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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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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之“宗族范式”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取向,甚至被认为是理解中国大社会的一把钥匙①。其实,“宗族”并不是中国汉族社会普遍的一种基本结构,尤其在历史上人口迁徙、流动频繁的西北地区,完整的宗族形态并不多见,宗族也不是基层社会整合的基本力量或者说是唯一的力量。相反,“宗教”的因素常常被忽略了,事实上,在基层村落社会宗教是最基本的、最具渗透力的一种社会整合力,甚至在多元族群的地域———村落共同体中,多元宗教的共存形态构成了地域共同体之社会整合的合力。特别是在多宗教、多民族的西北地区,宗教文化无疑是实现社会整合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本文研究的打拉池村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村落就是典型个案。

一、打拉池村:区域、民族与人口

打拉池地处甘肃和宁夏两省交界的屈吴山脚下,这里气候条件属于绝对干旱地区,少雨且土地贫瘠。原属靖远县所辖,1985年白银市恢复建市,成立平川区,打拉池从靖远县划出,归平川区所辖,现隶属于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且为共和乡政府所在地。共和乡南障屈吴山,东屏峤山,与宁夏的海原县盐池乡接壤。北有黄家洼山,西北同老爷山(龙凤山)相连,西南与靖远县高湾乡相邻。黄家洼山与屈吴山相对峙之间的广袤平原,名为西格拉滩,为打拉池的煤矿区;东起峤山,经牛拜、马饮水,在红山寺南侧向西至老庄、小水、红沟又形成了一个狭长谷地,这一狭长谷地连同西格拉滩,即为共和乡(或旧时的打拉池)的基本区域范围。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区———东部汉族儒家文化区、青藏高原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和河湟穆斯林文化区的交汇之地,即地处河湟民族走廊。打拉池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起到了从中原进入河西走廊的桥梁作用,途经平川地区的丝绸之路属丝绸之路陇右段北线的重要一部分,其一条路线从西安出发经固原、海原翻越西华山,穿过西格拉滩(今打拉池)到旱平川(今平川区);一条沿渭河过天水翻越华家岭,之后沿祖厉河抵靖远再到旱平川。走旱平川必入阴县,而后或西北行过水泉峡口,翻安门岘沿石门砂河而下在小水渡河。或直接从阴口渡河。作为重要的商贸、文化交流大通道的丝绸之路,自8世纪以来,途径这里的商队不绝于道。著名诗人岑参就赋诗描绘过这一景象:“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而位于丝绸之路陇右段北线隶属古代阴县的打拉池被称为繁华的八大集镇之一。正是这一历史地位给打拉池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商人故去,驼铃已逝,但历史上传播与根植在这里的宗教文化却依旧鲜活,构成了村落文化的深厚底蕴。

