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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消费思索范文

时间:2022-06-10 11:32:54

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消费思索

文化消费观念的兴起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跨国文化消费则与文化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联系的历史。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元素更多地进入东南亚地区,成为东南亚地区文化多样性的源头之一。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主要以强大的中国商品贸易作为支撑,所以中国文化的影响直接地表现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则还没有深入到当地民众当中。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政府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投入越来越大,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供给东南亚民众的消费空间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消费概况

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精神需要,这就是一次文化消费活动。文化消费活动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使民众感到愉悦。满足需要对象的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而不是具体的物质产品[1]。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大众文化消费的学者。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orsteinBVeblen)、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Georg)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以“文化消费作为社会区分方式”为研究主线,通过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提出了“炫富性消费”、“时尚消费是示同和示异的结合”和“文化资本与‘惯习’”等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和费斯克(JohnFiske)则以文化消费主体———消费者———角色变迁作为研究视角,主要讨论文化消费者“被动”与“能动”的关系[2]。这些理论和概念的提出,都是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进行构建的。进入21世纪,文化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消费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成为文化软实力影响的主要载体,对文化消费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化的影响力。文化消费具有很大的弹性,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不断刺激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同时,文化资源的消费也不存在排他性,同一件文化产品,可以被同一个人重复消费多次,也可以由不同的人消费。当一个文化产品被某个主体消费或使用时,并不妨碍其他的主体对它的消费和使用。如一本书,一个人可以阅读多次,也可以借给别人阅读;一部电视剧可以被数万人同时观看,也可不断重播。文化消费的这一特点,使民众少量付费就可以消费到一些文化产品。由于现代传播媒体的发展,有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可能不需付出特别的成本就可以消费,比如通过网络可以获得信息和思想观念、技术和技巧[3]。东南亚对中国文化的消费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20世纪之前,东南亚对中国文化的消费主要通过文化交流的途径进行,创作和消费的群体都是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群体。20世纪之后,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创作的主体来自中国国内,消费的主体除了华侨华人以外,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其他族群的民众加入。东南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消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图书、杂志、多媒体产品、软件、录音带、电影、录像带、视听节目、手工艺品和时装设计等组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是指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不以货物的形式出现,而是由政府、私人机构或半公共机构为社会文化实践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供给。这种文化供给包括举办各种演出,组织文化活动(如文化展览、教育培训),推广文化信息以及文化产品的收藏(如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和博物馆)等。文化服务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营利为目的[4]。东南亚民众对中国文化消费的途径主要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种。公益性的文化消费主要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免费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般是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机构提供,主要包括各种展览、展演和展播,活动的目的是扩大中国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商业性的文化消费主要通过中国的商业公司与当地商业机构之间的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文化消费,主要包括影视作品和各种商业性的演出,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商业收益,满足东南亚民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从目前东南亚文化消费的情况看,中国文化输出的主体是政府,主要的目的是宣传,商业性的文化消费途径相对而言还不太成熟。从目前国际文化品市场的中外贸易来看,中国文化消费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主要进入中国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一部分产品也进入欧美地区,其他地区则很少。在出口产品中,50%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设备及器材等硬件产品,而文化服务的出口则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5]。就海外输出的规模和影响来看,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距离真正的国际化还很远。中国电视剧、电影的叙事方法和风格,更多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的风格,即使是在叙述现代故事时采用的思维方式也是这样,这对于不太关心国外事情的东南亚广大观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一些经过改编的中国传统影视形象,如东南亚的当地电视台拍摄的中国古装剧或武侠剧,虽然能够迎合当地观众的欣赏口味,可是却受到华侨华人的排斥。东南亚在历史上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亲缘性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有利条件。文化亲缘性可以使受众对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消费产生偏好,使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吸引潜在的国际受众。只有和受众具有关联性、亲近性的文化产品才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和兴趣[6]。如果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关注和欢迎,或者中国能制作出符合东南亚社会需求的文化产品,就说明中华文化也被东南亚人所接受,东南亚人的社会文化也为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供给者所了解,那么,中国的价值观就能真正意义上地“走出去”了。

