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教育法学的现状和展望范文

一、我国教育法研究关注的主要课题

（一）受教育权中的法学问题

教育法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主要体现在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应如何予以保护和保障的问题上。具体而言，它又涉及以下三个层面：

1.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理论问题研究

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指的是作为与生存权同样重要的学习权的保护和保障，它也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基本内容。目前国内教育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权的历史演变、教育权的分类、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与父母教育权的关系及行使权利的模式、教师的学术自由与教学权利的保障、教师的教育权与惩戒权、父母的教育监护权与择校权、父母的教育监护权与学校参与权，以及受教育权的概念、性质、内容、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保护等。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将教育权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形态，即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并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试图说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教育权的逻辑起点，而不同社会形态中公共性原则的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则是推动教育权发展的基本动力。

2.受教育权的实现途径问题研究

就目前国际社会对公民受教育权保障所达成的共识而言，它不仅应存在于具体的法律文本或条款之中，而且应存在于现实生活与具体事件之中。因此，对于受教育权的保障也就更多地集中于实现途径乃至实现方法的研究上。从教育法研究的现状来看，又主要聚焦在受教育权的可诉性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受教育权利是一国之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面对当前的司法实践，一般公民（包括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在受到侵害之际却难以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还有学者认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又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际法关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二是国内法关于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在自由权层面及形式与平等方面都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因而具有可诉性；但在社会权层面，却只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权和免费就学权具有可诉性，其他方面的侵权行为则难以得到相关法律的惩处。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权利，如何提高受教育权的可诉性程度成为保障受教育权的一个基本手段。目前我国的具体状况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受教育权纠纷可由双方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但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起的行政诉讼则会受到被侵害的受教育权性质的影响。因此，在具体受教育权的诉讼途径上，学者们的呼吁较为强烈，他们提出应通过不同途径来实现受教育权保障的设想，如建立宪法司法化制度，明确规定宪法基本条款具有司法效力；设立宪法法庭，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或制定单行法等，以使教育侵权案件得到应有的保护。

3.学生学习权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受教育权的研究不仅只停留在宏观层面，而且比较多的延伸到了微观层面，尤其是对学生学习权问题的关注。如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学生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的变化，并同时从学生对传统学校管理制度的质疑与挑战出发，提出学生已经从“传统的被管理者逐渐转变成独立的权利主体”的观点。除此之外，有学者还从理论层面对学生权利的框架结构和内在的基本内容以及学生权利的保障机制等进行了讨论；也有学者从学校管理的现实出发对学生权利与学校管理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应该确立平等的法律关系，乃至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等。有的学者还从现实案例出发，对学生具体人格及学习权保护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有学校将学龄儿童拒之门外的问题，有学校为了升学率而强令升学无望的毕业班学生提前毕业的问题，以及因错误记载学生档案而致学生毕业或就职遭受歧视的问题等等。

（二）教育管理中的法学问题

教育法的应用性还表现具体的学校管理实践中，因此，有些学者对教育管理领域的法律现象进行了研究，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与应用

学校的法律地位是指学校在法律制度中的定位及其权利、义务、责任、能力与无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学校法律地位的研究，有学者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如提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应具有“特别公法人”的地位，其与政府应构成以法律监督和行政指导为基本内容的法律关系，与教师、学生则构成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同时作为特别公法人，公立高校应当遵循行政法的法律优先原则和部分遵循法律保留原则，适度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并有限度地接受司法审查的见解。还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对涉及教育法的学校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从产生了纠纷的学位获得与授予案例中去研究如何区分学校的自主权与教育行政的管教权问题；又如从教师的聘用纠纷中去探讨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问题；再如从教师聘任制的实施中去审视教师聘任合同的公法控制问题等。这些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研究，都为学校管理的法律地位及法定职责与义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2.校园安全中的法律问题

对校园安全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也是当前教育法研究的一个热点，由于涉及到校园伤害事故的方方面面，因此更是受到社会与学界的普遍关注。以往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往往通过民法或侵权行为法来调整，但由于学校与学生之间还存在着根据教育法形成的公法关系，因此简单地把它归为民事关系实为不妥，而两种关系的错综交织又使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划分和处理比一般的侵权行为更加复杂和特殊，因此研究的空间也非常宽广。尤其是2002年教育部起草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后，对于校园伤害事故的研究更加引人关注。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一般对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特征、归责原则、过错认定、责任性质与构成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又特别对校园暴力、校园性侵害等特殊伤害事故及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实证调查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学校安全管理的理论。

