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角色与中国文化外交综述范文

2011年1月18日，应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自1月17日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让美国观众了解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国国家新形象。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国际交往呈现多极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维度受到学术界的空前重视。本文拟从文化外交、国家角色理论和中国文化外交三个研究角度来综述探讨这一领域的有关问题。

一、文化外交研究述评

文化外交，一般指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来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国家从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出发，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Turner)提出，后又经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ckNink-ovic)系统阐述。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外交事务》发表《软实力》一文，进一步提升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并提出风靡世界的“软实力”的概念。荷兰政策学家彼得•冯•汉姆(PeterVon-ham)2001年10月在《外交事务》中撰文认为国家的品牌化就是如何在国外销售国家的形象，强势的品牌国家在吸引外资、吸引人才和产生政治影响力方面是非常有利的。品牌国家的经营过程，既可以强化外交，也可以帮助国内发展，并使其成功地融入国际社会。200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弥尔顿•C•卡明斯(MiltonC．Cummins)博士在《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项目中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简要地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和发展趋势。我们的文化外交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多数著作主要研究他国的文化外交。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2000年出版了《美国文化与外交》，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决策者思想的分析，认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一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着影响。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外部关系时，文化因素便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给美国对外关系打上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2002年计秋枫、冯梁等撰写了《英国文化与外交》，介绍了英国外交的人文历史背景，近代英国的开端，殖民帝国与世界霸主之梦，英国外交的保守性，帝国的衰落与英联邦文化关系等内容。一些青年学者开始介绍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美日等国的文化外交和我国文化外交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文涛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中，研究了文化外交的定义和相互性、诚实性和长期性等三大属性，论述了文化外交的思想缘起、文化外交中的教育改造功能、文化与权力和文化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文化外交行为体多元化的特征。北京大学的李智博士在《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一书中界定了文化外交的定义，借鉴了美英等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并为我国的文化外交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对外经贸大学彭新良博士在《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书中从多轨外交、建构主义国家利益分析和传播学等角度，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文化外交实例对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与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外交学院的梁晓君在《塑造新中国形象———试论的文化外交》中总结了总理塑造新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的文化外交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缪开金在《中国文化外交研究》一文中探讨了文化外交的基本概念和两重性。国内学者在文化外交的定义、特点、理论体系、研究范畴上众说纷纭，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到目前，研究多侧重于某一方面，大多集中于探讨定义、归纳特点，区别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功能。文化外交的定义暂时还没有一个权威标准，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认为，“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1］。彭新良认为文化外交就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的一切和平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相对于这些争论，大家对于文化外交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则意见一致。而国内外在文化外交的建构主义理论及国家角色理论上，广存争论。

二、国家角色理论的争议

中国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从影响力的扩展到对能源需求的增加等等，“中国能否走和平发展之路?”成为国际社会西方部分人渲染的话题。因此，帮助全世界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及未来发展走向，是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之一。在这里，搞清楚“国家角色”的定位，是研究文化外交的重要关联问题。国家角色是国家身份的类型之一，最先把角色概念用在国家对外政策领域的加拿大学者凯尔•霍尔斯蒂(KalHolsti)将国家角色定义为“外交政策制定者对于适合本国的总体决策、承诺、规则的总体概括，同时还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连续性基础上应尽职责的总体概括。”［2］一般来讲，国家领导人根据他们对自己国家角色的认识所采取的外交行为被称为“国家的角色行为”，“它包括对世界的态度、决定、反应、作用和对外承诺的总体规律。”与之相对，亚历山大•温特(RalphD．Mershon)认为国家角色不是基于内在属性，只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但是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国家角色依赖于文化，国家要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是国家获得角色身份的先决条件。［3］国家角色在国内的研究相对薄弱，兰州大学丁志刚教授在《全球化与国家角色》一文中从国家主权和国家职能方面探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角色问题，认为国家职能至少出现三个明显的变化［4］。外交学院张清敏教授认为，国家特性决定国家角色，领导人对自己国家角色的判断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他运用国家特性和国家角色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的国家特性，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角色是“发展者”。［5］夏建平根据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的内生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以及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明显的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是在国内、国际体系以及与相关国家的互动三个层次同时进行的:相对保守内敛的文化造就了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实践中，最终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达成了与体系的身份认同，并在亚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

三、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中国文化外交研究

21世纪初，中国文化外交的环境和中国外交战略取向，即耳熟能详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嬗变。2003年10月，“和平崛起”作为新的国家外交发展观由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论坛上首先提出。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2003年12月23日，国家主席在纪念诞辰110周年时，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的国家角色观在文化上涵盖了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新世纪面临新形势重新确认国际社会的和平特征，并且表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中的崛起，不是威胁和崩溃。［7］［8］2011年1月20日，国家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明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观。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外交研究，现有的论著只能说是星星点点的探索，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和总结。

由文化部编写的《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该书百科全书式的简单介绍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过程［9］。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主编的《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一书，对近代以来的中美文化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介绍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并对有关人物进行了评析。但作者多从历史角度解析中美文化交流，对于我国文化外交发展阐述较少［10］。现有涉及中国文化外交的论文多集中研究中国文化外交的轨迹，且分期较为一致，一般把改革开放前作为开创期或探索期，把1978年后至今作为发展期。在论及中国文化外交作用时，也多从文化安全、传统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形象等角度加以探讨［11］。

2003年12月5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首次反映在文化产业领域。当下我国文化外交研究方兴未艾，21世纪中国要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不仅要从整体上对新中国文化外交加以研究，更要求对文化外交进行宏观的战略分析和微观的对策性分析。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被视为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的功能在现当代正在经历细化的过程，文化外交与承担经济功能的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日渐结合［12］，文化外交新时期的发展呼唤更多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