出来之后,无法重新嵌入到城市新的社会结构当中,出现一种被动个体化的过程。[7]在此情况下,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会认为网络社区是实现自我认同和突破僵硬体制的一种方便、快捷途径。然而,网络社区的匿名性、流动性、虚拟性特征却并不能支持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通过网络社区突破僵硬体制的愿望,反而以个性化、多样化功能让他们沉迷于其中,倘佯在虚拟世界的认同和对虚拟世界的突破中,暂时忘却现实的困顿,在这里实现了主动的个体化过程。一旦进入网络社区,每个个体就会完全分化。无论是从网络社区成员的虚拟身份,还是从网络社区中的交往方式、交往对象,甚或从网络社区中的自我表达来看,网络社区既非能够推动社区成员形成整体的社区意识,也非能够推动社区成员形成统一的社区行为,更谈不上通过网络社区意识和社区行为影响现实中的意识和行为。显然,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出现了一个“个体化过程”,而这个个体化过程包括被动的个体化和主动的个体化两个层面。网络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主动个体化的加速器。

作者:董敬畏 单位:浙江行政学院 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网络社区与流动人口个体化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