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文

［摘要］诗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例证。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对传统诗词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在话语创新上表现为:词中抒情主体的嬗变和壮美词境的开拓，从而开创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格律上继承性与创新性有机统一;秉承“诗言志”，又眼光向下;“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生动实践;豪放大气等美学特质。

［关键词］;诗词;话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1］同年底，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大量地引用诗词，用“诗人的语言”去阐释生平和思想。不难理解，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新中国开国功勋子嗣，自幼熟读诗词，在其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引用诗词的地方同样不胜枚举。如2012年2月14日，在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引用“风物长宜放眼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对两国的企业家提出殷切希望，勉励他们要心存大局，摒弃“小我”，推动中美两国经济的长期共荣和发展。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引用“雄关漫道真如铁”(《忆秦娥•娄山关》)，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砥砺前行;用“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阐释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得来不易，饱含艰辛、玉汝于成。本文主要探讨诗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创新。

一、诗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例证

作为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理论先行者，不仅诞生出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煌煌理论巨著，作为一个国学功底深厚的文人，他的这种情怀一样也体现在诗词中。诗言志，歌咏言。如果从早年的《无题•孩儿立志出乡关》算起，到1975年的绝笔之作《诉衷情》，所存诗词不仅数量可观①，而且时有精品问世，可谓诗人情怀、无诗不欢，树立起一个“经纶外，诗词不辍”的诗人形象，令后人高山仰止。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3］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讲，就是要把德国舶来的马克思主义入乡随俗，讲民族语言、说乡间俚语。这一点，的造诣无人能及，举凡文章、诗词，无不表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中国气象”，特别是诗词“极为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作者本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概而言之，诗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例证”［4］。然而，现存诗词作品中，词的数量和质量又略胜于诗。曾说自己“偶尔写过几首七律”，“(但)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5］。换言之，他似乎对于词更情有独钟。日本学者竹内实甚至认为，应该叫“词人”更恰当一些［6］。尽管诗词的形式是传统的，但诗词的内容却是马克思主义的，达到了一种盐溶于水、运化无痕的至善境界。

二、对传统诗词美学特质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如前所述，创作的“词”要略多于“诗”，而“词”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在马克思主义原典语言中并不存在一个相应的语汇来直接对译，在日语里，“诗”与“词”的发音差别不大。可以说，唯有“词”，是土生土长的地道中国语言。从对旧体诗词的改造，更可以透视出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臻于至境的功力。

(一)词中抒情主体的嬗变

传统词兴起于隋唐时期，是在近体诗确立之后，逐渐出现的一种“新变”的产物。作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学形式之一，词的主要功能在于吟唱，是由伶工依律创作后，交付“十七八女郎”“手执红牙檀板，浅斟低唱”。到了柳永，词的意境又为之一变，举凡城市风光、歌伎生活，无一不可入词，尤其长于抒写羁旅行役。词至苏轼又一变，他将词这种“诗余”的文学地位进一步提升，堂堂正正走进文学殿堂，成为可以抒写性情的“士大夫之词”。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的出现把“词”男性化了。而作为后起巨擘的，并不满足于此。他客观冷静地指出“婉约”“豪放”两种创作风格之短长:“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生厌的。”［7］下文以时间为序，撷取写给发妻的三首词，《贺新郎•别友》(1923年)、《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卜算子•咏梅》(1961年)作一分析。与妻子情意笃厚，但这种情感又非“昵昵儿女”，是一种“丈夫志四海”的职业革命家情怀。这在《贺新郎•别友》中流露得淋漓尽致。毛与杨虽是新婚小别，情所不忍，但为了革命前程，青年抛家舍业，毅然与妻子离别，“汽笛一声肠已断”，显然是新时代的新气象。1973年，已届古稀的“旧事重提”，把上阙结尾“重感慨，泪如雨”，改为“人有病，天知否?”;把下阙结尾“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8］51，对原句进行了较大语义上的修改，从而彻底摒弃了传统婉约词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但“重豪放，又不偏废婉约”，两者情韵兼而有之。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作者的情感呈现出“悲恸—纪念—高兴—宽慰”这样的脉络。对于发妻和战友柳直荀的牺牲，已没有了早年的“心有戚戚”，而是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后来章士钊问:为什么把称作是“骄”?答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8］56－57对妻子的英年早逝遗憾中充满崇敬，想象着他们在彼岸世界始终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就连嫦娥仙子、神仙吴刚都为英雄所折服，舒广袖、捧美酒，热情招待。在《卜算子•咏梅》中，将美丽的化身为“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她不骄不躁，却压倒群芳，令人心折。词的节奏和色彩皆明快、晓畅，令人不禁对女革命家的形象叹服。

