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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下的斯坦贝克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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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斯坦贝克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单纯的阶级斗争解读。在后现代艺术观中,其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跨越时间长度大,具有丰富的历史解读价值。并且由于作者本人的科学探索精神以及人生经历,其作品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观,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超前的生态美学价值,兼具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风格又赋予他的作品以独特的文学价值。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斯坦贝克作品的研究意义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丰富。

关键词:

后现代;斯坦贝克;历史价值;生态美学价值;文学特色

步入20世纪50年代,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哲学不断冲击着西方诸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政治经济上来说,他们已经步入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阶段;从社会哲学思潮来说,现代主义从60年代起已经在法国、美国兴起,80年代已经形成了蔓延全球的思潮。许多理论家纷纷就后现代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与保守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论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哈贝马斯的“后现代性不可能”的批判性文化观、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界定①等理论观点[1]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丰富作出了有力的贡献。在这种思想剧烈撞击的后现代语境下,除了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之外,许多传统的自然主义以及现实主义小说经过重新解读,思想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尤其是经历了自然主义小说流派、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时期的斯坦贝克的作品更是在新的历史价值观的体系下重新绽放异彩,增加了新的研究意义。

一、斯坦贝克作品的历史解读价值

斯坦贝克作品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多元化题材以及体裁所涵盖的历史多样性;二则是纵越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社会时期的历史建构性与深度性的结合。斯坦贝克的一生经历丰富。他读过大学,进过农场干活,当过修路工、记者,参加过二战,也曾跟随着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路从俄克拉荷马州流浪到加州,体验着他们的生活与痛苦;他也曾和科学家好友艾德•里基茨一起从事海洋生物学的科考与研究,和爱犬查理一起周游美国,留下美国见闻。丰富的人生阅历给斯坦贝克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因此,他的写作内容丰富多样,这在同时代的作家行列中是比较少见的。从写作题材来看,斯坦贝克的作品题材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环境、人性、战争、宗教哲学等内容。

例如,仅他最富盛名的30年代作品《愤怒的葡萄》《人与鼠》就蕴含了斯坦贝克对于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的观点。这两部作品描述了美国30年代的农业工人运动以及过度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农民与资本家、农民与土地主、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对于小说中所描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而《胜负未定》则讨论了工人运动及其局限性。其40年代的作品《月亮下去了》就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1947年的《珍珠》以及50年代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伊甸之东》则探讨人性与宗教哲学等思想内容。这些多样性的题材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斯坦贝克眼中的整体美国印象,也让读者对美国乃至当时的西方社会有了个全景般的了解与认识。从他的作品形式来看,斯坦贝克的作品体裁也是极其多样的。除了读者耳熟能详的小说之外,他的融合了通讯、散文以及小说艺术的作品《战地随笔》、以科考日志为形式的《科特兹海日志》以及旅行日志的代表《和查理一起旅行》都为他的作品集增加了形式的多样性。就如后现代的建筑艺术里会把不同的形状结合在一起来表达出“碎片”的集合体的观点一样,在后现代史学的观点里,历史就像是海冰沙滩上的浮渣,或布满尘埃的抽屉里的杂物,形式的序列代替了文化的序列。因此,历史是多元的构成,而非线性的结构。按照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观点,“艺术作为人类反映和表现世界的形式影响人的历史观念”,“历史学家的讲述文本即历史本身”[2],那么,历史和文学也就成为了统一体。也就是说,斯坦贝克作品的多样性文本也就代表了多样性的历史。由此,在传统历史观视角下的文本信息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其二,斯坦贝克的作品兼具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真实性以及客观性原则,讲究历史的深度性以及意义和本质,这对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观所主导的历史无深度性、断裂性以及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是个积极的否定。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里,历史学家笔下的作品所指的意义已经和所谓的“真实”断开了联系。

在文学作品里具体表现为文学作品所代表的仅仅是读者所读到的本身,和作品创作的背景知识没有任何关系。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仅仅是一个棵树上的树叶,众多树叶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历史的树形结构。这种历史观虽抛弃了传统历史观里的人的主观性与历史的进步性以及线性理论,但是也充满了悲观色彩。人在各种世界矛盾面前宣泄着反叛的情绪,所以尼采提出了“上帝已死”说,其实也是指世界秩序的崩溃。但是,哲学家们仅仅是解释了这个世界,真正的重点在于改变这个世界。纯理论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情感宣泄对于世界的改变并不会产生现实的意义。因此,建构客观历史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读者来说更具有实质意义。而延续并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然主义以更加忠实并不加选择地以表现客观现实为目的。作者构建出他所认为的现实片段,并不加以主观评论。继承了宿命论、环境论的斯坦贝克在其作品里所流露出的自然主义倾向使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自然主义的客观性特色。例如他的《人与鼠》里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注定命运以及动物性在主人公之一的列尼(Lennie)。在小说中,两个好朋友乔治和列尼是典型相反的人。乔治身材矮小却很聪明,列尼身材高大强壮却很天真。这么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相互依靠。但是列尼总是在某些时候无法控制住自己(他的动物性一面),最后为了保护列尼,乔治不得不选择自己亲手杀死好朋友列尼。在这部小说中,列尼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而性格从某方面来说又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列尼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这与美国自然主义理论里的观点“人是生活在一个冰冷的无神的世界里,并不是自由的整体,无法拥有自己的意志,无法逃脱注定的命运”是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在后现代语境下,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的重要性得到强化,“文本的开放性只有让读者的阅读来收拾,文本的空白只有让读者的想象来填补”[3]。斯坦贝克也指出“作者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就像遥远的星星一样发出信号,然后乞求读者去讲评,去感受。”[4]

