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述评范文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研究领域极广，打破了各门学科之间的那种封闭状态，往来驰骋于社会学、宗教、哲学，历史等领域，以其开阔的思路为后人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灵感，开启了崭新的理论眼光和研究视角。《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是这一代表之作，本书中韦伯试图从意识形态、新教伦理的角度探究现性起源的内在动因以及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并反思了现性膨胀所面临的困境和应对之策。

一、现性在西方的崛起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部分，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问题：“那些仅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典型文化———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的现象，究竟是哪些时间的合力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实际上，韦伯就是在提出为什么会在西方出现现性，这应当归诸于怎样的环境背景因素。韦伯用一种求逆式的演绎推理，从科学、史学、艺术、建筑、国家政治制度等已经具备了理性形态的方式中对东西方进行了大致的比对研究。韦伯认为现性的扩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韦伯所要探究的并不是现性概念本身，而是理性背后的精神原因，即从神秘的宗教入手，研究西方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教派的教义所产生的人的精神和思想的转变过程，包括这种精神所生产的理性思维和行为，及其相关理性形态的组织。韦伯认为：“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一个由所有事物构成的完整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理性思维这一特殊形态归于某种精神产品。”

二、新教伦理精神对俗世生活的内渗

韦伯考察了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以马丁•路德和让•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教义，发现新教伦理与理性主义之间的亲和性。韦伯认为，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是孕育现性精神的温床。“天职”一词的现代意义源于马丁•路德对《圣经》进行的重新翻译，这个词传达了一种崭新的宗教精神，马丁•路德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意义，即把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奉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应承担的最高形式。出于这一新的意义，“天职”一说给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们的各种活动赋予了宗教意味。传统的天主教注重天国与灵魂的净化，厌恶和逃避世俗生活，认为热心于尘世的人就是灵魂的堕落，然而，路德却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作为在上帝面前进行证明的手段非但毫无价值，而且，他们放弃尘世义务，那是自私与逃避现世责任的产物。这一教义是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随后，宗教理念，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入世苦行主义新教从修道院逐渐转移渗透进尘民世俗生活中，路德的“天职观”不仅得到宣扬，在加尔文宗教义中，以“天职观念”为宗教基础，发展成了占据世俗思想中心位置的“预定论”，即“命定说”。关于预定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引述了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通过他那完全不可思议的判决，永远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并控制了宇宙最细微的末节。由于上帝的判决不能改变，因此对于那些他赐予恩典的人来说，他的恩典是无法得到的一样。”

这表明上帝在每一个人出生之前便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以为人类的美德或罪孽在决定这种命运时起了一定作用，就是认为上帝永久以前绝对自由地作出的判决，会由于人类的影响而改变，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些都清晰的解释了预定论，尘民在世俗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并不会影响上帝的事先预定。这种冷酷无情、毫无人性的教义使信徒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无助感，如果不采取某种方式的转移和寄托，这种可怕的无助之感便会击垮人们的希望，吞噬他们的命运。于是，人们转而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是否被上帝选定的迹象，人们怀有对上帝期待性的信仰，将盲目的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转变为一种积极活跃的世俗创造活动。人们通过在世俗职业上获得的成就来确定自己是否被上帝所选定，并以此来佐证上帝的恩宠是否存在。在这种精神伦理前提之下，人们开始了在世俗生活中的苦行主义之路。在修道院式的苦行主义介入世俗生活的这一入世过程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和心理机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苦行主义略带强制的抑制了人们本能自发性的享乐欲望和浪漫主义情怀，让人们时刻警醒，不可怠惰。这种新教伦理观念督促并鼓励着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并创造自身价值，同时又约束着人们，要时刻自我克制，这套伦理在社会活动中的不断泛化和渗透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气质，即现性的精神。这一内在气质变成一种自动的，世俗的力量，合理性的根存于西方社会中。

三、现性的困境与救赎

韦伯指出现代性乃至整个现代文化是由从基督教苦行主义衍生而来的，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所构成的。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行性质的现代行为运作过程中，人们的信仰之花逐渐凋零枯萎。现代性初露机械的工具理性的端倪，它好似隐藏在世俗生活背后的无形之手，将人们局限在各自专业化的工作中，机械地完成任务，放弃了对人自身相关的知识和精神的广泛追求。如同歌德在《浮士德》这个故事里所隐喻的。现性赋予人类主宰、支配世界和自然的力量，但这是以破坏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和终极的意义为代价的，这是一种恶魔般的残酷代价。理性以一种无所不在的，不偏不倚的光辉照亮了一切存在之物，文学、诗歌、信仰和神话便消失在这种光芒之中。当现性精神介入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制力量，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助长了一系列现代化组织的庞大秩序的建立，曾经人们渴求从事职业性的工作，而如今我们却被迫如此，因为我们一出生便在这一秩序之中。当这一理性渗透进文学活动中的时候，以往文学世界所散发的魅力之光却黯淡了，在现性的约束下，来自心灵深处的那种自发的情感受到了压抑甚至是禁止，这是与丰富人性的时代的背离，人们对外物的机械的依赖最终以一种无可更改的外在力量统治了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正如韦伯书中所言，“对外物所操的心思，应该像一件轻轻地披在圣徒的肩膀上的单薄外套，随时可以脱下，但是造化弄人，竟然使这件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如何能逃出这一后知后觉的牢笼？韦伯援引了诗人席勒的一句话，德文翻译后的意思即，消除事物的魔力。韦伯就像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合理性的灰暗天空下把自己的魔杖埋藏起来的魔法师，以他非专职化的视角，用一种“去魅”的方式为我们继续寻找出路掀开了一角亮光。只有意识到现代性是如何根存于人们内心并驱使人们活动的，我们才有可能规避机械性的现代化。这种机械性质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是摧残人的，使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分工中丧失了他们丰富多彩的天性，完全归属于规律性极强的工作和生活中。“个人职业责任的理念，如同已经死去的宗教信仰的鬼魅，在我们的生活中游荡。”

人们所肩负的责任没有由个体自身所控制，反之，犹如一股冲击力强迫性的让个体去实现，这不再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直接联系，似乎也根本不需要追求什么更高的精神文化价值，渐渐脱离信仰伦理的现代精神，转而趋向于和纯粹的尘俗欲望一脉。韦伯回溯式的去魅探究过程，最后抛给我们一个未成定论的难题，这是一次对现代性文明时代的预判和诊断，“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信仰的声色沉迷之徒；这样的凡夫俗子，竟然自负自己，已经登上了人类未曾达到过的最高文明阶段呢。”的确，我们需要一次个人情感的复归，敲醒那些即将麻木的人群，以防止机械性的僵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我们也需要重新肯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审视审美价值的标准，而不是让现性全权做主，成为神秘必然性的立法者。

作者：邵越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