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反腐败思想的时代价值范文

一、反腐败思想的主要特点

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对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的思想教育，注重从思想上预防党内出现腐败现象，坚持教育为主，惩治为辅，在他看来，对人不能“不教而诛”，教育才是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的治本之法。对此，他告诫全党要“具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认为只有通过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教育，才能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进一步认识，以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才能克服党内的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并在实践中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以此造就清新、廉洁的党风和政风。

2.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教育。这是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和最伟大之处。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社会建设中，多次强调，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他指出，“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并确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从人民主体思想出发，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始终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并认为坚持了这一最高标准，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3.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酸菜政治”理论，他强调“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其实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以此为指导方针，教育全党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就要继续“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4.以身作则、以实倡廉的榜样示范教育。十分重视榜样示范作用，号召人们“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刘胡兰、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人为榜样，见贤思齐，树立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作风和性格。不仅是廉洁奉公的倡导者，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践行者，他一生清廉，痛恨腐败，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也从不例外，一直严格要求，他希望“所有同志，……不要翘尾巴。要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当时，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他的影响下，都成长为廉政的表率。这对推动全党廉洁从政，遏制腐败，防止腐化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5.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他认为，“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他成功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领导党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保持了党的清廉和良好作风。

二、反腐败思想的历史局限

综观的反腐败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为反腐败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方法得当，意志坚定，效果显著。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深受传统的人治思想影响

深通中国古代历史，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他对中国古代二十四史和五部古典小说的点评，以及他创作的大量诗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些传统文化对他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于是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与“人民主体”思想相对立的“官主权思想”。受此影响，在潜意识中就把自己看成了“为民做主”、施行“仁政”的至高无上的救星和党的化身了，因而任凭人民群众对他高唱赞歌，大跳“忠字舞”，他总是居高临下，多次强调要“施仁政”，要“施大仁政”。1957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群众是孔明，领导者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可见，在无形中，他就把自己和干部看成了社会的主体，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是相矛盾的。

（二）过多地注重思想教育，制度建设不足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把主要来自落后的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改造成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时，始终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思想教育，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比较好地处理了党员成分构成的复杂性和党的性质的辩证关系，从而保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殊不知，人的思想是很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外部环境变了，或是领导者的注意力和看法变了，思想就容易随之改变，“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可见，“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纵观的反腐败历程，虽然他认识到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他“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也没有把制度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因此，腐败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腐败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三）方式上惯于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极其善于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并在实践中把这一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在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引领下，极力给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好处和利益，这时号召人们进行革命斗争是一呼百应。这在民主革命时期，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但在反腐败的实际中，却惯于并熟悉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首先，他认为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反动、腐朽阶级的存在及其作风和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只要这个阶级存在，其影响和腐朽就不会消失，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相反，他认为，只要“在农村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其次是阶级斗争思想。认为，党内的腐败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党员、干部，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对此，“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并认为，只有坚决打击贪污犯，“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到1963年5月，杭州会议上，更是明确地把反腐败斗争当作阶级斗争，把腐败现象的滋长看作是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到后来，他便亲自领导并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企图通过天下大乱的阶级斗争方式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显然，在分析腐败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方式上，只看到了外因，没能抓住实质，认识是不准确的。

三、反腐败思想的时代价值

在治理腐败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为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正如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都要把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

（一）从党的建设的自身规律看，的反腐败思想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天，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更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党在执政后，对腐败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曾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十六大上也强调，“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由此可见，党越是长期执政，党内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固步自封等倾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许多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可乘之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党的队伍；有的地方和部门治党不严，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得不紧，管理和监督不力；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在此形势下，要在的反腐败思想和方法指引下，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既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又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有利于实现党的执政的历史任务。

（二）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看，的反腐败思想对于今天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在由低水平、不平衡和不全面的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城乡、区域间的差距拉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收入分配等问题突出，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党，“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否则“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认真整肃吏治，加强反腐倡廉，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从党应对国内国际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实际看，的反腐败思想对于今天党反对形形色色的“和平演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世纪新阶段，党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出现了多样的经济利益和多元的社会思潮。国际：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盛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和渗透破坏的战略企图更加强劲。在如此多变、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员干部中一定会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浪费挥霍、损公肥私、争名夺利、贪污腐化、权钱交易，出卖民族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等腐朽思想。这些严重地警示我们：务必对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绝不能有丝毫妥协退让；务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坚决挫败各种“和平演变”的想法和做法；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本文作者：李光胜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