斯坦贝克笔下的美国经历着工人运动、政治斗争、人欲与自然的矛盾、信仰与科学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贯穿着美国的整个资本主义阶段,需要读者去解读去评判。就如他的许多被简单粗暴地评论为“罢工小说”“无产阶级小说”的《愤怒的葡萄》之类的作品,融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步入工业社会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环境的社会现状以及作者本人的文学加工,从而形成了最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画面。小说中美国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以及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导致的生态危机是历史上可查的。尽管在年代和具体地点上稍有出入,但是,他的作品至少表现了历史真实或者真实的一部分,无论是从传统历史观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来看,都建构了历史以及人对历史的认知过程。相较于较后现代历史观而言,承认并接受历史真相的传统历史观对于帮助理解斯坦贝克的作品具有更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斯坦贝克的以事实为背景的小说也能够帮助后世的人们去了解过去的历史,从而以史为鉴,学习如何去规避历史错误,创造更加美好的现实世界。

二、斯坦贝克作品的生态美学价值

后现代语境下,除了传统历史观向后现代历史观的转变,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思潮,也包含了解构后现代主义与生态后现代主义两大组成部分。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后现代主义“倡导有机主义自然观,反对单面性的男性精神,力主恢复女性文化精神,主张生态的后物质观,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5]格里芬认为,当代科学的新发展已否定了现代科学的机械论、唯物论,现代科学已造成生态危机和精神文明的衰落。他主张人和自然万物不仅有外在的物质方面,而且有内在的“意识”或“智力”,作为动力因、目的因,实现宇宙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进化,因此应当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斯普瑞特奈克则倡导生态后现代主义,主张人、社会与自然是有机联系的链条,倡导绿色政治运动的核心价值,如生态智慧、非人类中心化、尊重差异、个人与社会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在这样的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得到检验,符合后现代哲学精神的非后现代作品也得以在现代社会重新绽放异彩。其中,蕴含生态哲学理论,符合生态美学所关注的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警示意义的约翰•斯坦贝克作品,在充满后现代特征与意识的后工业社会里,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以及研究意义。作为一名少见的对自然科学充满探索兴趣的文学家,斯坦贝克的作品充满了关于人与环境、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例如,在《愤怒的葡萄》里斯坦贝克就提出了人的过度生产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以及相互的作用力;《珍珠》里斯坦贝克多次用动物性来刻画人的性格特征,来阐释人性的黑暗面以及光明面;《伊甸之东》里关于人性的“善”与“恶”的讨论也成为了斯坦贝克想要解决却又无能为力的焦点话题。受到自身生活环境以及经历的影响,斯坦贝克多次以本人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的某山谷)为作品的创作背景,意图营造出和谐的“诗意的栖居”的氛围,但他又不可避免地认识到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到极度繁荣程度下人与自然所面对的矛盾冲突问题。在传统的人类中心论里,自然是被人类所感知的,人与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而在非人类中心论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是相互作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斯坦贝克在其30年代的小说《致一个无名的神》里,用主人公对于“树”的崇拜、对于“巨石”的崇拜来表达他对自然的崇敬之情。古老的鲜血献祭仪式也在小说里出现,增加了人与自然进行沟通时的神秘色彩。除此之外,在《科特兹海日志》等海洋科学考察记录里,斯坦贝克也多次表达了对于纯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简单生活方式的向往。无论是对人与土地关系供求关系的探讨还是对人性之间黑暗与光明面的描绘,斯坦贝克都表达了对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而世界的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人的精神世界也充满混乱的社会状态的不满,透露出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实现的期望。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斯坦贝克不仅通过描述人所不能征服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来驳斥“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亚里士多德)的人类中心论,并且通过描述人类之间,尤其是小人物之间的友情、亲情等来突出现代社会的生态伦理问题,从而间接地驳斥了人类中心论,倡导了非人类中心论。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拒绝承认自然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人统治自然原因在于“人统治人”[6]。而这正是西方文明所根植的“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7]的土壤。然而,正是这种剥削与剥夺的态度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与此相反,斯坦贝克倡导人与人和谐相处。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小说里出现了众多的团结互助的小人物。《愤怒的葡萄》里团结友爱的乔德一家,《人与鼠》里列尼和乔治之间的友谊,《伊甸之东》里乐于助人的汉密尔顿家族等等。游记《和查理一起旅行》里,斯坦贝克和爱犬查理周游美国,体验美国各地的人文风情,也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斯坦贝克和爱犬互相陪伴,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体现了非人类中心论里的平等原则。而作者在游记里对印第安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平,拒绝争斗的生活也表达了极大的赞赏。正如有人所说的,“斯坦贝克笔下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符合生态伦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深情赞美和讴歌”[8]。