3.社会力量办学的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教育的产业化问题、教育与市场及商品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亦从理论问题转入了实践领域。尤其是社会力量办学的逐渐兴起，民办学校的产生与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办学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而对其发展环境和制度创新应如何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也同时受到教育法研究者们的关注。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办教育更是集中在对民办教育及民办学校法人化问题的研究上，其具体内容包括民办学校的法人性质和法人制度建设、民办学校财产权制度的确定和安排、民办学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以及民办学校教师权利的保障等。不过由于民办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滞后性及敏感性，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三）各级各类教育的立法问题

教育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教育立法研究，教育立法不仅是教育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发现，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教育立法方面的论文较之前十年增加了近一倍。在快速增长的教育立法研究中，国内研究者把目光主要聚焦于对我国教育立法的历史、教育立法的依据和原则、教育立法的价值取向及科学化、教育立法与教育行政的关系、已颁布法规的文本价值与实践跟踪等方面的深入探讨。而在教育立法的实践操作层面，学者们则对来自各个教育领域的立法要求予以了强烈关注，如学校教育、终身教育、学前教育等的立法问题。其中尤其对我国目前教育立法工作中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一是我国教育立法建设的基本框架尚不完善，教育立法的覆盖面不广，甚至还有许多重要的教育法规没有出台；二是即使已颁布的教育法规，在立法质量和具体内容上仍然存在一些诸如立法条款过于原则、简单，过于抽象或不具有可诉性的问题。

（四）各级各类教育的行政执法问题

“执法必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亦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宗旨。因此，各级各类教育的行政执法问题也就成为教育法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行政执法理论的研究

教育行政执法不仅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贯彻执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的根本途径，更是促使教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近年来，学术界对教育行政执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所发表的成果亦涵盖了教育行政执法的概念、主体、特征、地位、作用、分类以及形式等各个方面。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学术界在教育行政执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上并未取得一致，对许多核心问题的看法依然各执一词，无法取得共识。如以“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为例，就呈现了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应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工作人员”，或“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及其他相关行政部门”，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个人，受委托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都应包含在内才能体现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完整内涵。毋庸置疑，教育行政主体在理论上引起的争论，实是根源于教育行政主体在实践层面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又加剧了理论的纷争与歧见。笔者以为，产生歧见并非是一件坏事，它可以加强学界对教育行政执法若干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关注与重视，而研究者们亦可通过这样一种良心的争辩和思考去寻求符合客观现实的结论。

2.教育行政执法实务的研究

诚如以上所述，由于教育行政执法是国家管理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运作问题。而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亦早已深入到了实务性领域。在当前，学界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教育行政执法实践的现状、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既有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发进行探讨的，也有以某地区为例而潜入微观层次予以研究的；既有涵盖教育各个领域进行整体概括的，也有对教育某一具体实践予以深入反思的。比如关于教育财政的执法以及涉及教育行政执法的责任界定和追究等，就是当前教育行政执法实务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重点问题。对此，学界也积极地尝试将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通过确立责任制的形式交付给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予以实施，并明确规定执法的内容、要求、考核与监督等措施，以为推进科学而有效的教育行政执法做出一些务实性的探索与尝试。

3.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研究

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一个民主的政体不可缺少监督的机制，换言之，监督已经成为民主的重要和必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亦可以理解对教育行政执法的监督为何会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依法治教重要一环的基本理由。与教育行政执法实务的研究相比，学界对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研究则要浅显许多，目前，还基本停留在关注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地位、作用、方式以及中国教育行政监督现状的反思等初级阶段。而且仅有的一些研究与探讨，其视角与教育行政执法实务的研究相比，也要单一许多。尤其是对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研究、主体及其功能与方法的研究等都鲜有涉及，而后者才是对实践的推进与改善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简言之，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学界对教育行政执法监督的研究还缺乏重视，研究成果也十分贫乏，许多研究空白需要去进一步探索与填补。

（五）教育领域的司法救济研究

二、我国教育法研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新世纪我国教育法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丰富和深化，其对于教育法的实践应用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参考，无疑，这些都体现了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法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教育法学科体系尚未形成

