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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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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世事变迁,新自由主义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社会实践方面,已经全过程地演化,其矛盾和恶果已在世人面前充分地展现,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如今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社会人士也纷纷“揭竿而起”。今天,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有必要把新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背景、性质、特征、恶果、一定的历史作用和它对我们的影响做一番梳理。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并成为西方大国国策的历史背景

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一种经济学派、一种理论模型而出现的。后来,经过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欣赏和接受,逐渐转化为经济政策和方针。最后它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成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政治工具。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其直接原因是契合西方内部的需要。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诞生于二战之前,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之所以它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受到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青睐,主要是二战后推行了二、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已是矛盾重重,主要表现是:1.经济滞胀,西方经济整体陷入困境,尤其在石油能源危机后更是如此2.财政赤字累累一方面刺激经济需求导致各国财政开支巨大,赤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当年社会主义国家生老病死有保障的政策竞争需要,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福利主义,前吃后空,造成国家债务累累。3.国有化的弊端显现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向左转,许多国家号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西方的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人们的劳动热情逐步低落。其次,从西方外部情况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迅速传播和扩张,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思想僵化、体制机制弊端日渐暴露,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就知道,作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两位资本主义“中兴”的代表人物——里根、撒切尔夫人,接过新自由主义学说、思潮,并将之转化为国家方针、政策。对内来说,是克服凯恩斯主义弊端的工具;对外来说,先是所谓帮助拉美国家转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办法,后来主要是打压社会主义国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工具、武器。

二、新自由主义的特

征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演化为西方大国的方针政策后,其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1.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即使私有制有缺陷,也比公有制好,要长期、持久地坚持私有制。并竭力攻击公有制、国有制,反对国有企业。在新自由主义者的心中,市场经济始终与私有制捆绑在一起,这是他们的逻辑起点,是他们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因此,根据这一逻辑,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凡是要搞市场经济的,必定走彻底私有化的道路;同时,对凡是坚持公有制、国有制的国家,必定攻击之、打压之、丑化之,为他们描绘出悲惨的“下场”。2.极端的自由化市场、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鼓吹彻底私有化的另一面,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更全力反对政府调控。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反对凯恩斯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调节、计划经济设想,认为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一样,都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工具。因此,一些极端分子对中国的巨大成就一是不承认,二是反复预测必将“大崩溃”。3.迷信市场经济必然能自动平衡经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按照他们的学说、观点施政,就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不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特别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初期,其一时的施政效果确实远胜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是由于战后二十多年来的西方各国国有化、计划调节,工党、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渐渐失灵;二是二次大战对财富破坏巨大,当时正处于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真空”;三是新自由主义抬头的时间尚短,其恶果尚未充分暴露。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妄言:再也不会出现二次大战前、尤其是一次大战前财富分化的情况。不仅西方的许多学者,甚至当年国内有许多学者也十分相信他们的预言和结论,迷信所谓的“机会均等”可以解决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三、新自由主义成为“国策”,进而形成“世策”——“华盛顿共识”

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初见成效(去凯恩斯主义政策),加上上世纪80年代苏东经济全面陷入困境、政治动荡,西方世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成熟,于是开始着手把它提高到普世价值的高度。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召开了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究会。因为许多国际经济机构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财政部也在华盛顿,会议又在华盛顿召开,故后人就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当时,苏东国家江河日下,20世纪80到90年代西方迎来了科技大发展,从电子革命到微电子革命,并进一步爆发信息革命,诞生了信息产业,美国的政界和智库们欲乘势将新自由主义由“国策”转化为世界性战略、政策、工具。其要害和目的,一是利用西方的经济、科技的强势地位,用经济贸易自由化,冲击和挤垮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使其成为西方的经济附庸。二是要将新自由主义特征的东西、特殊的东西、对一国一地一时有用的东西转化为普遍适用的方针政策、普遍真理,乃至于普世价值。我们并不是说这十条都是错的,不能借鉴的。如第一条,“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就可以用,但我们要洞察这个共识的本质:美国人是叫别人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美国财政不行了,就开动印刷机,大印美元,发到全世界去。他们继续过着超过世人的生活,用着最昂贵的武器、装备,到处耀武扬威。他们愿意压缩赤字吗?他们愿意加强财政纪律吗?美国军方有4万亿美元的烂账、糊涂账,能审计公示吗?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千万不要光看他们口头上是怎么说的,关键要看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四、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无巧不成书,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般地“巧遇”了,必然发生联系和互动,剪不断理还乱,由此带来了三个情况:

1.西方政界和智库对我们作出了误判西方主流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经济思想决定了他们的不变观点——凡是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必定推动和实施私企、私有化;而凡是搞私有化的,必定走美国民主政治道路,必定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看到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搞商品经济,搞市场,搞改革,搞开放,搞引进资本、技术、管理,搞特区……;特别是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西方政界、智库被“迷惑”了,他们从邓小平同志的“三上三下”来判断,他是“走资派”,中国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直到1989年“六四”风波前,西方与我们渡过了近10年的“蜜月期”,这宝贵的10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利用先进技术、管理的大好机会,我们借此获得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