现在的打拉池是一个自然村,包括中和和兄弟两个行政村。中和村是汉族村,兄弟村则是回汉杂居的村落,该村现有7个村民小组,700余户,3000余人,其中回民200余户,1000人,近占1/3。移民是这个村落历史的主要故事,村落的集体记忆揭示了其历史形成的侧面,尤其人们的历史记忆总是与那些重大的事件相关,构成了集体记忆的焦点。如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那场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让近30万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而打拉池就是部分幸存者的逃难求生之地,至今老人们依然记忆犹新。在屈吴山西南的山脚下有一个村庄的名字叫葛家#,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位葛姓村民讲述他太爷当年的故事:在海原大地震之后的第二年的青黄不接的春季,他的太爷是一个刚刚30岁的青年,在那场大地震之后,掩埋了家中的亲人后,带着自己的女人和儿子,在饥荒和瘟疫被迫之下,踏上了逃难之路。他们要投奔的地方即为距此不远的打拉池。那里是女人的娘家,家道殷实,投奔到他们那里,能够给孩子逃一条生路。在走出村口路过一户人家垮塌的墙院时,隐隐听到一个孩子的哭泣声,他循声走进一个半掩的草棚,看到一个气息微弱的男孩,正双膝跪伏在一个倒卧的男人身旁。他走近一看,孩子的父亲身体早已冰凉。他擦了一把眼泪,顺手抱起了这个孩子,这个3岁大的孩子比他的儿子还小。在他来打拉池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家葛姓,他到打拉池之后成为第二家。他的儿子后来生有一男六女,并有5个男孙……后来在打拉池有3个葛姓家族,现已发展到第五代,那个被他抱来的小男孩后来在打拉池娶妻生子,有了7个儿子及2个女儿,现男孙10人,女孙13人。一位97岁的田姓回族老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他是在地震之后来到打拉池的,那年他13岁,地震后房屋震塌,生计无着,又赶上到处抓壮丁,无奈之下,只好投奔姐姐和姐夫一家,他来打拉池之前,打拉池的回民只有四五户人家,他们都佃住在打拉池西城门外。他姐姐、姐夫开了个小旅店,他开始在姐夫的店里打杂。第二年,他做起了从海原到打拉池的羊羔和皮子生意。他一个14岁的男孩在一个陌生的异乡独立支撑起了生活的重负,后来他在打拉池结婚成家了,共生了9个儿子3个女儿,后有男孙21人,女孙10人,现已结婚的18个男孙中,仅男重孙就有49个,今日家族人丁兴旺可见一斑。在老人的深情回忆中对打拉池充满了感激,因为这里是他们劫难余生之后的重生之地,是被“神灵”所救赎的地方。

一位老人讲:民国九年的海原大地震,时间为农历十一月初九日晚十一时。当时打拉池一带的一个名为新庄子村的一李姓大户请龙轿神芙蓉大帝治病,大帝神龛断裂。神急吩咐全庄老幼青壮,不分男女全部到本庄道观前的平地上听训。待全庄人到齐后,又令各家烧火一堆,在场听候。当时正值寒冬季节,天气寒冷,很多人因此不耐烦了,闹着要回家,但神灵不许。就在那时,只听大地“轰”的一声,霎时天摇地动,房屋窑洞几乎全被夷为平地,但全庄人都平安,只塌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从此,新庄人更信奉芙蓉大帝神,所言必从,因大帝神灵感应昭彰。民国初年,打拉池人将神像偷去,为一方显感应,事后打拉池人做了万民伞送神归位。后打拉池人也将芙蓉大帝供奉为当地方神,并建有方神庙,芙蓉大帝为三国时的赵云。正如学者所言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事实上,‘景观’既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又是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1]打拉池人没有自己的文本历史,只有沉淀在打拉池之历史空间中的敬畏的心灵史。

二、打拉池:空间与文化场

打拉池作为当地人社会生活的空间,其物理维度是南、西、北三面之屈吴山、西山、龙凤山,三山峙立而形成了西格拉滩盆地。在当地人的底层信仰的风水观念中,龙凤山作为打拉池人的主山是靠山,海拔最高的屈吴山是向山,而西山与黄河一衣带水,与打拉池古城山水相依。因此,人们相信打拉池是一块风水宝地,在这些山上修庙宇,拜神癨,能够保佑打拉池人平安免灾,财源广通,升官发财。三山上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是佛道并存的寺院———红山寺、总佛寺、潮云观、道观之娘娘殿、土地祠、三教堂、龙王宫(又名文昌殿)、五帝殿、青龙殿、白虎殿、朱雀宫、北武祖师殿等。三山围览,似众神俯瞰,打拉池人就生活在盆地的中心———一个众神审视下的空间。清真寺是唯一坐落在盆底的宗教场所,回族人围寺而居。这就是打拉池人生活的社会空间。正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的:“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及社会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②所以,这些显著的文化符号景观构成了打拉池空间的文化维度,形成了打拉池的文化场。在此场中,宗教文化是积淀最深的文化资本,发挥着场文化的社会整合的聚集效应。