教育法学作为一门教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自创建之初就大量借鉴了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法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积极融入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教育法学在自身的发展中理应形成自身的话语方式和理论知识体系，并给宪法、行政法和法理学等其他学科提供知识上的回馈。但是，对于教育领域中可以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法理学问题，教育法却没有进行视野上的开拓，也没有进行知识上的提升。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教育法学也还没有形成自己具有独立性和反思性的批判精神，而仅仅成为了教育法的解释者或附和者。有学者指出，仅仅为教育法作解释和宣传服务,还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法学。由上可见，在学科体系及研究内容上，教育法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相对完整的结构体系。

（二）教育法的本土生成性研究不足

对于教育法学研究而言，比较法研究是较为常用的方法，如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国教育法的借鉴与研究就为许多学者所采用。但在现有的比较法研究中，比较多的还是侧重于法律规范的比较，缺少对教育法律制度在该国的功能、历史文化背景及现实运作状况的分析，缺少教育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固然，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的起步较晚，通过对他国已有教育法的借鉴，以及求助于它国的教育法学研究成果来解决本国的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教育法研究比较成熟、教育法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研究成果更应予以吸收，它对于我国教育法学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帮助。但一国之教育法律法规毕竟是本国教育管理经验与传统的沉淀，它与本国的教育实践、立法体制、司法体系以及国民教育法律体系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特点要求教育法学学科应更注重研究过程的本土性、生成性以及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因为这不仅关涉到国家的教育主权问题，而且还关涉到教育法律的本土化与科学性问题，关涉到教育法律指导与规范教育实践的实效性问题。

（三）教育法实践研究的操作性不强

正如上文所述，法学原本就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学科，其对实践起着最直接的指导作用。但现实的状况却是，目前的教育法研究大量充斥着对规范文本的诠释与说明，存在着重“文本中的教育法学”研究而轻“行动中的教育法学”研究的倾向。尽管近年来，教育法学研究在基本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这些成绩远不能满足教育立法与教育司法实践对教育法理论的诉求。换言之，目前教育法学的“可诉性”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而法律规范的效力又涉及到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值得民众遵守的问题，因而其实效性的应用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教育法的强制性和合法性上，对于教育法实施的困境与可能性则显得相对冷落。而实施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却是教育法效力实现的关键所在，如果缺乏了实施的可行性，那么教育法规尽管具有有效性，但却不具有实际的效力。因此，无论是对于教育法可诉性的深入研究，还是对于其可诉性如何给予贯彻实施的探讨，都是教育法研究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我国教育法研究的未来展望

面对教育法研究出现的困境与挑战，我们应从基础理论、价值取向、内容框架等方面加以重新审视与突破。首先，重视教育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十分重要。由于我国的教育法仍处于学科完善时期，因此对于未来教育法学的研究目的和价值基础、教育法律关系的完整解释、教育法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以及教育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教育法的元理论问题都应给予系统而明确的解答。其次，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应当更加注重与加强对公民应该具有的教育权利与义务的实际研究与分析。当前，教育法学的研究大多趋向教育法法理层面的探讨，毋庸置疑，教育法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持有理性的价值取向，但是中国的教育立法研究与实践并不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也不健全，这就使普及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换言之，执法、懂法以及对教育法规的正确认识和强烈意识应是当前教育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与使命。因此，在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中，应当努力通过“教育价值的法律化”和“教育法律的价值化”去实现教育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动态研究与动静结合研究的有机统一与整合。第三，应进一步加强对实践层面需求的关注，更加注重解决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对教育领域的渗透不断加强，而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又使教育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一旦来自社会的现实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起来，就使教育主体的矛盾更加纠纷丛生。因而对于政府、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加以规范与调整，并使其处于有序而良性发展的状态，就非常重要。除此以外，通过什么手段和方式进行调整？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法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又是什么？教育相关主体的权利应如何在教育实际生活中真正得到切实保障？若有侵权的行为，侵权者又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违法者应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受害者如何获得真正的法律救济？这些关乎教育公平及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一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仅提出设想还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它更需要教育法学研究者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帮助社会形成规范和正义，而这一过程也将推动中国教育法学学科的发展。

作者：黄欣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常务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