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的自由主义思考范文

一、导言

19世纪中叶，穆勒的《论自由》在英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论自由》一书中，穆勒扩展了个人自由的内涵，将自由主义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同时期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深受穆勒自由主义的影响，甚至能背诵穆勒的名作《论自由》。在1911年和1924年，哈代两次列出对他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名单，其中便有穆勒[3]。《无名的裘德》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背景的构建都受到了穆勒自由主义的影响。

二、穆勒自由主义与人物形象塑造

穆勒的自由主义认为人性不是机器，人性更应比作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那种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2]。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社会就像某种要把人按照统一模型制造的“机器”，用条条框框和所谓的权威观念限制人们思想的发展。在哈代的笔下，淑被刻画成一个思想独立、不拘世俗的女性。她有能力靠教书养活自己，也可以靠买姜饼养活家人。与阿拉贝拉不同，她不把男人看做自己生活无忧的保障。她对于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重新装订《圣经》。她在全国基督教气氛最重的城市,却揣着两件异教的神像。通过这些细枝末节，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在小说中，淑在精神追求上与她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并不一致。如果说将淑与阿拉贝拉区别开来的是教育程度，那么将淑与在梅尔切斯特的神学院的同学区分开的便是淑身上所独有的“以实玛利精神”，即一种勇于反抗习俗的精神。这种“以实玛利精神”体现在淑的言语里。她以鄙夷的语气讽刺基督寺：“那个地方充满了盲目崇拜者和见神见鬼的人”[4]1，她看到了婚姻的可悲之处：“新娘手中的花儿那么让人悲哀，就像旧时戴在用来献祭的小母牛身上的花环一样！[4]。反抗精神也体现在她的行动上：淑意识到与菲特洛桑的婚姻并不能给她幸福，而裘德才是她所爱的人时，她毅然决然地奔向裘德的怀抱。当她与裘德同居之后，淑由于排斥婚礼这种形式化的仪式而并没有与裘德登记结婚。淑表面看来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反叛者，本质上她是一个更加遵从自己内心渴望，更加清楚怎样获得真正幸福的女人。只是在社会意志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情况下，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注定使淑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穆勒的自由主义提倡人应当有自己的冲动和欲望。在《论自由》中，穆勒认为一个人，其冲动和欲望不是他自己的，正如一台蒸汽机没有性格[2]。与淑相比较，裘德这个人物在这个方面在出场时都要逊色不少。裘德开始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进入特定的社会阶层，一心幻想自己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当裘德反思自己过去一心想要当主教的幻想，根本就不是出于对伦理和神学的热情，而是出于一种世俗的热情，只不过披着宗教神圣的外衣而已时，他便心有余悸。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虽然大学依旧对他产生魅力，但在小说中起的作用很小”[1]378。作者淡化了大学理想这一主线，将笔墨更多落在了对自由的追寻这一主题上。个体自由，在穆勒的《论自由》中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在“个体自由”这个理想状态达成的前提下，人们才有追求知识的自由。对于大学和知识的追寻只是一个前奏，小说人物对于自由的追寻才是整部小说的主旋律。小说通过塑造淑和裘德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两个诚实正直的人物在这个“处处设限”的社会生存的艰难与辛酸。哈下的人物，特别是淑，怀着巨大的勇气试探着这个社会对个体自由能够容许的最大限度，争取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三、穆勒的自由主义与小说背景构建

在宗教气息浓厚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想要摆脱社会已经规定好的行为准则并不容易，就连不信服上帝的人就会不自觉地吟唱出上帝的颂歌。裘德年少时碰到的拉煤车夫表达了自己对于宗教的困惑：“说到音乐，基督寺到处都是好听的音乐。你也许信宗教，也许不信，但总会止不住和别人一起哼那些平平常常的调子”[4]。小说中的每座城市都充满着一种阴郁的气息，宗教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人性被压抑。每一次裘德想要逃离，奔向他认为可能会让他的生活好起来的城市时，结局往往不尽人意。在马里格林，裘德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后，第一次隐约感受到社会习俗存在着某种问题。基督寺，原本在裘德眼中的学术圣城，随着裘德求学上的屡屡受挫，演变为属于虚伪市侩之流的城市。正是这个城市，扼杀了裘德年少的学术梦想。在沙斯托，宗教被人遗忘，但是世俗力量仍然不可小觑。在奥尔德布里克，淑和裘德通过观察其他人的生活意识到了契约婚姻的不合理处。当裘德怀着某种热切的期盼重返基督寺，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这样不受法律保护的一对，更大的悲剧也随之降临:“小时光老人”杀死了自己的弟妹之后自杀了。

从马里格林到基督寺再到重返基督寺构成了空间位置的转换，是裘德一生颠沛流离的索引，然而社会大环境决定了这种空间上的转换是徒劳无功的。其中，讽刺意味最强的是，当裘德回到激发他年少梦想和斗志的地方，回到那个让他充满回忆的地方后，并在“小时光老人”身上寄托这种未完成的少年壮志，但最后，现实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小时光老人”以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淑的生命力也在这里消耗殆尽，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些城市，可以容纳人，但不会怜悯人，更不会包容个别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穆勒反对的正是这种社会风气，“因一个人为‘尽人之所不为’或不为‘尽人之所为’而贬义一个人，惩罚一个人”[2]。哈代选择和穆勒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小说创作中通过塑造“求自由而不得”的环境给予这种社会风气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名的裘德》不仅写出了个人的悲剧，也写出了整个时代的悲剧：一些有资质的人被周围的“庸俗精神所扼杀”[2]，最后都变成了“无名的裘德”式的人物。现实生活中裘德居无定所的状态，和他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施展抱负的状态相互照应，阴郁的背景下裘德人生的悲凉意味更加深刻。穆勒的自由主义认为“个体行为自主或个体性原则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3]。哈代则通过小说揭露这种社会丑恶——社会对个体特殊性的排斥，给予人们内心自省的力量，让人们认识到干涉他人自由所带来的不堪后果。

四、综述

哈代将自己置于维多利亚时代之外，摒弃了对权威的恭顺与服从。哈代曾这样总结：“最佳的悲剧—简单来说即最高级的悲剧—也就是有价值的事物被不可避免的事物所包围的悲剧。描写不道德，无价值的人的悲剧并不是最好的悲剧”[1]。哈代所倡导的有价值的事物，具体说来，在《无名的裘德》这部小说中便是敢于与传统观念做斗争的精神。哈代成功地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和《论自由》中深刻的哲理融合，，生动而有力地演绎了穆勒自由主义的精髓。

作者：韩梦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