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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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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已历经14年发展①,虽然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逐年扩大,然而与经济贸易领域强劲的增长势头相比,我国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并不容乐观,以致中华文化“走出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文学角度来看,虽然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海外传播的尝试,近年来国家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外译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历程中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究其原因,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走出去”的因素。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Le-fevere&Bassnet,1990:1)之下,翻译的功能不囿于语际间的转换,而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因此,关注承载当代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便成为考察文化“走出去”现状、效用与前景的一个切入点。

1.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努力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史从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翻译的发展史。回顾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历程便可发现,政府即组织开展了中国文学的翻译与海外推介工作,《中国文学》杂志的创办便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中国文学》(1951-2001)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分别于1951和1964年问世。20世纪80年代,在杨宪益先生的主持翻译下,“熊猫丛书”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系列丛书正式发行。丛书翻译出版了107种外文图书(英、法语为主,少量日、德语),其中包括《诗经》、《离骚》、《聊斋志异》等6部古典文学作品,以及《鲁迅文集》、《女作家作品选》等上百部现当代作家、诗人作品。《中国文学》代表了当时国内文学外译的最高标准,发挥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窗口代言作用。

21世纪以来,在文学作品出版的市场化潮流之下,一方面,我国文学外译工作吸取既往经验,采取政府牵头、学术界实施的模式。由知名高校主持召开外译、翻译会议,共同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途径,并组织翻译优秀当代文学作品,发行作家集册,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例如,200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与2009年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均采用该模式。另一方面,海外汉学家仍然是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外译的主要倚重力量。例如,《中国文学》于1985年刊登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后,即引起了海外汉学家的注意,在葛浩文的推动之下,莫言的作品得以陆续译介到英语世界,也为其最终获得诺奖创造了可能性。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赢得了西方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日益关注,通过与国外出版社、研究机构合作的模式,许多当代作家,比如莫言、余华、韩少功、毕飞宇、严歌苓等的作品得以在海外出版,进入西方大众读者视野。

2.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当代文学作品承载着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因此中国文学外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简单的文本翻译,更担当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使命。文学作品的“译”和“介”是同等重要的两个部分,“译”是基础,但“译”的目的是为了文学作品在译入语世界得到更好的推介与传播,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扩大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2013:1)曾提出著名的传播学“5W”理论,即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这一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译介的分析之中,则推论出译介模式中的五大要素应为“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以及“译介效果”,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一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地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鲍晓英,2013:62)。

2.1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译介过程在5W传播理论之下,要考察作品的译介过程,首先需要分析作品的译介主体与内容。译者作为译介主体,承载着作品的翻译,译者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译本的质量。若想追求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的最佳效度,西方汉学家群体仍然是最理想的译者,这从莫言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可见一斑。他们“既熟悉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需求与阅读习惯,同时还能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并擅于沟通国际出版社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研究界”(胡安江,2010:11)。毕飞宇的作品首先被译成法语,3位法国译者均为母语为法语的法籍汉学家。在目前出版的6部法语译本中,除《雨天的棉花糖》和《推拿》之外,其余四部《玉米》、《青衣》、《平原》以及《上海往事》均由克劳德•巴彦(ClaudePay-en)翻译完成。巴彦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翻译家,法国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巴彦自1965年开始学习汉语,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于是当时中国发行的报纸、作品以及《毛泽东语录》都成了他的学习材料(克劳德•巴彦,2010)。这一段独特的学习经历加深了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文革时期的中国农村的了解,因而毕飞宇作品中的时代背景对他而言并不陌生。之后,巴彦先后在人民警官大学和对外贸易学院任教,这段工作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现状的认知。因此,他是一位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式思维习惯的优秀汉学家。在法译本出版之后,有着“中国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接受了英国TelegramBooks出版社的邀约,与夫人林丽君女士(SylviaLi-chunLin)联合翻译了《青衣》和《玉米》,成为毕飞宇作品英译本的译者。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下,文本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文化场域成为翻译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按字、句翻译即可,也并非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而这多出来的一种情绪正是文学性与作者的风格(高方、毕飞宇,2012:50)。毕飞宇的作品将深厚的传统戏剧文化、特殊的时代背景都糅合进了他所刻画的角色中,因此,如何将异域独特的文化传达给读者便成为翻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书名的翻译为例,巴彦在翻译时依照作品内容对名字进行了意译的处理,以期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兼顾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比如,小说《玉米》讲述了“文革”时期一个普通山村里,不同性情的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玉米作为三姐妹的大姐,也是小说首先展示的人物,翻译时,若直译为mas(玉米)自是不妥,但如若选择用拼音,西方读者看到时,也会感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巴彦将其翻为Troissurs(三姐妹)(Bi,2005),清楚地将小说结构内容传达给读者,可谓简单传神。而《青衣》则以中国传统戏剧作为框架,以戏剧角色来映托人物性格,因此被翻译为“月亮戏剧”(L’Opéradelalune)(Bi,2003)。这样的译法一方面表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另一方面也是对文中京剧《奔月》的翻译。《奔月》作为筱燕秋的成名作,和她命运紧紧相连,以该戏剧作为小说名,既关照了中国文化特色,又暗合文中的核心内容,可谓匠心独具。巴彦对《青衣》、《玉米》名字的翻译精炼传神,法语版本发行后的其他译本也受其影响,比如葛浩文所翻译的英译本《玉米》(ThreeSisters)、《青衣》(TheMoonOper-a)在译名上与法译本采用了相似的译法。