(一)西山上的红山寺和接云观红山寺原名开元寺,坐落于打拉池的西面。因山岩石色为红色,故名红山寺。历史上也叫西山寺,建于北魏。据说法显和尚当时带400弟子去西梁朝佛,被鲜卑族人阻挡在黄河以南不许过河,法显和尚遂命400弟子遣散各地宣教建寺,开元寺便由此而建。法显弟子凿石开窟历经十余载,窟内塑有三世佛三尊,护法神六尊。北宋时,此地重建“崇宁寺”,明朝万历年间再次扩建,始成规模,红山寺遂闻名遐迩。现红山寺的建筑分为佛道两部分,东为道观,西为佛殿。佛殿部分现已建成山门,山门第二层为弥勒佛殿与观音殿,拾级而上第一排为尚未建设的五方佛殿地基。再往上一层,第三排依山而建,中间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外殿正中为石窟洞口,两侧左塑观世音菩萨及善财、龙女;右塑地藏王菩萨、道明、闵公,十八罗汉像侍从两侧。从外殿洞口进入主窟,窟门两侧浮雕为韦驮、关公二大护法,内地下塑有四大天王,中间坐释迦牟尼佛,两边各为阿弥陀佛与药师琉璃佛。大雄宝殿两侧,东为药师佛殿,进入佛殿内,药师佛坐正中,左为日光菩萨,右为月光菩萨。而大雄宝殿西侧,则为西方三圣殿。殿内正中为阿弥陀佛,左塑大势至菩萨,右塑观世音菩萨,从西方三圣殿走出来,沿着西侧台阶继续上行,走过清风亭,便是十二层高的万佛塔,风吹铃动,与佛堂里的诵经声合音共鸣,撩人心弦。与红山寺依存的是道教的接云观,走进山门,沿着一条中轴线,山门第一排映入眼帘的是一层天师府,二层文昌宫。继续深入,第二排的中间为打拉池的方神庙芙蓉大帝赵子龙殿,大帝殿两侧分别建有钟楼与鼓楼,再两侧分别为二郎真君殿与虫王殿。沿着桥楼上行,第三排为三清宫,桥楼两边分别为三宫殿、火帝殿、娘娘殿及白马都督殿。再上行,第四排的最高处为润皇阁。

(二)龙凤山上的道观与佛寺龙凤山位于打拉池的北侧,俗称老爷山。据《平川区志》记载:龙凤山,山形如五龙戏凤,故有“龙飞凤舞”之誉[2]。相传大约在西汉末年,这里建有灵官坛庙,供奉南天门的护法神。唐时,由敬德在此建庙,名为“祖师殿”,殿里供奉祖师爷真武大帝像。北宋时,此地镇守张安泰又建成了太上老君殿,又名三清宫。同时建了佛殿,殿内供有法王菩萨,斗战胜佛孙悟空的十二化身等。明代,靖虏卫指挥使李栋又扩建了龙凤山,建有龙凤山石碑坊、左右天王殿。清代,又扩建了马王殿、赦招楼等。至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所有庙宇建筑全毁。到20世纪80年代,当地乡人与企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又陆续修建了娘娘殿、土地祠、三教堂、龙王宫(又名文昌殿)、虫王殿(再建)、五帝殿、青龙殿、白虎殿、朱雀宫、北武祖师殿等,形成了以道教为主,附以佛教的建筑群。打拉池的汉族群众对龙凤山情有独钟,平时香火不断,每逢宗教节日更是香客如云。

