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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美元霸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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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对于其形成机制,现有的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解释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化,而基于“行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体阐释行为转变背后的动因。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利润率动态、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实现机制。作为多因素危机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对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测算表明,利润率下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恢复;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兴起,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然而,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关键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它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由金融膨胀所支撑的经济,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

金融化;利润率下降;新自由主义;美元霸权

一、引言

过去三十多年,美国经济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金融部门兴起,取得了相对于产业部门的优势。一方面,金融资产的数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剧增加,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另一方面,金融渗透到了产业部门,产业部门日益卷入了金融扩张过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但只有美国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要深刻理解这一转变过程,需要结合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进行分析。虽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只有美国在美元霸权的支撑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模式。目前学界对金融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阐释,包括资本积累模式角度、垄断资本角度、阶级关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义重构角度、资本主义长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角度等。克里普纳(2008)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

[1]以斯威齐、巴兰(1977)[2]和福斯特为代表的“每月评论”派基于垄断资本理论阐述了金融化兴起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生产力进步与垄断的存在,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巨大的剩余无法得到吸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而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对过剩资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对生产停滞的反应;福斯特(2007)[3]沿袭了斯威齐的分析传统,用“垄断金融资本”形容金融化阶段的垄断资本。杜梅尼尔和列维(2011)[4]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金融阶级的上层一直在谋求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且它们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增强自身力量,以谋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结构危机背景下金融阶层权利的恢复与扩张,是金融霸权的复兴;它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获得对工人阶级的压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统治地位。爱泼斯坦(2005)[5]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地位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化,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人与金融机构地位的日益上升。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2007)[6]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下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推动的一系列重构带来的,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的重构。具体说来,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运行,取得了相对于实体部门的力量优势;代理理论反映了金融部门的利益,推动了公司行为的变化,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日益结合在了一起;在经济政策方面,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促成了一个政策框架———新自由主义盒子,它由四面组成:全球化、小政府、灵活的劳动市场和抛弃充分就业目标。阿瑞基(2011)[7]将金融化放在了一个资本主义跨越百年的长周期中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个核心大国主导;历史上先后有热那亚、荷兰、英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质扩张停止,霸权国家积累的财富投入金融领域,成为靠食利维持的国家并最终衰落;此次金融化不过是美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20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转变,即公司治理中股东价值上升,公司开始面向金融市场经营。拉帕维查斯(2013)[9]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了,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转变中探寻金融化的根源。过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业日益摆脱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独自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集中于在公开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赚取费用,并为家庭提供金融服务以赚取利润;个人和家庭则日益依赖金融市场获取关键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然而,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各学派对金融化的阐释存在很大差异。以斯威齐为代表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金融化看作实体经济停滞的后果,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转变为剩余过剩规律,并用这一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从而没有看到利润率下降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利润率下降危机为金融化兴起的背景。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认为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的违背。因而通过抛弃新自由主义、实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进投资社会化和让食利者安乐死等凯恩斯主义政策,就可以挽救资本主义。帕利的缺陷是没有看到金融化的兴起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也没有看到他所主张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机周期性形成的过程,但是“他却没有考察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实际的经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发展可称为经济‘金融化’的理论,即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他也没有考察经济停滞问题,即居于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增长”(福斯特和迈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维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积累与实际积累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金融与生产的关系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复杂的多,二者之间存在中介过程。目前许多非主流学者的金融化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中介过程,简单地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归结为直接因果关系。此外,拉帕维查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食利者阶层,将金融体系与资本家阶级中的食利者部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金融机构首先是将社会闲散资金调动起来的中介者,而非一个食利者社会阶层———虽然其在当代的掠夺性日益增强。拉帕维查斯的解决方法是从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变化出发,建立了金融化转变的“行为”机制。然而,行为的变化只是结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动机驱动的。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行为转变出发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机制仍有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嫌疑。

拉帕维查斯集中于“行为”的方法克服了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的缺点,但是我们需要解释驱动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具体因素。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动机和行为反映了资本的内在要求———寻求增殖。因此,对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实际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在发挥着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利润率下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转变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此外,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美元霸权的关键作用。本文试图结合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问题、制度条件、公司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对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阐释。对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单纯分析金融膨胀过程,而是应该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基础上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有些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化转型,而另一些学者只专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种变化趋势,那么无疑除美国之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资本积累方式的彻底转变,那么只有美国发生了这种彻底的转型。因为正如本文所论证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金融化的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为后者,即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转型。