2.2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传播途径在确保好的作品与译本的基础上,译介途径便成为制约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国不缺乏好的文学作品,但一部作品外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找到合适的海外出版商。如葛浩文所言:“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译,还得看出版社的意思”,许多翻译好的优秀作品,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社,只能滞留在译者的抽屉里(季进,2009:47)。中国作品在海外出版社发行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经由任职于高校的汉学家翻译之后,依托学校资源,由高校教育出版社发行出版。这类译本质量优良,但作为非盈利性出版机构,资金有限,针对作品所做的宣传较少,在普通读者中的知名度较低,因而受众群体多针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汉学家以及汉学专业学生(季进,2009:51)。第二个途径则是由国外商业出版社选中文本后,组织翻译出版,在此过程中职业作家经纪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家经纪人会将自己代理作家的作品推介给出版社,并代为洽谈版税等相关事宜。作家经纪人就像一条纽带,一头连接作家,另一头连接的就是市场(朱波,2014:13)。在中国作家存在语言障碍、不熟悉海外出版市场的情况下,海外代理人是理想的媒介。可以说,寻找到优秀的海外经纪人,作品海外译介就迈出了第一步,一些作家例如莫言、阎连科等都是经由经纪人帮助联系合适的出版社,毕飞宇也不例外。在法国出版社担任策划的陈丰博士担当了毕飞宇的海外经纪人,帮助他的作品打开法国市场,继而传播到美国、德国等国家(高方、毕飞宇,2012:51)。毕飞宇和法、英出版社的顺利接洽和合作,可以说其海外代理人功不可没,正如作家自己坦言:“中国文学向海外输出的最大问题不在翻译,而在缺乏职业的文学代理人。”(高飞、毕飞宇,2012:51)毕飞宇作品法译本分别由南方文献出版社(ActesSud.Coll)与毕基埃出版社(EditionsPhilippePicquier)出版发行。其最早翻译的作品为《雨天的棉花糖》(Bi,2004)是经南方文献出版社主编、法国汉学家何碧玉(IsabelleRabut)翻译出版。1997年开始,何碧玉开始担任该出版社中国丛书的主编,翻译出版的作品包括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池莉的《烦恼人生》等。正是在池莉推荐下,她阅读了毕飞宇的中篇小说,并首先开始翻译了其早期作品《雨天的棉花糖》(Delabarbeàpapaunjourdepluie)(何碧玉、毕飞宇,2011)。然而,2003年,当两家出版社争夺其作品出版权时,毕飞宇最终选择与毕基埃出版社签约合作,其中原因引用其原话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作品,并且承诺,哪怕亏,也会一本一本出我的作品”(高飞、毕飞宇,2012:51)。毕基埃出版社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样的承诺。该出版社创办于1986年,正是外域文化引进热潮在法国悄然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毕基埃出版社的成立可以说是顺势而动。创办人菲利普•毕基埃(PhilippePicquier)(2012:86)称:“当法国文学界正专心于形式的研究时,我则视亚洲为另一股新鲜的气息。”汉学研究在法国历来源远流长,2004年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之后,在整体翻译作品出版量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文学出版量却是逆势而上(Jean-YvesMollier,2007:252)。毕基埃出版社对毕飞宇作品的坚持出版一方面是对毕飞宇作品的认可,另一方面正是预测到中国文学在法国的巨大前景。近年来,毕埃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当代多位作家的作品,莫言、韩少功、余华、阎连科等均在其列,出版有“毕基埃青少年丛书”、“毕基埃袖珍丛书”系列以及“中国系列丛书”等。在与毕飞宇的合约上,毕基埃出版社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先后翻译发行了《青衣》、《推拿》、《平原》、《玉米》以及《上海往事》五本书,使法语成为海外出版毕飞宇作品最多的语种。毕飞宇作品在法国的出版推动了其他语种的发行。在代理人的推荐下,英国TelegramBooks出版社在阅读毕飞宇法语作品后,看到了其作品潜在的商业价值,决定出版发行英译本。2007年,《青衣》英译本在英国TelegramBooks出版社发行之后,2009年,美国HoughtonMifflinHarcourt出版社顺势而动,将其作品引入到美国。这两家出版社均为英美主流商业出版社集团,在作品的出版发行上采用了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毕飞宇作品归为学术化、小众化作品,而是纳入到主流图书商业运营,展示到普通大众读者面前(吴赟,2013:94)。