东南亚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

东南亚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剧以及承载这些文化产品的多媒体产品对图书、杂志和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的消费数量很小。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达到了一次创作的繁荣,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电影也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这是东南亚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发端。建国初期,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文化产品的出口和宣传工作,中国的文化产品主要通过香港的商业公司对东南亚的出口。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委托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发行中国影片[8]。书刊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发行则一直由香港三联书店总[9]。这是新中国文化产品在东南亚地区早期交流的方式,当然,这种交流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1979年底,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成立,成为中国唯一经营管理电影进出口贸易的国营专业机构和中外电影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除了香港南方公司继续中国影片在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发行以外,香港新利录像有限公司也中国影片录像带在海外的发行权[10]。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在东南亚的传播、商业推广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主要还是通过参加电影节和举办影展的形式来进行。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在东南亚地区的商业收益差异较大。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电影特别是海外发行的合拍片,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收益,但这样的影片数量较少,大部分的中国影片几乎没有机会在东南亚上映,中国影片在东南亚的票房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而中国电视剧在东南亚播放的数量较多,影响的范围也比电影广。中国电视剧的海外收入约占电视剧总收入的20%,而且海外收入中的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地区。中国电视剧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微弱,然而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则较强[11]。中国出口到东南亚的影视作品主要有武侠功夫和宫廷演绎两种类型,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一些制作投入较大的影片(主要是合拍片)。这些类型的影视作品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满足东南亚民众对中国文化“好奇”的心理需求,比较容易被当地民众所接受。但是,随着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中的变化,仅仅依靠这两种类型的文化产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影视作品还需要向东南亚提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能引起不同文化人群共鸣的东西。中国的文化产品需要具有包容全球各种风格、类型、文化、观点和表达方式的特质,以开放的姿态、自由表达的精神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对待东南亚的文化消费群体[12]。衡量文化产品影响力的标准就是跨文化的再生性[13]。中国的文化产品可以植入东南亚文化的元素,甚至根据东南亚文化的特点制作针对这个地区的文化产品,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中国文化的内容,以使中国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东南亚的民众所接受和认可。