二、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1945-2013

(一)利润率下降危机二战后,美国形成的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它以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和大批量、标准化的消费为特征,国家对经济整体进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观上倡导经济自由的同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对金融实行监管,使之服务于生产资本。这一体制促进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开始充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欧洲、日本和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第三世界国家较低的国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债制约了其购买力。生产能力扩大与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最终引发了一场利润率下降危机(谢富胜,2007[12])。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成因一直有很大争议,因为并不存在一个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危机每次发生之后,消费不足危机论者、比例失调危机论者、利润挤压危机论者和利润率下降危机论者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释。然而,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危机之前利润率下降有经验证据。谢克(2014)[13]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有其内在的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特定历史阶段的积累模式从根本上都是由利润驱动的,利润是商业行为的核心调控者。因此,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需要综合考察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作为多因素危机理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能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综合起来(谢富胜等,2010[14])。利润率动态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于利润率的测算方法依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所涉及的企业范围和如何计算资本存量与利润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应该扣除利润税,并用重置成本测算资本存量;于松则将公司部门利润与业主收入都纳入进来,从而使用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利润概念———包括税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门的利润;与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张用历史成本测算固定资产价值,从而需要校正通货膨胀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尔和列维(2004)[16]的方法计算了1945-2013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税前利润率。利润率公式的分母为非金融企业的非金融资产(按现行成本计算,包括建筑物、设备和存货等),分子为净利息支出与企业税前利润(包含存货价值调整和资本耗费调整)之和。如图1所示,1965年之前美国非金融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利润率从1965年开始下降,整个七十年代在较低的水平上波动,始终没有恢复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利润率降到了谷底。资本主义世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机之中,表现为经济停滞、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和企业大量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二)恢复盈利的努力对于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危机,20世纪60年代还能起效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克服。第一种方式是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使亚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了一批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使过剩资本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这并无助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解决,反而最终会加剧这一问题,因为生产能力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了。第二种方式是将资本转移到金融部门。这是资本盈利的要求对实体经济利润率低的自然反应,“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高峰,2010[17])。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转移,还是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资本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资本的国际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实施的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金融实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要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问题,需要抛弃过去的监管框架,为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扫清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满足了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化的制度条件与微观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与金融监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已破产的凯恩斯主义的替代品,新自由主义渐渐兴起,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即对企业实行私有化,削弱工会,削减社会保障,减少政府的作用,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让自由市场原则调节经济运行。在国际层面,它主张扫除一切对资本国际流动施加的障碍,促进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它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为金融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科茨(2011)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了金融化兴起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发生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最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它是一种社会积累结构,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恢复与增长,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对于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带来了金融化还是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科茨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18]。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统治地位,关于国家干预是坏的而自由市场调节是好的信条已经深入人心。在英国和美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启了自由化改革。为了能够自由地追逐利润,金融部门积极推动了对自己监管的放松。美国1980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了《吸收存款机构法》,1987年通过了《公平竞争银行法》。这些法律逐渐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对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竞争和并购等。特别是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打破了银行分业经营格局,为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涉足房地产行业铺平了道路。据福斯特估计,美国总金融利润直到1989年才开始超过1970年左右达到的20%的水平,即大约对金融业放松监管八年之后,金融业利润才出现快速增长(福斯特,2010[19])。如图2所示,金融去监管化与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战后金融监管的加强抑制了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去监管化使金融部门的实际相对工资急剧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为金融化开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如监管的放松、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等,新自由主义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

(二)股东价值运动除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义还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了金融化,即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公司高管行为。新古典金融学家提出了“代理人理论”,它主张通过股票市场实现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使企业面向金融市场经营。这是与金融阶层的利益相符的。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视为是一种资产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动股价上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恶意兼并狂潮,侵蚀了企业组织的团结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股东价值运动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改变了企业的行为,企业由过去的保留利润与再投资,转为为股东分配利润,为了维持股价上涨而大量回购股票。克罗蒂认为股东价值运动使非金融企业管理者和金融投资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将股价上升的压力内化为非金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己的努力目标而实现的。对于这种压力,非金融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理由抵制,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主要的非金融企业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价决定的。从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权收入占前100名首席执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额从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资家们要求非金融企业能够推动股价不断上涨,以满足他们客户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高管们也迫切需要企业股票价格上涨,否则他们手里的股票期权就会贬值,为此他们将利润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购(克罗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模型中引入股东价值增强影响经济的三种渠道———偏好渠道、融资渠道和分配渠道,阐释了企业层面上股东价值增强与劳动者压力增加、牺牲工资的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产能利用率、利润和资本积累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具体说来,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场结果的激励机制弱化了管理者对增长的偏好,从而影响了对资本存量的长期投资;融资渠道是指股东迫使企业分配很大份额的利润,企业被迫减少了新股发行(会降低股价)并进行股票回购,从而减少了内部融资来源和实际投资;在中期和长期,股东价值倾向通过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牺牲了劳动份额。概括起来,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股东力量增强会通过偏好渠道对产能利用率、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融资渠道则同时产生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业投资,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费;同样,取决于利润份额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四、美元霸权———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实体经济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对金融业监管的放松,股东价值运动重塑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二者共同促进了金融部门的扩张。然而,除了实际资本积累遇到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之外,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关键条件———美元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确立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元有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危险。但是美元与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的重新挂钩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并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将来欧佩克的石油销售只用美元来计价。石油美元的确立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因为石油的计价和购买都用美元进行,其他国家为购买石油而储备货币。事实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黄金美元本位制。这一制度重新恢复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不必放弃其他商品和服务,只需印制美元购买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与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撑其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为美国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使美国可以用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同时,大量资本流入到金融部门,推动了一轮轮的资产投机泡沫高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日本、中国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出现了长期的经常项目盈余,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能够用其资本项目盈余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购买了大量美国金融资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充足的流动性,助长了美国国内的金融膨胀。第二,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支撑了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根据美国2008年的财政报告,美国政府的债务累计总量已经达到了65.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并超过了当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而美国政府的净价值是-59.3万亿美元。试想一下,换做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此负债的话可能早已破产了。美国却可以利用美元的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债务让全世界为他融资,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第三,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成为美国将国内经济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的工具。每当美国国内出现经济问题,发生增长减速或股市下跌时,美联储就开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动性,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出现了问题,道琼斯指数一日之内下跌了22.6%,美联储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70亿美元。这一做法成为了美国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标准做法。

五、总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后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国家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对金融实施了监管,使之服务于生产资本。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生产能力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下降,最终在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恢复。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的实施被归结为“滞涨”的罪魁祸首而被抛弃,新自由主义趁机兴起并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为恢复资本盈利,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政策,为金融部门的膨胀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公司治理中的代理理论成为主流观点,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的行为方式和组织团结性,使企业参与了更多的金融活动,日益面向金融市场经营。以上几点为金融化提供了可能性,而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在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它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由金融膨胀所支撑的经济,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

作者:李连波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新自由主义与美元霸权研究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