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范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广泛社会行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途径是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翻译文本。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间的关系，就是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接受与应用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

一、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的意义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不仅仅是为了陈述一个历史事实。由于的马克思主义观与翻译文本的密切关系，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有助于深化对思想的研究。思想是在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营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通过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外文文献而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的途径来接受并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其具体的思想内容与特征，总结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都无法绕开其对马克思主义中文译本的阅读、吸收与运用的问题。系统、深入地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弄清思想的理论来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异域文化来源，从国际视角来准确地理解思想，理清其思想脉络，避免把思想仅仅看成是民族化产物的狭隘观点。

其次，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和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然而，仅仅有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译本还不能说已经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只有在不拘泥于译本、结合中国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方法并且能够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才能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与应用上存在着严重的生吞活剥现象，由于过多依赖第三国际、联共(布)的指导，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进步缓慢，中国革命实践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上贡献最大的革命领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具体了解巧妙运用中国特色的语言风格摆脱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的语言局限性以及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利用好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有助于总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最后，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

自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对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的阅读与应用活动是与这一工作密不可分的。他特别重视正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这一工具，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编译工作就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文献篇目的选择上，在翻译过程中某些汉语对等词的选择上，都体现了这一需要。目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艰巨的任务。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问题，总结对翻译文本篇目的选择以及对某些中文对等词的理解中的具体经验与教训，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

二、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阅读翻译文本过程中形成与发展

从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是在不断阅读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形成与发展其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首先，早年是在阅读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文翻译著作的基础上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20世纪初，我国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并没有一个较长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过程。在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译本出版以前，我国仅有短篇或片段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来，刊登在当时的国内报刊杂志上。在湖南省会长沙就读湖南一师时的，虽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但在世界观方面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顾在这段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2〕按照在1936年跟斯诺的交谈中所述的情况来看，真正使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事件，发生在他率驱逐张敬尧的代表团第二次进北京后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翻译著作。他自己回忆说看到了三本书:“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由社会主义研究社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列宁十分推崇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原名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由新青年出版社于1921年1月在上海出版;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由新青年出版社于1920年10月在上海出版。从这三本翻译著作出版的时间来看，三本翻译著作均出版于1920年离开北京以后，表明存在着记忆上的错误。但根据黎锦熙的回忆，1920年1月，他到任社长的平民通讯社看望后者时，发现香案上有一大堆有关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并且“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4〕。根据罗章龙的回忆，第二次来北京看到的《共产党宣言》，是他们翻译的油印本，“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这充分证明，对三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著作的系统阅读，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性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言，通过阅读三本翻译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次，革命战争年代，是在抓紧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翻译著作过程中不断提高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工作受到极大的重视。于是，《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被全部或部分翻译为中文，纷纷出版;瞿秋白翻译的歌列夫《新哲学———唯物论》、李一氓编译的《唯物史观原文》及《马克思论文选译》、上海亚东书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片段》等马克思主义编译文献问世。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翻译著作大量问世的同时，自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却因领导武装斗争而远离都市，难以接触到这些书籍。于是，他就想方设法搞到这些书籍来阅读。

当1932年4月率领红军攻下福建省的一个大城市漳州时，他就将位于这座城市的福建省立第三中学所收藏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搜集起来搬走了。根据回忆，这些书籍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6〕不久，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在遭受打击的同时也有了闲下来读书的机会。1957年，他曾经回忆当时读书的情形:“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7〕长征途中，即使生病躺在担架上，仍然手不释卷，不停地读马列著作。延安时期，由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读书环境，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翻译著作上花费了更多精力。这一时期，他在阅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和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译著方面，用功甚勤，还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批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欢阅读列宁的著作。根据延安时期给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

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更多地在阅读与批判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书籍中进一步提高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央编译局的成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组织工作更加有力，翻译力量更加强大，翻译著作的数量与质量得到了空前提高。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并且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后，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然而，他仍然没有放松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在有更多可供阅读的书籍的情况下，更加勤奋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译著。从逄先知在《读马列著作》一文中提到的1959年10月23日为外出阅读所需开列的数目中，我们可知，其中就包括了《资本论》、《马恩文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等马、恩、列、斯主要著作及《联共党史》、尤金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概要》等马克思主义译著20余种。〔9〕由此可见，阅读马克思主义译著已经成为其读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特别重视学习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济学著作。这一时期他阅读得较多的是《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著作十三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译著。1959年退出国家领导一线以后，又以批判的眼光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译本下册作为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点。他不仅召集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与之组成阅读该书的读书小组，而且号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来读这一本书。1963年，又向全党提出了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由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使自己在马克思主义观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而且还在全党全国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

