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台湾与台湾人范文

摘要: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中，陈映真用第三世界的视角，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剖析跨国公司内部的压迫机制和人们的羞耻、绝望与反抗，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描述了在跨国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台湾和台湾人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

跨国公司;第三世界;台湾

“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是陈映真中期的代表作品，包括1978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1980年发表的中长篇小说《云》，以及1982年发表的中长篇小说《万商帝君》。①从陈映真的创作历程来看，1975年出狱之后到1978年发表《贺大哥》这3年时间，有一个写作停歇期，陈映真大概是在认知和思考经过7年时间(1968年入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台湾与外面的世界，譬如陈映真所关注的大陆以及越战的结束。在进入到“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创作之前，《贺大哥》延续了在1967年《六月里的玫瑰花》对越战的思考，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在这个小说的开头，出现了在他小说中从未描述过的事物，他带点陌生的眼光，仔细地描述着———台北国际机场，以及在机场门口出现的一群日本游客，这些新鲜事物表征着内部戒严的台湾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面临着日益加深的国际化，一方面是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台湾的内部也出现了各种新的变动。在“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中，陈映真开始处理台湾当下经验，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新一轮资本主义扩张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阅读这几篇小说，在作为分析对象的跨国公司内部，美国主管的殖民立场、经理层的资本化人格、工人的阶级觉悟以及“台湾人”的分离主义，都不天然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预设和化约，尽管政治经济学作为了最重要的论述基础。以跨国公司为表征的新殖民主义不仅将台湾的经济政治纳入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而且计划、改造和管理着台湾社会的文化乃至于台湾人的人格。陈映真着力于书写跨国公司这一社会组织内部的精神构造，用细腻丰润的文学叙述来处理人们的情感、经验和心灵，事实上是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展开与跨国资本主义对“人”的争夺。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进行研究，处理跨国公司在与第三世界(台湾)特殊的历史精神状况结合的背景之下，跨国公司内部人们的感觉和经验所形成的精神构造，以及在这个构造中显现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台湾与台湾人的生存状况。

一、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台湾)在地经验

正如陈映真自己所言，“华盛顿大楼”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关注的是“跨国企业中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的扭曲”，［1］这里并不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普遍性的批判话语。“中国人”的第三世界(台湾)的在地性背后，跨国公司的情感结构也形成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情境之中。同时陈映真的第三世界感觉也在描述跨国公司的过程中由文本的细节透露出来，例如在经理林荣平的办公室里有一只“菲律宾黑木雕刻”(《夜行货车》)，在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的会议室里也有一只“菲律宾黑木雕刻”(《万商帝君》)，而在美国主管艾森斯坦的办公室则有一只“菲律宾鸟木做成的烟灰碟”(《云》)，这些跨国公司内部空间中出现的小道具提示了第三世界亚洲的在场。所以，我们或许无法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简单概括跨国公司复杂的在地经验，也无法用“异化”这类批判概念来简单处理跨国公司内部人们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生命感觉。跨国公司在台湾的成立与台湾被殖民的历史以及两岸分断的历史是无法切分的，同时跨国公司承担的功能，也不仅是在这一区域内扫除资本扩张的障碍，而且还延续了“反共亲美”的政治结构。［2］