(三)屈吴山上的总佛寺与潮云观总佛寺坐落于屈吴山北麓,相传是唐贞观十九年玄奘大师取经归来在此驻锡建殿,并收徒屈德和吴尚二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重建,现已建成万仙殿、东西二大殿、太阳宫、月亮宫,中间建成地球仪、天桥楼等。总佛寺万仙殿的结构具有显明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庙高,台架临空34.5米,庙内建筑净落625平方米,内上层36柱为36天罡,内下层72根柱为72地煞,共108根内柱,由四根直径45厘米粗、24米高的通天柱支撑,连接四门八扇,高大豁亮,内部又以神龛布局。顶部玉皇阁,四角悬空,离三米,周七个太师椅,各盘一条七米长雕龙,龙头一米长,旋柱临空,雄伟豁达,上中下各置三界八仙;四角排列,东南寿星,西南姜子牙,西北无量祖师,东北黄飞虎。顶部四方置四块四米长一米高神龛板,中间雕刻太上老君,四方奉通天教主;张天师孔孟儒佛道列位。大殿内中央供奉四尊2.7米高玉石佛像。外部设斗拱挑四角,屋脊为日月星辰,外四角佛门四大天王,八仙法器,为维护佛的法身和威严,24根明柱。以万佛殿为中心,四桥连四殿———万佛殿,连接46.6米长天桥和桥楼,天桥楼东西接20米长渡桥,建东海菩萨殿,西设星际宫,建高于地面五米,莲花地球仪,再拾50米台阶是地藏王菩萨殿,南为千手千眼佛殿,水岘滩下建龙紫宫接引殿。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物真一的格局。”[3]21潮云观坐落于屈吴山西麓,始建于元朝末年,据前清举人刘仲琦、郭兆瑞的《碑文•钞录•杂文》中述:潮云观初建于元末年,有道人吴云劝道,始建“灵云桥”。“凡求神解厄,助愿士途者,桥上焚祷,白马都督,金龙大王,应验非凡。后年,陈士杰道人,又建桥楼,记碑文……”③此为潮云观第一次建庙。明寅德元年(公元1426年)第二次扩建,建太上殿、显神殿,殿内供奉白马都督、金龙大王神位,后又建“宣民楼”置“金鼎”和“碑文”,其中,宣民楼为主要告示,“金鼎”撰书金文,内容为:“屈吴降妖传,授显神相助,降了九头蜈蚣精,以三皇令择地建庙及云事。”[3]8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第三次扩建,至明万历十九年完工,共建成“白马殿、显神殿(再建)、祖师殿、雷祖殿、文昌楼、九天殿、二郎真君殿、关帝圣君殿、子孙娘娘殿。明末,由道士黄云清,字善廷,广缘布施续建:乾清楼、青马将军殿”。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建玉皇阁、山神庙、土地庙、灵宫楼;光绪年间潮云观再建桥档洞、灵宫楼洞、文昌楼洞、战楼。民国九年,因海原大地震而毁坏严重,后有道士崔文秀主持第六次复建,在复建所毁庙宇之外,又新建龙王殿、药王殿、桥楼。1981年,潮云观第七次重建,共建成五楼十八殿和佛院三殿错落分布于屈吴山山腰间。从公元1368年到现在,潮云观历时600多年,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它兴衰沉浮于历史的变幻之中,维系在人们执着的无形的信仰追求之中,成为打拉池人的一部生动的精神史。“宗教是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这一点深刻地打印在打拉池人生活的社会空间之中———儒、道、释、伊四教并存共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村落社会的缩影。这些宗教符号表征的文化景观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了一个人神共存、圣俗一体的文化场。正如福柯所讲的:“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宗教作为这里最深厚的文化资本正是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整合作用———它被人们信仰在心里,实践在年复一年的各种宗教仪式之中。

三、宗教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整合

宗教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宗教的信仰与仪式密不可分,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仪式是宗教的社会实践,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是通过宗教仪式的重复实践而发挥作用的。社会整合是社会的秩序化,控制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消解社会冲突,使社会和谐一致,和谐不仅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有序化状态,而且重要的是人的心灵或精神的和谐。宗教作为神圣的社会意义的系统,首先在制度层面发挥着律法、伦理的功能,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维系着群体的认同和团结。其二是发挥着牧师的功能,通过赋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用神圣的权威话语回答人的生老病死等人生困惑问题,以达到精神上释疑、疗伤、慰藉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