2.给一部分中国学者、学生,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带来消极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实践时间有限,又在落后国家先行,各种社会条件(生产力、科技、资金、资本、文化、教育)严重不足;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挤压,国际环境比较险恶;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和实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逐步暴露出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对改革的看法很不一致,以至错失良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被“左”的思想所笼罩,被“阶级斗争为纲”所束缚,不敢讲弊端,不敢讲问题。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加以攻击和揭示,以及对“文革”中产生的种种罪行歪曲为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思想、观点、书籍传入中国,正中那些饱受痛苦的人们的下怀,成为他们的“鸦片”;一大批学者奉为圭臬,一下子“思想解放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学界。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国策实施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科技迅猛发展,经济繁荣,民众生活水平高,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当时不少年轻人甚至喊出了“不要社会主义天堂,宁要资本主义地狱”的口号,不少年轻人争先恐后地离开中国,想要闯进“资本主义地狱”去。一批学者甘居新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被丢到了一边。由于原来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加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地理解和实践,挫伤了一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信心,再加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时间太短,其成果和优越性尚未全面体现,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也未充分暴露,所以一时很难说服信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有一段时间,我们有的干部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内心接受的却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一部分进而堕落为犯罪分子,为今后生活创造“条件”,也为私有化准备“第一桶金”。

3.经过反复较量和演化,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逐渐演变为有意识地打击、消灭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工具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而兴,然而在当时的国际格局的影响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中,逐渐演变为有意识地打击、消灭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工具。归纳起来有5条:“三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二反对”:反对公有制、国有制;反对计划调节、国家调控。“两个永恒”:私有制是永恒的;市场经济是永恒的。“两个迷信”:迷信自由市场经济是均衡经济;迷信私有化、市场化可以解决重大社会矛盾,只要“机会均等”。美式政治制度、价值观是民主的模式。三权分立,两院制,多党制是唯一的选择。

五、几十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两代人的时间,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而滋生的恶果已经充分显露。我着重从其在经济、社会中造成的恶果加以揭示:

1.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范围内,1%的全球富豪掌握的财富与剩下的99%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一样多。62个最富的人的财产可抵36亿人之和。而那些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德,贫富差距也正日益扩大。

2.危机不断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危机,其损失堪比1929年大危机。除了2008年外,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俄国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等等。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避免大危机,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3.人群分化,社群分裂“马太效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显现,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如英国有1/5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下,每天为了支付账单,养家糊口而挣扎着,西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在缩水,发展中国家中的中产阶层日益焦虑。

4.债务累累,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实现独霸天下,西方社会的政策,是由各种政治力量和民众力量的较量决定的。因此,福利主义在西方(尤其是欧洲)长期存在。几十年下来,债务累加(无论是国债还是私人债务),财政负担不堪重荷。另外,与人民相关的基础设施已破旧不堪。二战后,西方在五、六十年代迎来一波大规模基础建设,相隔了四五十年,早已破旧不堪。而富人并不因为有巨量的财富而去做善事,这两者并存,相互叠加,人民能不怨恨吗?再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福利主义、工资收入刚性、福利刚性、裁员或者岗位流动困难、生产效率下滑、员工心态变坏、劳动热情低落均在西方或隐或现。

六、新自由主义一定的历史作用

对于新自由主义幕后推手险恶的政治目的,我们要坚决反对、批判、揭露,但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应该一分为二。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有三个作用:

1.促进效率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二战后短短几十年内所积累的财富,相当于资本主义诞生后两、三个世纪的财富总和,这是不争的事实。

2.推动世界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虽然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者口中的那种市场化,但新自由主义毕竟对于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区别: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二是,我们有两只手——无形和有形之手,国家可以干预调控,当然前提是要正确地调控;三是,市场经济原则适用于经济领域,不能一切市场化,公共领域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等绝不可市场化,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还是要提供公共保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也是解决贫富悬殊的办法之一。公权力绝对不能市场化;四是,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它不是永恒的、永生的、丝毫不变的。

3.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我们对“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是从落后国家转为社会主义,要过生产力这个关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资源、劳动力、地理地域等等),以及我们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思想优势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扩大、丰富分工,加强国内外的合作、协作,发展科技,推动科技创新,求得双赢、多赢和共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推进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走向新的高潮,一句话,就是利用、运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为我服务。因此,我们是支持、参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可能条件下,减少其负面影响,

七、结论

本来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学派,新自由主义无可厚非,但一旦它被纳入某种政治目的和阴谋中,性质就变了。对新自由主义中有害于社会主义中国,有害于中国的发展,有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我们应该坚决反对、批判,消除它的恶劣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辩证地、历史地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对有益的、可用的,予以肯定,并予以运用;对西方政界、智库中,坚持其险恶政治目的必须揭露、反对,并竭尽全力地予以化解。

作者:周鹤龄 单位:上海党建研究会

自由主义批判责任编辑:冯紫嫣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