(二)壮美词境的大力开拓与抒情

主体相对应，传统的词境偏于旖旎柔美，是一种“男子作闺音”，词的境界格调不高。词至稼轩，始出现壮美的意境和金戈铁马的真英雄。该词通过工笔描绘的几个军旅倥偬的场景，刻画出一位久经战阵、骁勇善战的英雄形象，或许也是词人自况。这种英雄可惜在后世的词作中并不多见，要么是文弱书生强作豪强之语，顿觉突兀;要么是赳赳武夫文白交杂，诗味阑珊。可以说，只有兼具“文采”和“武功”二美，才能写出这样的英雄之词。世所罕见的军事生涯和过人的词学功底，很好地继承了稼轩词的这一衣钵，又能多出蓝之作。这里我们以长征途中创作的7首诗词为例:《十六字令三首》(1934至1935年)、《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七律•长征》(1935年10月)、《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六言诗•给同志》(1935年10月)、《沁园春•雪》(1936年2月)。可以说，这七首诗词高度纪实地还原了长征途中的波澜壮阔。有行军途中踏遍千山的沧桑感，对山之高、山之险峻、山之绵延的譬喻无不贴切、生动。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一共翻越了二十多座大山，包括江西雷岭，广东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广西永安关、白茅隘，贵州紫金关、娄山关，四川小相岭、冕山、大相岭、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雷岗、腊子山、分水岭，甘肃朵扎里、岷山、六盘山。有激烈的战斗场面，“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令人感到战争肃杀之气氛。娄山关位于遵义城北的最高峰，是拱卫遵义的天然屏障。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成仿吾回忆:“我军猛攻娄山关高地点金山，经过肉搏，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然后连续冲锋，把敌人完全击溃，傍晚占领了娄山关关口。”后来回忆这首词的创作缘起:“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8］112有对红军大将的奖掖之词，鼓舞士气、提振人心。后来回忆:“战斗结束后，我回来时看到桌子上写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电报里的那一句，只是把其中的‘路险’写成了‘路远’，把‘沟深’写成了‘坑深’，我当即拿起笔来，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8］122据说在1947年转战陕北的时候，率西北野战军取得米脂县沙家店大捷，重新书写了这首诗赠与。有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环球同此凉热”。昆仑山，主脉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交界处，东段分三支伸展，其南支向东延伸后与岷山相接。因此红军长征时所经过的岷山，也可看作是昆仑山的一个支脉。后来回忆:“昆仑:主体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8］120也有胜利后的喜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其后自注道:“苍龙:，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8］121更有三军会师的笑颜逐开。长征胜利会师后，当年的亲历者吴玉章回忆道:(过岷山那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很快登上了岷山的山顶，从山顶远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大家很愉快地像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滩宿营地。在汉族人的热诚欢迎中，我们很快进入了村子。”［8］117这与“三军过后尽开颜”写的是一样的心情。还有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雄蛮之气。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作的这一组长征诗词，以其壮美意境的开拓，也足以横绝古今，为20世纪的中国诗词留下一座高峰。

三、诗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王国维有言:“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9］郭沫若评价的诗词是“经纶外”的“余事”。可以说，正好是把诗人和政治家的眼光统一起来，把词人的婉转绸缪和政治家的经世致用统一起来，在语用主体上变才子佳人为职业革命家，在风格意境上变旖旎绮丽为壮美阔远，从而突破了传统词的“情”“理”纠葛和意境藩篱，成为近代以来词的集大成者。