《上班族的一日》中国民党军方背景的荣将军和《云》中20世纪30年代买办背景的宋老板，都在跨国公司内部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是这两个人身后的历史脉络贯穿了新旧殖民两个时代，他们和殖民者的关系是长期而又复杂的，他们和美国老板的合作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美国老板的人同时又是美国老板依靠的对象。在荣将军和宋老板的合作之下，纯粹外资的美国公司得以在前面冠以“台湾”两字，变成“中美合作资本”，在政治保守的戒严体制下游刃有余地统合台湾的市场和资源。尤其是《云》中的宋老板，陈映真给予了比较多的刻画。在30年代的中国大陆，宋资助了来上海冒险的美国青年派内特，及至经历了大陆的政治变局，派内特又庇护了宋。在朝鲜战争期间成功拓展了亚洲地区业务的派内特成为麦迪逊公司高层，最后来到台湾找到了宋，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设立了麦迪逊在台湾的分公司。作为美国老板合作者的宋，权位介于年轻的美国总经理和中国经理之间，他的办公室是讲究的中式装潢，他并不像普通的中国经理一样对美国上司既信服又崇拜，当因为工会的事件与美国上司及中国经理起冲突的时候，他又依靠和拉出“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他将国民党的统治权威带入到表面上是完全由美国人把持的空间之内，这样的典型人物，正是跨国公司和台湾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结合的特殊产物。在《云》和《万商帝君》中陈映真花了较大的篇幅，从美国经理们的言论和著述中让跨国公司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完整地显现出来。《云》中的艾森斯坦的“跨国性的自由论”为跨国公司建立起一套合法化的论述，同时也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清除了文化上的障碍，而这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又和所谓的“美国理想”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论述引起了中国经理张维杰的尊敬和忠诚，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艾森斯坦表露出内在于这套叙述中的东方主义思想时，引起了张维杰“不知在什么地方让人羞辱了一下”的感觉，如果说新殖民者试图建立起一个跨国公司为表征的资本全球化的情感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稳定坚固的。陈映真在再现新殖民者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不时地通过文学细节的描写来提示这个意识形态的欺罔和危机。这一点在下文论及经理层的精神结构时，将做比较详细的分析。通过《万商帝君》中对“国际性”的“行销管理会议”的整体扫描，表征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资本试图按照资本的逻辑来整体改造世界，使世界成为一个“没有文化、民族、政治、信仰、传统的差别性”的纯粹的市场，而人类则计划被改造为以“管理者”和“消费者”区分的两种类型人。

但是吊诡的是，跨国公司的去政治宣言不是安放在一个透明的场域，它的第三世界(台湾)的在地性暴露在它背后极端政治化的功能。《夜行货车》中的美国主管嘲笑中国人把美国当做天堂，同时又说“我们外国公司就是不会让台湾从地图上抹除”。在《万商帝君》的最后，中美建交的消息传来，“强行合并”的恐惧在跨国公司内部弥散着，这种恐惧和跨国公司内部深藏的“反共亲美”的历史结构是一致的。而这时主管们强调跨国公司受美国政府的保护，宣称在发展出无国家、无民族的“国际忠诚”的同时，要以对原来的“民族国家的忠诚”作为补充。这个欺罔的核心是，民族国家只能有一个，就是美国。而对于台湾面对大陆的焦虑，跨国公司也提供了一套论述，“用我们多国籍企业高度的行销技巧，多样、迷人的商品”来承担“”的任务。所以，跨国公司不仅是一种资本扩张形式，而且是一种既适应又在改变特定区域的政治状况。同时在跨国公司内部也蕴藏着一个不断问题化的省籍结构，这与台湾战后的历史缠绕在一起，国民党在台湾的党国体制在“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形成一个类似于阶级划分的结构。在国家权力覆盖的体制内部，对“本省人”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排斥性，使得“本省人”几乎很难进入到社会的上层。而跨国公司的出现，不仅为“本省人”提供了一条“向上走”的成功之路，而且成为“本省人”与“外省人”可以公平竞争的一个空间。因为工作上的成绩，《上班族的一日》里的本省人黄静雄，得到“你的风度、才干都不像是本省人”的赞誉。在《万商帝君》的本省人刘福金看来，“台湾的外贸企业，是‘台湾人’和‘中国人’可以最公平地在才能与机会上一较短长的地方”。同样，在本省人林德旺看来，跨国公司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地方。这些不能不说是本省人对台湾社会不平等的省籍状况的一个判断。在跨国公司这个空间内，他们对自己是本省人的身份建立起了某种主体自觉，最极端的表现是刘福金身上的分离主义思想。当他在一次行销理念较量中落败于经理———外省人陈家齐时，他感慨说“他们中国人，真厉害”。