2.3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接受效果评价作品海外传播的效度,应当从译介受众与译介效果这两方面着手。一般而言,译介受众分为三类,即学术权威、文学批评家与读者大众。学术界权威和知名批评家会关注作品的学术价值与文学地位,而读者的接受度则决定了作品是否流传(王宁,2000:57)。只有综合分析这三者的情况,才能得出作品在译入语世界的真实接受情况。与老舍、巴金等所著的现代中国经典作品相比,毕飞宇作品海外译介始于2003年,时间较短,因此文学界尚未对其作品进行深度研究。相比较之下,时效性更强的新闻媒介很快地做出了反应,众多主流媒介的文学评论家均对其进行了品评推介。2007年《青衣》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发行后,《泰晤士报》以“男人与男性抗争,而女人一生是与自己抗争”(Saunders,2007)来评论文中筱燕秋的命运。2010年,《玉米》在美国发行后,美国图书馆协会刊物《书单》(Booklist)称《玉米》展现了“年轻女性的奋斗”(Hooper,2008:31)。2010年,毕飞宇凭借英译版《玉米》荣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成为第三位荣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①,也说明了主流评论界对其作品的认可。然而,主流媒体的认可只是考察作品海外传播效果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归根到底是要让读者大众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事实上,长期以来,外国普通读者阅读中国翻译作品的人数极为有限。借助Amazon、Goodreader、TheCompleteReview等读书网站,我们可以得到西方普通读者真实、直观的阅读感受。在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群中,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以《青衣》为例,从法、英亚马逊读者书评中可以看到,读者首先关注的是一位女性因戏剧而沉浮的人生际遇,是自我挣扎,自我解放的故事,反应的是人性中的共性,是超越国界,是人人可能面临的问题。同时,读者往往被作品的浓郁中国特色所吸引,跟随着筱燕秋,读者进入到京剧的世界,探索中国文化中艺术与商业的内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读者大多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因而能很好地理解作品所展现出的文化差异。然而,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广泛外国读者来说,中国作品想要打开市场尚有一定难度。近年来,虽然中国文学海外发行量逐年增加,但总量依然微不足道。在英美,每年中国文学译本的销量只占总体出版量的3%左右,即使是知名度比较高的莫言,他的《生死疲劳》发行量也不过几千本,其他中国作家译作的发行量可想而知(季进,2009:51)。据《中国统计年鉴》近十年来我国引进和输出的图书版权数据显示,外译的中国作品与译入的外国作品在数量上相比处于大幅逆差地位①。中国文学在海外遇冷的困境,中国处于文化逆差的现实,固然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所致。然而,究其根本原因,更是由于中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者进入国际市场,意味着“边缘文化”去挑战西方“主流文明”,文化上的弱势决定了其文学作品接受度也较低。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中华文化扩大其海外影响力。