(一)格律上继承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有着丰富的诗词创作实践，他一贯主张诗词创作应秉持民族的传统形式:“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0］认为，格律不是束缚诗人创作的“镣铐”，而是授人以法的“向导”，“掌握了格律，(诗人)就觉得有自由了”［11］。有国学功底，这使得他在创作旧体诗词上游刃有余。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毛译东诗词集》中的“正编42首”为例，大多经过其本人的亲自审定和校阅。这部分诗词大体上能够严格按平仄、对仗等格律要求来创作，读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这是他能够继承传统诗词平仄格律的一面。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革命家气质，又使得他不拘泥于格律的束缚，体现出创新性的特点。有时甚至不惜打破音律，防止简单的“以文害义”。如“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的“仍”字为平声字，按格律此处应用仄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中的“八”字按“平水韵”系仄声，“八万里”成了“三仄尾”;《蝶恋花•答李淑一》上片用的是“平水韵”上声中的“二十五有”韵，下片用的是“平水韵”上声中的“七虞”韵。其实，只要大家熟读词史就会知道，就连苏轼和辛弃疾这样的大家，在部分词作的音律方面也会有不严谨的地方。关键是要处理好“求正”和“容变”的辩证关系:“求正”即尽可能恪守音律;“容变”即必要时可根据内容对格律作适当调整。为此，曾提议:现代人写旧体诗在诗韵上要适当放宽，时机成熟时有必要编一部新时期的诗韵表，供大家写诗时参考使用。

(二)兼济天下众生的入世情怀

诗词能够秉承“诗言志”，又眼光向下，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现实怀抱，实现了传统诗词从“小我”向“大我”的跃升。近代以来，传统诗词同华夏文明一样，曾一度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冲击，面临着“无用之学”的拷问。这种旧的文学创作形式，能否与时俱进，挟历史潮流而涅槃重生，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沉重话题。诗词的出现，使传统诗词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他的诗词紧扣中国革命、建设脉搏，与人民群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彰显出传统诗词的现代生命力，传统诗词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用它来反映戎马生涯，反映军事战争，这在过去的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可以说，是用诗词来写史，他的诗词与史事做到了双璧合一，也即诗史合一，是继承了杜甫精神的史诗作品，成为至今传诵不衰的重要原因。曾几何时，诗词家弦户诵、妇孺皆知，成为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推动了传统诗词的普及，使诗词真正成为土里长出来的果实，老百姓喜闻乐见，从“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三)“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生动实践和有力注脚

如前所言，词中的语用主体已经发生了重大嬗变，首次把人民的主体地位贯穿其中，成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学创作形式。有了这样的创作宗旨，诗词那些诗意盎然、脍炙人口的美言佳句，无不是以讴歌和赞赏人民群众为主要内容。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叹服工农群众所蕴藏的无穷力量。“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诠释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朴素的道理。“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对在旧社会罹患疾病的人民群众恫瘝在抱。“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赞美人民当家作主的今非昔比。在《贺新郎•读史》中，更是通篇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群众观点，“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对人民力量的赞美溢于言表。

(四)豪放大气的艺术风格

曾对自己诗词的艺术风格有过这样的评价:“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是湖南人，的诗词特色，如用湖南话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霸蛮”，即豪放大气。少年时曾手书一首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成功地塑造出青蛙性格耿介、嫉恶如仇的庄稼卫士形象，其中“如虎踞”“敢作声”等措词充满霸气，试想一个少年竟然有如此气量，令人不敢小觑。通观诗词，喜欢用表现豪迈情怀的大词，名词上喜欢用天、海、山;量词上喜欢用亿、千、万，特别是“万”字，引用频率较高。如“看万山红遍”“万里雪飘”“一万年太久”“万类霜天竞自由”。使用大词比较集中的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仅62字，却用了3个“天”、3个“万”、2个“千”，还有“冲霄汉”“红旗乱”“风烟滚滚”这样的大词，真是读后令人酣畅淋漓!再如《沁园春•长沙》，“万山”突出山之多，“万类”突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万户侯”突出青年的蔑视权贵，“百侣”突出同侪人数之众。这些大词的使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营造出一种豪放、开阔的意境和氛围。从词的发展脉络来看，诗词的横空出世，正好处于传统词的深刻变革期。前有秋瑾、柳亚子的鼓噪作势，以运斤成风的巨擘风范，成功解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无法解决的传统与创新的分野。通过对传统诗词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改造，以新的意境、新的语词开创出一代词风，成为传统诗词与时俱进、与时偕行的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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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64－267．

［11］郑广瑾，杨宇郑．诗话［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172.

作者：海珍1；张琼2 单位：1．太原工业学院，2．忻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