二、Manager(经理)及其他:跨国公司内部的精神构造

经理阶层是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主要描写的对象，以经理们为核心连带起美国上司、中国老板、女秘书、中下层职员以及工人们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这并不只是因为不同小说中的经理秘书们会走进同一部电梯，②因为他们的身份也在“华盛顿大楼”文本内部不断穿梭和转化，例如林荣平(《夜行货车》)可能是“成功”了的林德旺(《万商帝君》)，黄静雄(《上班族的一日》)升上经理后也可能是另一个林荣平，詹奕宏(《夜行货车》)到了党外运动时期很可能和刘福金(《万商帝君》)一样支持分离主义，而朱丽娟(《云》)则可能是离开跨国公司之后的刘小玲(《夜行货车》)。当把这些人物汇总在一起的时候，便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精神构造，陈映真使用了4个小说的容量来使这种精神构造具象化，并在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又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夜行货车》中林荣平和《云》中的张维杰作为跨国公司中的中坚经理层，受到美国上司的喜爱(但并非是尊敬)，他们开公司配发的福特“跑天下”，在文件上签署缩写的英文名，并且分享从底层台湾农村一步步进入到社会上层的经验。尽管如此，他们在跨国公司内部并不是贡献忠诚、得到利益这样一个简单的异化逻辑。在面对充满着优越感和东方主义思想的美国上司，他们不断产生羞耻和痛苦的感觉。当上司摩根索轻薄地说“交际费在中国是一笔合理的开支”时，林荣平分明感到什么地方受到了伤害，而当他得知自己的秘书(也是情人)刘小玲受到摩根索侵犯，却必须要在摩根索面前装作一无所知时，“他开始感到羞耻”。陈映真用非常精彩的描写刻画了林荣平自我压抑的情感:“他的怒气，于是竟不顾着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胁的雄性的自尊心，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无可奈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这才是真正地使他对自己感到因羞耻而来的愤懑。”林荣平羞耻于自己无力向美国上司抗争，因为他无法不顾及他在公司的地位，他是一个成功了的失败者，他的忧郁使人同情。我们发现陈映真是用“羞耻”这个关键词，来切入经理们的情感结构的，张维杰在和上司艾森斯坦的交往中也同样屡屡感觉到羞耻，最后当他信任的艾森斯坦背叛了他及工会时，他留下写着“verysick(恶心至极)”的简短辞职信，离开了跨国公司。

作为《万商帝君》主线之一的经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派系斗争，则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召唤来处理经理阶层的精神结构。陈家齐是国民党部队一位将军的儿子，受着旧式的传统教育，对国家民族有着天然的忠诚。小说一开始写他无法理解或者有点厌恶刘福金对自己台湾人身份的强调，也是他最早留意到刘福金的这一“危险思想”，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太担忧刘福金的言论，“这儿毕竟是台湾啊”，这里是他对台湾党国体制权威的信心，同时也能看出他的“台湾”和刘福金的“台湾”的差异。在小说最后，在国际会议上密集的文化清洗，以及台湾政治突变的刺激之后(中美建交)(有意思的是，美国在台湾的使馆改成了“公司”)，陈家齐感慨如果是几天前“中国一定强”还会让他流泪，但在说出“盲目的民族主义”时，他的国家民族认同已经烟消云散了。而热衷于党外运动、主张某种台湾自决的刘福金对台湾的认同，首先是某种乡土性的抽象(这种抽象性使他落败于视为“异在”的陈家齐在企划策略上对台湾的分析)，其次是这种对台湾的“感情”是随时可以以商业目的而进行交换和出卖的(这一点受到了陈家齐的嘲讽)，再次这种台湾认同又是依附性的，在强调与“中国”分离的同时又渴望得到美国的保护和“疼爱”。这也是为什么这种认同在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在两人的斗争场域中，他们同时遭遇了跨国公司的“世界管理者”的梦想，这种梦想要消灭所有这种差异(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等等)，扫清资本全球化的障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生产和消费的市场体系(同时是等级森严的市场体系，如小说中写到把过时的产品送往第三世界，而新开发的产品则送到发达国家)，这种文化政治教化最终使两个人得到和解。在完成新帝国主义赋予的资本化人格之后，扁平的同质化的两个人终于得到了和解，一起奔向欺罔的幻象之中。但是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在20年后台湾蓝绿对决的气氛中，这两个经理是否会点燃跨国公司内部的族群斗争呢?《夜行货车》中的詹奕宏、《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黄静雄、《万商帝君》中的林德旺，作为跨国公司的中下层职员，他们或有望成为经理，或疯狂地做着Manager梦，他们的痛苦和压抑以及受迫害的感觉更甚于经理层。另一个有必要注意的群体是，华盛顿大楼里的女秘书们，她们作为男上司的欲望对象，如《万商帝君》中的lolita和《云》中的yapp。詹奕宏在某种意义上是林荣平的一个精神补偿，他奋起反抗了美国上司施加的“羞耻”，赢得尊严和爱情的同时从跨国公司出走返回乡土。