其三是正如宗教所信仰之“神”无处不在一样,宗教发挥着超自然的“侦查”力的作用,宗教通过信仰将“神”内化在人的心中,从而达到人的自我控制,实现社会整合。其四是宗教仪式为人们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公共空间,发挥了社会粘合剂的功能。在打拉池村,道教、佛教每年都有定期的庙会,举行不同的宗教仪式,它既巩固着人们的宗教信仰,又发挥着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功能。仅以道教为例,每年就有14场庙会:农历正月初九在玉皇圣诞举办的“上九庙会”,为期三天;农历正月十五在天官赐福节上举办的“元宵庙会”,为期一天;农历二月初二举办的开庙门庙会;农历二月十五为道祖太上老君圣诞举行的庙会,为期两天半,俗称二破三;农历三月初三为北真武祖师(北八天教主)圣诞举办的庙会,为期四天;农历三月二十为求子在三霄娘娘圣诞举办的庙会;农历四月初八为禳天花在花娘娘圣诞举办的庙会;农历六月初六为镇江大王杨四将军圣诞举行的庙会,为期两天半,俗称二破三;农历六月二十六为二郎显圣真君圣诞举办的庙会,为期三天;农历七月十二为龙王圣诞举办的龙花庙会;农历七月十五为祖先送瓜果举办的“中元庙会”;农历八月十八为白马都督圣诞举办的庙会;农历九月初九至十五为张天师与北武祖师的冲祖(升职)仪式和当地方神芙蓉大帝圣诞,此节最隆重,要过七天庙会;农历十月十五是为追祭各家祖先举行的下元节庙会。如果再加上当地的佛教庙会,打拉池村每月至少有两场庙会。仅以接云观的“上九庙会”为例来看,始于每年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日,道士们吃素,禁荤,腊月三十晚上诵经祈福。正月初四,人们开始赶庙会,他们烧香拜神,占卜求吉,祈求神灵禳灾治病,保佑平安,指点迷津,能够发财致富或官运亨通。所有占卜问事者均会奉献数目不等的钱,以示虔诚。尤其是打拉池本地因开发煤矿而富的煤老板群体,他们是寺庙建设最重要的捐资者,更是每年宗教仪式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前几年煤矿瓦斯爆炸等事故频发,让老板们心有余悸,他们都纷纷供奉“龙轿”,祈求平安和发财致富。

显而易见,不同的打拉池人参与宗教仪式都各怀心事,各有所求,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激烈,变数陡增,人们对未来的不可预料性、不确定性的担忧与日俱增,因而需要“神灵”这个“没有依靠的依靠”来寄托和安心,来增加自己的信心。因此,宗教正是通过满足不同人的精神需求而达到社会整合的。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的,“宗教的需要处于人类文化的延续,这种文化延续是指超越死亡之神并跨越代代祖先之存在,而使人类的努力和人类的关系持续下去。因此,宗教在伦理方面使人类的生活与行为神圣化,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在其教义方面,它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内聚力,使人类成为命运的主人,消除了人生的苦恼。凡有文化必有宗教,……尽管文化对于宗教的需要完全是派生的、间接的,但归根结底宗教植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形式”。

纵观打拉池的村落历史,宗教文化始终是打拉池人历史接续与社会维系的主线。宗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到现在的良性发展,正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经济上的日益富裕而发展的。宗教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就在于使这个村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并没有因为贫富分化而失衡和冲突,也并没有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动而疏离与失和,更没有因为人们追求物质财富至上而变得唯利是图和为富不仁。因此,宗教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伦理功能,也是当今构建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文化资源。打拉池村仅仅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典型个案,据笔者不完全调查统计,甘、宁、青三省区有宗教活动场所11936处,其中伊斯兰教有9375座,藏传佛教有966座,汉传佛教有794座,道教有319座,基督教有351座(不包括聚会点),本教寺院有11座。这些宗教在多民族的西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宗教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常数。它作为对生命的终极眷注和精神的镇痛剂,它既消弭着人们因社会急遽转型所带来的文化不适的“痛楚”,又平衡着市场经济的“异化”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某种“失衡”和“张力”,成为社会的“精神制衡器”和道德的“资源库”。因此,宗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作者:龚成红 杨文炯 单位: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整合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