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学对教育功能的影响范文

一、传统法学教育功能偏离农村需求

因我国长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分立”，法学教育服务功能的发挥亦局限于城市，忽略了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秋菊的困惑”里所呈现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问题，即在“送法下乡”图景中，农民只是法律的“他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被迫应付法律、逃避法律，甚至对抗法律。可较少关注农民能否获知法律知识及法律意识如何产生，能否获取“法律服务”来“接近正义”。因为司法的高成本使穷困的农民对通过司法来“实现正义”常常望而生畏。法律援助制度常因经费紧张和人员短缺而难成气候，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数仅为25.3万件，而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全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且现在开展法律援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县级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十分有限。如上所述，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农村对法律援助需求量最大，而高校法学院的法律援助恰恰最不重视甚至是直接忽略了这些地方。帮助农民提高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都应该为之有所贡献的一项重任，大学的法学院理应有所作为。为了适应农村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一些大学依托法律诊所形式为“三农”服务。目前，国内成立的专门以“三农”为教学和援助对象的法律诊所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北大——迁西法律诊所”、西北政法大学的“农村法律诊所”、华中科技大学的“农村与农民法律诊所”、武汉大学的“农村司法法律诊所”等。但仅依凭几个大学提供的法律服务并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法律需求，必须推而广之，将此任务赋予中国的法学教育。

二、法学实践教学实效的欠缺

在中国，大学体制本身弥漫着浓厚的行政化气息，教学计划制定和专业课程设计均需层层审批，大学教育则是在戴着镣铐跳舞。现行中国法学的实践教学可谓蓬勃发展，尤以诊所式教育和案例教学为甚。可纵观当下各种实践教学，亦存有诸多不足。

1.法学实践教学设计偏离目的如果将法律教育的阶段做简单的划分，大致有三个阶段：“满堂灌”式的传统教学阶段；“案例”教学阶段；诊所法律教学阶段。而就本质的变革而言，实质有两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和诊所法律教学阶段，因为案例教学实质乃是传统教学的一种辅助方式。案例教学的最大弊端在于对“案例”的“裁割”，无论是转述书本上的案例，还是教学者亲历的案例，实际上都有一个“讲述者”对案例进行“裁割”的问题，亦即根据讲述的需要，把复杂生动的案例删减成只有讲述者所需要的“主干”部分，让学生失去了“筛选”的条件和机会。因为只有在繁复、交错和真伪并存的个案材料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和抽取其中的材料，才能使案例教学变的有意义。为克服此弊病，法律诊所式教学应运而生。法律诊所被引进中国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课堂理论教学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为了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以克服法学教育中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突出现象。但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教育的运作，基本上是将诊所法律课当做一门课堂上的“课”来上，在方式上通过拟制案例或真实案例的再度模拟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其实，这种做法在实现诊所法律教学的目的上助益不大，它不仅模糊了诊所法律教学与案例教学的边界，还模糊了与模拟法庭训练的边界。将诊所法律教育从课堂上“解救”出来，让它回到实践中来，真正的、大部分的诊所课应当在真实的个案中通过学生的思与做，让教师“以案说法”。即在真实的个案中，在学生参与的每一个环节中加以指导和讲授，去掉诊所课堂的“拟制”案例，去掉诊所课堂的“模拟”与再现，将课堂上的诊所“回归到实践”中去，将课程与实务合二为一。

2.法学实践教学范围、场所狭窄以上所讲的实践教学手段，尤其是诊所法律教育面向的学生非常有限。几乎所有高校法学院的法律诊所开课并非面向全体学生，而必须通过“面试”从广大学生中“择优录取”，所以落选的学生就受不到诊所教育“光芒”的普照。这其实关涉了诊所教育是普化的实务教育还是精英化教育的问题，如果把诊所教育定位为一门加强学生实务技能训练的课程，就应该由全体法学院的学生必修。法学实践教学尤其是诊所法律教学面向范围狭窄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经费支持不足、教师配备不齐及案件来源非常有限是主要原因。除了实践教学面向的对象狭窄外，依然存在实践场所的狭窄问题。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场所绝大部分固定在城市，比如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或法学院的诊所办公室。诊所法律教学所解决的纠纷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城市人之间。在我国农村社区，尽管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3，但很难成为各高校诊所法律教学的实践场所，在农村或针对农民的法学实践教学基本上是缺位的。这就使得法学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场所狭窄，同时法学教育在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服务功能上大打折扣。必须寻求一种新的路径，使得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学教育功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较好的衔接。