此外,斯坦贝克的作品里的女性角色创作也体现了不同于自然主义时期的女性主义特色。在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里,女性整体表现为被欺辱、被压迫或者被腐蚀的对象,如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和德莱塞的《嘉莉妹妹》。苔丝作为自然美的象征,被虚伪、丑恶的男权社会给压倒了,同样从农村来的乡下姑娘嘉莉来到了经济主义盛行的大都市之后,身上的自然的纯真也被都市的虚伪与功利给侵蚀。女性所代表的感性完全被男性所代表的理性所打败、所统治。虽然作者表达了对于女主人公的同情,但是在鞭笞虚伪的男权社会的同时,对于轻易地就从属于这种男权精神的女性们也持有了鄙视与贬斥的含义。然而,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却拥有着极为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赞扬女性的自然性与母性,歌颂女性抚育生命时的伟大能量,如《愤怒的葡萄》里主人公约得的妈妈以及罗沙夏。在小说之初,约得的妈妈在得知自家不得不远离家乡去遥远的西部谋生时,她就表现出强大的抗压性,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行李的打包事宜。并且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幼小,成为了约得一家在路上的精神支柱。罗沙夏也在路上成长,在生下死胎的痛苦之下,她仍然把乳头塞进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奄奄一息的陌生男性的嘴里,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他的生命。在这里,西方父权制文化里代表了情绪、身体、自然、私人领域、客体以及被动性的女性的光辉形象几乎盖过了小说里男性主角的光芒。另一方面,晚期的斯坦贝克又在他引以为豪的跨越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伊甸之东》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犯罪特征的女人凯西的形象。如果《伊甸之东》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凯西的形象应该是通过她的生活背景以及行为发展中表现出来。倘若它是一部现代主义小说,那么凯西的恶行应该会通过她的心理活动的发展来进行解释。然而,在斯坦贝克的笔下,凯西幼时就引诱他人、纵火杀害父母、抛夫弃子、自甘堕落的行为成为了疯狂、不理性的典型,与小说中圣人的代表塞缪尔的理性以及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女性又被摆在了文明的对立面。这种毫无解释的断言表明了斯坦贝克的男权“等级制度”思想。

这种矛盾的女性观既体现了斯坦贝克对于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好期望,又体现了斯坦贝克对于现代社会人的畸形精神状态,具有非常丰富的可解读价值。而使斯坦贝克与众不同的是他笔下所构建的地狱式、末日般的人间景象。大旱千里、遍地饿殍、从地底下伸出的属于死亡世界的不详的、试图攫取生者气息的手,在中篇小说《致一个无名的神》里借在美国社会本来就充满神秘气息的据说具有印第安血统的胡安尼托的梦境表述出来。在小说里,噩梦里的景象和现实的残酷互相交织,由此表达出斯坦贝克对于人与自然之间趋于恶化的关系的哀叹,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对于自然环境的摧残的控诉。正是在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向读者展示了自然的力量的不可抗拒性以及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真正地位。这种不再把自然置于人类从属之下,或者说不再认为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主体观点,正是新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观。这种文学生态观早于上世纪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生态文学,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是生态文学的先驱。在美国的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很多非常著名的自然文学家,如梭罗、爱默生、惠特曼、奥尔多•利奥波德、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等等。这些文学家笔下的自然生动美好,他们的作品成为了自然文学的经典作品。但是这些作家作品多以散文诗歌为主,小说并不占作品的主导力量。斯坦贝克继承了爱默生等前辈们的自然玄学方面的思考,也加入了自己的个人特色。而且相比较70年代其他的著名生态小说家而言,斯坦贝克的生态意识更为含蓄,比如说艾德华•艾比。作为著名的散文作家和生态作家,《沙漠独居者》以及《有意破坏帮》等生态作品的创作者,艾比具有非常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他反对唯发展主义,对生态破坏进行强烈的、直白的抗议。艾比有意识、有目的地参与反抗现代化发展的“有意破坏”活动,“为保护荒野地区的本来面貌而摧毁商业物和工业机器”[9]。相比较而言,斯坦贝克更为关注自然与农民命运、工业发展与农民命运的关系。因此,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呼吁更加含蓄。因此,他的作品所引起的生态讨论并不如艾比,更不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那么热烈轰动。但是,无论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与之相比起来,前期的斯坦贝克强调关注自然要素(如气候、土地等)变化与农民命运之间的关系,后期的斯坦贝克则结合了科学理性的分析与作家的感性描写,使读者们在冷静思考中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奥秘。总而言之,斯坦贝克的生态意识是先进的,但是他的生态表达是非激进的。