3.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对策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中国文化走出的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毕飞宇是中国当代“走出国门”的作家中较为成功的一位,从其作品外译的历程中,可以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3.1从“中国文学走出去”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学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国家历史传统与当代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学界所热议的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从国家的层面看来,其本质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学外译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文学出版发行以及版权服务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熊正德、郭荣风,2011:18)。然而,中国文学在国外普通读者中影响力依然有限,这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效果。黄友义先生曾指出:“做翻译工作,表面上看翻译的是文字,实际上是在翻译文化,是翻译文字背后深刻的思想。”(徐豪,2012:78)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无论是背景设定,还是书写习惯上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脱离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国文学很难真正被海外读者所接受。正如毕飞宇作品正是借着法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打开了在海外的市场。因此,在追求高质量译本的基础上,可辅以相关的文化宣传活动,一方面吸引读者注意,扩大作品知名度;另一方面借宣传对读者进行文化“培训”,向读者普及中国文化,帮助其了解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与文学译介相辅相成。

3.2培养高水平的本土译者“汉学家模式”仍是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倚重力量,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模式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汉学家数量稀少,过分依赖于这一模式,则决定了中国文学无法大规模海外传播;同时,海外汉学家更热衷于运用“归化”、“改写”等翻译策略,初时能减弱外国读者阅读时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击,帮助中国文学扩大海外读者群,但同时无疑制约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被海外读者熟悉与接受。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若想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我们必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本土译者。然而,目前国内翻译市场惨淡,翻译市场不规范,从业人员薪资待遇差,导致专职文学翻译人才极度缺乏。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优化翻译市场机制,提高翻译人才待遇,培养通晓本国文化历史、熟练掌握目的国语言的高水平本土译者。

3.3注重与提高传播效果文学作品的海外译介,并不仅仅是翻译问题,“那种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的观点,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谢天振,2013:1)。一方面,文学作品的外译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看来应当走市场化的道路。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要求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文化市场,而不是一味地忽视受众需求,忽视文化差异影响下的思维差异与阅读差异,盲目替国外读者决定他们应该阅读哪些作品。一些作品在国内或许未引起巨大的反响,却在海外传播广泛。比如,“《狼图腾》在国内影响力有限,但在美国影响很大,销量很好”(季进,2009:46);又如,2013年,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的作品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发行,代表了国外主流出版社对当代中国新兴的网络文学的认可。同时,好的翻译作品还应当辅以好的营销手段,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译本可谓经典之作,但无论从海外读者的接受度还是海外学术影响力看来,杨译本均不如本土译者霍克思、闵福德的译本,作品的宣传不足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赵芸,2010:21)。拥有好的作品,更应该加强和提高作品的传播效果,把好作品推介到读者面前,才能真正实现他们的价值。

3.4将翻译提升至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高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因素已上升至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巧妙运用文化因素已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国软实力的核心,正如许钧教授(2012:12)所指出:“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入还是输出,在我们看来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曾担任过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大量引译西学,将西方的科学、民族、自由与共和的观念引入中国,并以这些先进的观念来推动当时中国的改革、革命与民族救亡运动;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翻译可以担当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软实力”。历史跨越百年,翻译的战略性意义依然不变,差别仅仅在于:在如今新一波的翻译大潮中,翻译的重心由“译入”转向“译出”。通过将中国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外译出去,我们用一种温和的、隐性的、更易为人所接受的方式,传播着中华文化与中国的价值观,这便是借翻译之力而成的“软实力”。因此,只有将翻译提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高度,中国文化才能在不久的将来真正“走出去”。

作者:吴攸 张玲 单位: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