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研究范文

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呈现新特征

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动态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一是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加快趋势。根据联合国标准，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当。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趋势，我国未来很可能延续这一特征。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将从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呈现加快趋势。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11、0.13、0.16和0.18个百分点。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有见顶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年轻劳动力总量已基本见顶，全部劳动力见顶的时期预计也将临近。当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对偏低的年龄结构，在劳动力总量到达峰值后，预计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且温和的下降过程，不会太过剧烈。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使我国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但也导致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为8.37%，大致相当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韩国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1年我国为4382美元，而在相应年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别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龄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显。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显。四是社会抚养比离“拐点”趋近。从反映人口红利发展态势的社会抚养比来看，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但下降速度却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明显放缓，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收窄为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④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国总抚养比在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而考虑到目前总抚养比下降速度，预计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37%的水平，也即在未来2－3年，我国持续下行的社会抚养比将面临“拐点”。

二、客观看待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显著。因此，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变化，会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不容轻视。

(一)人口结构变迁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是不利的，这种变化将在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和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负面影响。一是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拐点临近，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现衰退趋势，虽然红利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消失，但也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将失去1/5－1/3的适龄劳动力。这一变化趋势将对目前依靠劳动力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二是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00－2011年，我国劳动力全行业平均工资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涨幅达到14.6%，①远超GDP增速。未来，随着劳动力总量见顶阶段的来临，现阶段就已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局面将会更加紧张，由此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食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连续上行，进而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上行造成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行经济体的历程所印证。三是严重削弱我国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二者都依赖于年轻、低端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的变慢和工资上升幅度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贸出口都带来严峻挑战，比较优势将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反映出来。四是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随着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资加速上涨局面的持续，会造成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人口供求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摩擦失业现象，将对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人口结构变迁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的正常调整，符合一般规律。这种调整在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需要正视。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我国而言，人口结构的变迁绝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就此终结。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虽然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顶点，但是相对于日本等经济体而言，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程度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日本为75.9%，而我国仅为50.5%)。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可以转化，劳动人口供应依然巨大。即便保守来看，我国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要有2.6亿的人口需要转移。这一过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时间。同时，虽然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从绝对水平上也仅为1952年美国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体距离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拖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从劳动力的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2.6%，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劳动力素质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即，数量方面人口红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质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弥补。而且，考虑到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还有一段时期的平衡期，可以说，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能够促进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口红利可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是指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后者则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为确保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这些储蓄增加了社会的资金供应，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会激发社会对相关产业(比如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的需求，对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也具有积极作用。第三，人口结构变迁引致的工资上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供求更加紧张，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动能，而这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向消费推动的方式转变。同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所引致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劳动者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增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态势，原先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由此会推动产业结构由我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由我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步伐，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逐渐显现的衰退现象也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做好应对。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畅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如何更加有效、更为充分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是扩大劳动力潜在供应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继续释放的关键举措。为此，政府要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以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稳妥调整人口政策，适度增加潜在人口供应，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进人口红利有序释放的重要方式。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遏制人口红利的衰退步伐。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得从数量上反映的人口红利有衰退迹象，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国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从1991年的1832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欧元，涨幅超过80%，其制造业依然在全球体现出竞争力，因为这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半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我国有着巨大的空间。

相关研究显示，现阶段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①因此，应将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作为维持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重要手段，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面，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三是迎合人口结构变迁趋势，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迫切。但是，增长模式转型不会因人口结构变化而自动发生，而是需要政府在正视和迎合这一趋势的基础上，予以积极调整和科学引导。一方面，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结构性减税、金融服务改进和财政支出优化等措施，扶持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通过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三高一资行业的调整力度，降低经济对重工业投资的依赖度。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化的基础上，对产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定位，尽量错开处于产业链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介于发达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水平的相关产业，同时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错位竞争。四是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提高就业匹配度。随着我国临近“刘易斯”拐点，整个社会的就业矛盾逐渐由总量矛盾变为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矛盾。在这方面，政府也要做好积极应对。具体来看:一是着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大学培养体系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更好匹配;二是鼓励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在职培训和对农民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各阶层劳动者的就业适应能力;三是加强就业信息服务，促进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更好衔接;四是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地区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通过引导人口流动与迁移和生育政策的微调，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地区的劳动力，有序流向人口结构已经老化的地区，进而缓解人口结构变迁的负面影响。此外，也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大力吸引国内难以满足需求的他国移民(美国人口抚养比的长期稳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移民)，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五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未雨绸缪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当前我国老龄化水平仍处低位，要抓住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是太深，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的有利时机，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抓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缴费和预期寿命提高调整养老保险支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养老金的统一筹划，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对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服务，进而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完善养老体系。同时，对医疗卫生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鼓励并促进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加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提高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覆盖面，确保所有老年人群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作者：陈秀梅韩克勇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