《上班族的一日》中的黄静雄是整个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塑造的一个最为“普通”的主人公，“普通”的意思是假设抽掉黄静雄身上的台湾本省人背景，他大概可以被放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匆忙的上班族人群之中。尽管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但是通过陈映真出色的塑造，仍然丰满生动，令人唏嘘。每天往经理位置上忙碌奔跑的黄静雄，即使在愤而辞职之后，也会不自觉地走到华盛顿大楼对面吃午饭，无法像刚刚工作时一样挤公交汽车，无法阅读年轻时喜爱的左翼外国电影理论。陈映真用一个非常精彩的句子来写黄静雄愤而辞职的第二天接到上司电话的心情，“一丝被安慰的卑屈的喜悦，不顾着他的矜持，卑屈地在他的心中漫了开来”。两个“卑屈”，一个定语一个状语，一个静态一个动态，写尽一个上班族患得患失的纠结心理。而《万商帝君》中的林德旺可能是整个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塑造得最成功和最丰富的人物，他对于跨国公司这座圣殿的朝拜、对于个人“成功”的渴望、对于乡土的厌离，以及他和姐姐之间令人心酸的故事，都展示了一个来自台湾社会底层的渴望奋斗的个人是怎样被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组织起来最后又迎来了精神的崩溃。小说中叙述了他童年创伤的经验以及精神病史，那种无力、羞耻和绝望的病原体，在跨国公司内部重新生成。小说中有一段令人震撼的描写，人吃人的幻觉令人联想到鲁迅小说中的“狂人”(《狂人日记》)，同样是在精神走向极端之后，洞悉了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的真相，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林德旺和“狂人”之间的历史脉络。某种意义上来说，Manager和帝君的构造是同一的，都是某种迷信和欺罔的产物，在没有能够成为梦想的Manager之后，林德旺扮演了帝君的角色，通过精神崩溃补偿了欲望和缺失。

三、一个缩影:台湾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华盛顿大楼不是空中楼阁，跨国公司雄厚的资产是以第三世界制造工厂中的工人阶级的血汗为基础堆积起来的。《云》是以发生在台湾的真实事件的采访笔记整理成小说的，对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叙述，也是陈映真对当代台湾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万商帝君》中的跨国企业总公司都在美国，《云》中的麦迪逊公司也不例外，刚刚调到台北的经理张维杰由衷地对麦迪逊公司以及使麦迪逊公司成为可能的美国，产生“深切的敬畏和崇拜”。美国正是以这种无孔不入的方式进入到台湾的主体性构造之中。麦迪逊台湾公司的总经理艾森斯坦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新殖民主义者，他著书立论为跨国公司的扩张建立合法性，同时试图切断和旧殖民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一种他称之为更人性化的、更尊重员工权利的管理模式，来建立起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和自觉，并最终提高企业的利益。他的这套动人的理论征服了张维杰，张维杰作为艾森斯坦的人发动了中坜工厂的工会运动，在这场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中，陈映真重点在写工人们的疑惑、觉醒、斗争，丰润生动地描写了台湾工人阶级在面对历史的切割和新旧压迫势力、压迫形式时沉重的历史命运。《云》里面的女工们并不先验地携带着阶级的“烙印”，即使是写到工人们的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也是在他们自身的“情感结构”中有脉络可寻。所以，陈映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展开，是有人道主义基础的，他细致地描写了女工们的情感和生活经验，与她们身上的阶级特征一显一隐地缝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深度。在《云》中扮演组织工会的核心力量的是有着丰富运动经验也历经磨难的女工何春燕，我们在何春燕与女工之间相互扶持的情感连带中，可以看到同情和团结的工人阶级传统自发地产生于跨国公司的制造工厂中。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工人们的斗争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指导，在起初对公司高层授意组织工会表示不信任之后，经验丰富的何大姐也对接下来的形势深感迷惑。小说中有一段何大姐带着几个组织工会的骨干成员去寻访更有经验的老工人林钦的描写，尽管对“美国仔”天然不信任，林也对“公司支持工会”这个从未有过的问题产生了困惑，但是他最终指出公司对旧工会的暧昧态度说明了一切。而他们讨论的最后办法是，去找公司高层的人张维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的坚定支持上。这些叙事都直接指向了内在于台湾战后的冷战构造和“分断体制”，左翼在20世纪50年代被全盘清洗，工人阶级长期失去了革命思想资源和革命指导。年轻女工小云是陈映真重点刻画的人物，借助于小云的日记，一颗美好的心灵展示在小说中。