三、斯坦贝克的文学特色价值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孕育出了一大批重要的文学作品,包括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流派。虽然与20世纪30年代的JohnDosPassos同被划为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记录人[10],在Passos被归入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的时候,斯坦贝克被归入了现实主义流派。那么,该如何定义斯坦贝克的写作风格呢?读者不难发现,与主要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一样,斯坦贝克的文学创作根源来自于传统农业文明思想和工业化农业思想之间的价值理想冲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资本家成为了精神偶像的代表,传统小说中的和谐社会转化为残酷竞争社会,“家庭”矛盾崩坏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一种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工业时代的人们,并成为了他们无法抗争的枷锁。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诺里斯、德莱塞,30年代的Passos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作品主要叙述了社会主体在生存抗争中堕落、失败、灭亡的悲剧。例如诺里斯的《麦克提格》里主人公麦克提格所对抗的由妻子代表的疯狂的“物欲”以及失败的结局;德莱塞的《嘉莉妹妹》里嘉莉踏入大都市后所遭遇的各种诱惑以及最终的堕落。悲剧的命运观表现了自然主义作家对当时美国现实的一种心理反映,也成为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显著特色。但是,同样蕴育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虽然也在为生存抗争,但是与麦克提格、嘉莉妹妹等悲剧人物不同的是,斯坦贝克总会安排具有“启明星”“心灵指示灯”意义的人物出现在作品里,赋予主人公以希望。例如,在《愤怒的葡萄》里,乔德的妈妈慈祥又坚定,总是在家人沮丧的时候用无与伦比的意志以及善良支撑着整个家庭。她把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分给别人,在威尔逊担心自己钱不够,会拖累乔德一家的时候,给予鼓励与帮助。虽然她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小说里却起到了人生导师的作用。又如《伊甸之东》里的塞缪尔•汉密尔顿———斯坦贝克以自己的外公为原型创造出的心灵导师般的人物。他帮助了新邻居特莱斯克,不仅仅在他们的安家落户上,还包括人生上的劝导和指引。因此,斯坦贝克的悲剧人物总会在黑暗的时刻见到一丝光亮。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宿命,却使斯坦贝克的作品与普通的自然主义作品有了区别。

此外,受到哈代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影响(斯坦贝克自幼喜爱阅读文学名著,“尤其爱读圣经、弥尔顿的《失乐园》、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乔治•艾略特、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11],斯坦贝克继承了自然主义的适者生存以及环境论的观点。但是,不同于一般自然主义作品的是,斯坦贝克喜欢在作品里加入自己的评价,表达自己的情绪。《愤怒的葡萄》之所以被称为是一本“angrybook”,原因之一就在于斯坦贝克在小说中用讲述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大资本家极度浪费,另一方面民不聊生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如,“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进地里。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就垮台……”[12]就是这样充满愤怒的语言点明了小说的内涵。不仅仅赋予小说历史的客观性,也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厚重感。显然与单纯的自然主义作品相比,作者本人对于社会现实的评价的多次出现使读者对于作品以及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四、结语综上所述,斯坦贝克作品兼具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能够更好地帮助构建历史,引起反思。文本即历史。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更好地解释了斯坦贝克作品的历史价值。同时,斯坦贝克的科学探索经历又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正确相处方式。这种生态思想观超前于同时期绝大多数的作家。因此,在生态美学价值上,斯坦贝克的作品在20世纪乃至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魅力。此外,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也具有丰富的文学特色。总而言之,斯坦贝克作为20世纪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并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的代言,而是涵盖了多方面社会文化与现实的宝贵文学财富,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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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2(2):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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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文秀.生态后现代主义: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J].学术月刊,2007(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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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库尔茨.21世纪的人道主义[M].肖峰,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1.

[8]胡天赋.弱者的命运在心上:论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思想[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4):63-66.

[9]王俊暐.美国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16.

[10]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355.

[11]沃伦•弗伦奇.约翰•斯坦贝克[M].王义国,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6.

[12]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02.

作者:潘晓燕 单位: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学语学院

后现代语境下的斯坦贝克研究意义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