三、善于结合中国的传统与实际，使摆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的束缚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在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中难以避免的文化差异性问题。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革命经验，努力摆脱翻译文本局限性的束缚，在理解、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不拘泥翻译文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从翻译的本质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外文翻译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跨文化交流过程。生活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写作者、翻译者和阅读者们，对于许多特定理论词汇的“所指”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因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来说，由于其影响力波及全球，同一“所指”在多种文化背景中的书写、转译现象是其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作的理论著作来看，除70%左右是用德语写作的以外，还有用英语等其它语言写成的著作。在接受从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阅读的是经过日语、俄语转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在经过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成的语言之间的多次改写之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本就可能存在着与原初文本的一定程度的失真问题。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国翻译者们也难以跳出文化传统对文本理解的制约。因文化上的差异而造成马克思主义中文译本在理解上的偏离也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中文译本的阅读者们，将可能把因译者文化背景局限性造成的问题在实践中变成不恰当的行动。因此，阅读者们自身所拥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状况，对于翻译文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作用发挥的优劣程度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接受过系统的旧学训练，阅读过大量传统文化文献。“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

不仅阅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也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文学名著。他从大量的经史子集的阅读中获取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营养，具有极为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为消化、吸收经过转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平台。他在理解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总是十分自如地将中国历史典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在带有浓烈的外来文化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中注入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使之更能符合中国人惯有的思维方式，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工具。在《矛盾论》中，用《三打祝家庄》这一故事，讲解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观点，反对片面地看问题。他还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还用老子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事物中存在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道理，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多次以中国历史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著名战例来说明正确的主观指导可以实现以弱胜强以及战争中选择战略退却等军事辩证法的哲理，用围魏救赵等战例说明战略防御等哲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是摆脱翻译文本局限的再创造，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研读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最大限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虽然马克思主义中文译作所阐述的都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从具体内容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领袖的论述主要又是围绕西欧和俄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而展开的。因此，要用这些翻译文本来指导中国革命，不仅需要对原著的准确理解，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与方法。把这些著作看成不变的教条，机械地搬用其中一些句子，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对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从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翻译文献起，就看到了这些文献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时空差距，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理解运用这些文献。他在回忆1920年最初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感受时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曾经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革命道路的却屡屡受到排斥与打击。由于教条主义者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出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把这一时期的教条主义叫做本本主义。对此，他专门撰文批驳本本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这篇丢失了的文章重新找到后，有感而发，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了由于教条主义没有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因而不能解决问题。他说:“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延安时期，在的大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此，他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他又指出，一个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著作背得烂熟的人，还是不能算理论家。他说:“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由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神圣不变的教条，没有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翻译文献，而是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才对中国阶级状况做出了准确的分析，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建立统一战线等创新性的革命举措，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全国政权。最后，善于用中国特色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翻译文本的局限性。

作为跨语际的交流形式，翻译过程是通过寻找存在于不同语言中的对等词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中文翻译中，由于翻译者个人在政治立场、理解水平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词汇的中文对等词的处理就会出现明显的差异。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翻译者们就曾经用“劳心者”与“劳力者”、“豪右”与“细民”等显然词义相差较远的词汇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等词。在德文的中文翻译中，同一词汇上对等词的差异，较为有名的还有“消灭”与“扬弃”、“终结”与“出路”等。同时，由于有的译者在翻译中还使用了与汉语习惯表达有不小区别的欧化语句，也增加了阅读者的理解难度。因此，在所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中，在语言表达方面总是难以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完善之处。显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中所存在的词不达意与表达生涩古奥等现象，在向广大干部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常常不是简单地沿用翻译著作的语言表述，而特别喜欢用中国人较为熟悉的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曾经用知行关系这一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作为对等词来表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他还利用《三国演义》中的一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用来说明人的认识过程。他说，这句话指的“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不仅如此，还明确反对当时在党内影响极坏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党八股文风。在他看来，党八股“言必称希腊”、“语言无味”，是非常有害的，必须坚决制止。于是，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倡导用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风格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经过全党的努力探索，摆脱了翻译文本在语言表达上的不足，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者：龙仕文 李璇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