这是一个善良、腼腆的小女孩，喜欢读书和写作，关心身边的人，即使是大家讨厌的自私的“鱿鱼”(一个女工的绰号)，小云也不好意思开口让她还钱，怕伤了感情。在日记中，小云经常剖析和反省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和不够坚强。而在组织工会运动的过程中，她的阶级意识也在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但是这种所谓阶级意识的成长是和她美好的心灵和充满爱的情感具有高度连续性的，这种阶级意识首先不如说是对自己身边遭遇不幸和压迫的工友们的同情和爱。比起有着强烈政治自觉的对权利的追求和对不公正政治地位的反抗，小云的斗争意识来源于对为了工友们的利益勇敢站出来的何大姐们的佩服和认同，来源于坚信人应该互相友好、诚实地生活的情感动力。而从自私的女工“鱿鱼”的经历也能看出工人之间的情感连带有可能转化为共命运的政治抗争，或者说成为政治抗争内在的坚实基础。遭到男人欺骗、抛弃而选择自杀的“鱿鱼”，被小云和工友们及时抢救，大家不仅细心地照顾她，而且帮她保守秘密。被工友们的爱和同情化解了冷漠的“鱿鱼”在最后的投票日为了工友们激烈地抗争，她悲愤地撕开自己的衣服，用女性的身体来阻止男性“工仔虫”的破坏，这段描写令人既辛酸又感动。小说最后投票日这一节写得非常精彩，或隐或显的叙事线索在此交汇，以宋老板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终于把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惯用的伎俩抖露出来，由此可以看到劳资对立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而变得温文尔雅起来。在最激烈的时刻，张维杰还在等待艾森斯坦的权威出现，天真地期待由此保全自上而下的工会运动，而工人们已经在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工人们的团结，把抵抗动员起来，虽然结局还是失败，但是他们的内心抵抗和阶级意识终于被调动起来，他们最终明白争取自身的权利只能依靠他们自身。小文最后站上票柜的呼吁，她自身在斗争中的成长，在实践中触及了工会运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获得最大多数的普通工人的支持，而不是企盼最上面的权威，才可能赢得胜利。艾森斯坦的“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也最终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不管它用多么动人的言辞来粉饰自己。而孤立的、被切断历史延续的台湾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教育、获得经验，在不断的失败中成长起来。在小说的整个叙述中，我们也分明感受到陈映真将自己的精神也融入在台湾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中。

“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创作是陈映真用文学的方式来关注和思考围绕跨国公司的台湾和台湾人的生存状况，台湾社会不仅内在于第三世界，而且与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性结构之中。同一时期，陈映真发表了不少文章直接批判美国在台湾的新殖民统治以及身体力行地与台湾分离主义做斗争。③不同的写作形式背后又源于同一种现实关怀，这正是陈映真作为思想者存在的独特价值。正如薛毅所说，“时至今日，恐怕还会有不少作家觉得陈映真先生的思想是落伍而陈旧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在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年以前陈映真先生已经开始认真严肃地分析和应对这些问题。”［3］这些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说，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对全球化处境中的台湾社会进行情感剖析，特别是这种文学的形式将独特的体验和深度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这些剖析也让在经历了90年代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大陆读者发出共鸣和唏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映真小说的价值还在于为两岸思考彼此的共同命运提供了情感的资源。

作者：陈泉 单位：嘉兴学院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