东南亚对中国文化服务的消费

中国文化服务进入东南亚的形式主要包括演出、展览和教育培训(如孔子学院)等形式。与文化产品的消费不同,中国文化展演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教育培训服务以语言培训为主要内容,消费的主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历史上的移民潮促成了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社会组织,这些华侨华人组织不仅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同时也需要保持与文化源头的联系。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国政府在人员往来上的限制,中国文化在到达东南亚以后,就迅速地本地化,以获得生存的空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部分地开放了劳务输出,中国文化服务的活动也就随即开展起来。地方戏剧演出是文化服务的主要形式,例如福建的高甲戏演出就曾经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了100多年的繁盛。以福建高甲戏等为代表的地方戏剧团频繁前往东南亚演出,也有华侨回国组织戏班到东南亚演出,甚至还有华侨华人在当地组建高甲戏班。这样,高甲戏诸戏班在马来西亚演出期间,当地福建华侨中有部分爱好者积极向戏班学艺,等戏班回国后,他们就自导自演高甲戏。这样高甲戏就远离了生存的“母体”,在异国他乡特定的华侨区域得到培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贴近当地的社会生活[14]。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商业性演出较少,演出活动主要是作为官方政治交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戏剧、杂技、魔术、音乐、歌舞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表演形式是中国文化服务输出的主要形式。据驻外使馆和中国对外演出总公司的统计,在数量上,杂技占据了中国所有对外演出项目的30%以上[15]。例如,2001年,中国杂技团应邀在印尼举行了为期32天的巡回演出。输出到东南亚的戏剧表演以京剧和南方地方戏为主。例如2006年1月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娃娃京剧团的66名师生在新加坡进行了主题为“国粹飘香”的京剧专场演出,演出的剧目有《龙宫借宝》、《四小放牛》、《三岔口》、《百灵》、《岳家小将》等。京剧团在演出间隙还和新加坡马来村的小朋友进行了交流活动[16]。2010年6月5日至16日,南宁市粤剧团60人一行应邀在新加坡牛车水人民剧场连续上演了9场精彩的粤剧[17]。在歌舞表演方面,2010年8月5日至19日,由广东公安边防总队艺术团和上海市公安局消防总队文工团部分优秀演员组成的中国公安部演出团在越南进行了访问演出,演出内容既有展示中国警察形象的节目,也有表现中华民族特色的节目[18]。宗教文化是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宗教艺术交流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宗教相关的演出和展览也是中国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5月4日至13日,中国首部大型梵呗交响合唱《神州和乐》首度走出国门,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进行了访问演出。2011年5月11日至13日,《神州和乐》在泰国进行了巡演。这是佛教音乐与交响乐结合的第一次尝试,融合了佛教思想和社会价值观,受到了东南亚社会民众的欢迎。2009年12月14日至22日,由中国宗教界与新加坡宗教界共同举办的,以“携手共建美好世界———和平、合作、友谊、进步”为主题的“中国—新加坡2009宗教文化展”在新加坡隆重举行。此次文化展为期10天。中国派出了近200人的参展队伍,展品超过1300件,并安排佛经现场刻印、禅茶茶艺、道教飞钹、回族穆斯林服饰等特色表演[19]。“中国•印尼2010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包括了图片展、文化展和艺术表演。印尼观众可以从展出的近300幅彩色图片和伊斯兰文物中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来自新疆和宁夏的穆斯林艺术家奉献了一场颇具伊斯兰风情的节目[20]。各种演出活动的时间一般集中在中国的春节前后。作为2010年“欢乐春节”中国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来自中国北京、辽宁、四川、吉林、浙江、黑龙江、西藏、新疆、内蒙古以及广西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艺术团在泰国曼谷及其他9个府进行文化演出,演出的内容包括中国京剧等传统艺术形式和少数民族的舞蹈。2010年2月19日,“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菲律宾访演,演出的内容包括藏族舞蹈《酥油飘香》、蒙古族舞蹈《奔腾》、苗族舞蹈《春暖花开》以及川剧绝技“滚灯”和“变脸”。2011年2月,为期两个月的“中国文化月”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举办了图片展、艺术表演、书法演示、中国文化互动体验等活动。中国文化展览活动的时间一般集中在两国建交纪念日的前后。为庆祝中缅建交55周年,2005年6月,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与缅甸文化部、新闻部合作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中国文化月”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图片绘画摄影展、中国电影展、黑龙江省艺术团访缅演出和四川男排访缅友谊赛等。为庆祝中菲建交33周年及第七个“中菲友谊日”的到来,2008年6月5日,“水墨神韵———中国当代杰出青年书画家作品展”在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博物馆拉开帷幕,该展览汇聚了十余位当代中国青年书画家近年来创作的百余幅中国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精品。为庆祝中国和新加坡建交20周年,由中国文化部和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共同举办的《精神与品格———中国油画展》于2010年10月19日在新加坡拉开帷幕,画展汇集了43位中国当代优秀油画家的50幅油画精品。2011年6月,“庆祝中老建交50周年叶剑锋书法展”在老挝首都万象的国家文化宫举行[21]。

结语

“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色,可能会减弱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适应性。”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要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文化生产力,就要进行内容的创新。虽然民族文化有其本身的特色和内容,但是如果这种特色和内容与国外的文化格格不入,那么这种文化产品就无法获得当地文化市场的认可。民族化、个性化是一国文化(包括文化产品)保持恒久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然而,在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已经日趋成熟的阶段,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民族的传统,就容易忽略其他民族受众的文化感受。和平、爱情、平等、奋斗等主题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元素,以此关照和处理传统文化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22]。长期以来,东南亚当地民众消费的是经过本土化的中国文化产品,这种本土化的需求现在依然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本土化的调整也是一种文化形式的创新。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可以适当减少突出中国特色的内容,而增加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共同的内容,从而增加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的亲和力和“能见度”。“文化经济中的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23]中国的文化产品输出工作,仍然带有浓重的宣传色彩。实际上,现在东南亚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解,在文化作品中已经可以适当地减少宣传的成分,而逐渐增加取悦的成分。探索文化消费中非物质性的核心特质,进而将不同文化情境、不同社会阶层族群对于文化“娱乐”理解力的物质表征具体地描述出来,这是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需要•105•思考的内容[24]。东南亚人观看中国的影视作品,主要是追求娱乐的目的,并非只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或学习中文。“国之交在于民之亲”。一种文化产品的消费可能影响甚至渗透到对另一种形态文化产品的消费。如某种畅销小说可以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可以生产续集。文化产品中的具体内容还可能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并带动其他的消费需求,刺激旅游、饮食、服饰、语言等文化消费的兴趣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25]。由此可见,通过文化消费的途径,可以将中国文化渗透到东南亚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普通民众中培养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从而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关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东南亚,不仅仅是具体的中国文化内容,而是一种深入到东南亚社会各个角落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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