三、送法下乡：纠正法学教育功能偏离的实践教学之途

送法下乡不仅可纠正法学教育功能的偏离，亦可拯救农民对国家法知之甚少之现状，也可丰富法学实践教学途径。

1.送法下乡的传统解读自等在1996年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蓬勃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下乡”活动。高校法学院亦积极发挥着自己的能量，广泛开展了送法下乡活动。一方面可以尝试变革法学教育的法学理论“满堂灌”现象，另一方面可以服务农村。但传统意义上的送法下乡局限性较多：一是送法下乡的“法”仅仅是国家法，尤指国家制定法的条文，一味强调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征服，国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村民社区除了乖乖服从外别无选择，如此冷冰冰的“高姿态”招致村民社区的反抗，送法下乡的效果不理想，往往演变成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形式。二是传统送法下乡只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送法下乡的形式更多的是普法宣传，甚至比较少有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几乎忽视了对村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使“送法下乡”永远停留在村民社区被动接受的局面，很难主动“迎法下乡”。

2.送法下乡的新形式：农村法律诊所的建立社区法律诊所是美国法学院最初创建的诊所形式之一，它是在穷人（或称弱者）多而律师力量不足的地方，将法律诊所的援助资源投入于此而开展的诊所类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始终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以农民为法律服务对象成为社区法律诊所教学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法律诊所教育不断深入地推动下，一些国家的法律诊所教育进一步发展出专门为农民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农村法律诊所”。在我国，农村法律诊所在具体运行中一定要注意如下问题方可实现其促进法学实践教学与教育功能契合的初衷。首先，农村法律诊所应该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思维模式。

那种抱着居高临下“帮助”的观念，实质上失去了援助的价值，所以必须尊重农村社区原有的治理方式，平等地与农村社区就其存在的制度问题、规范问题、法律纠纷等进行对话，不能认为完全按照法律诊所的教学设计运作或无偿提供的法律服务才有意义，而那些被农村社区已经长期运用并赋予其规范作用的“土政策”、“土办法”等经验的典范却被忽视了。法律诊所应该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思维模式，注重从农村社区挖掘、抢救、整理农村自我组织、建设、发展的经验。其次，农村法律诊所的教学模式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农村法律诊所课堂教学活动通过Seminar形式展开，Seminar可译作讨论会、讲习会，是在欧美大学课堂中流行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其核心是充分挖掘课程参与者的学理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互动，从而深化对某一主题的认识，实现学生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达到‘学有所获、教学相长、日学日进’的教育目的”。

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提供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材料，创设出情景，学生据此发现并提出问题。农村法律诊所的实践教学，是让学生带着特定社会角色和任务去实践。这些特定的角色就是在不同场所，以社会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参与，这些任务是在教学计划中预设的，也是在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自我评价和教师需要检验的专业技能，一般具体包括学生在选取的村点或其他法律援助站点提供法律咨询；特定人群的诉讼、非诉讼案件；农村法律问题调研；模拟法庭等。布鲁纳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却不同于经验，“知识是我们构造出来的一种模式，它使得经验里的规律性具有了意义和结构。任何组织知识体系的观念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使经验更经济、更连贯”。

最后，农村法律诊所的评估具有特殊性。农村法律诊所的评估具有评估方式的多样性和评估指标的不绝对性。评估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反馈、综合能力自我评价、书面总结、课堂模拟、专家考核和定期的结项会活动等。传统教学评估中的指标大多是指数、规格或标准的硬性规定，从而造成评估结果往往是为了迎合“指标”而含有虚假的成分，使教学评估成为了“走过场”。农村法律诊所教学评估本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的宗旨，将教学评估作为改善教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服务于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教学方法。因此，农村法律诊所的教学评估除了考勤有明确的规定外，大多数指标只是一个相对的范围，评估中会依据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而不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定。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必须从通识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转型的最佳选择便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加强法学实践教学。建立农村法律诊所是丰富法学实践教学方式，促进法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重要途径。

作者：阮丽娟田开友单位：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