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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育音乐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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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钢琴教育的发展

钢琴教育被中国人所接受与当时兴起的“学堂乐歌”有着重要的联系。19世纪末期,维新运动的失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及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人士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创立新式教育学堂,其中的钢琴教育便成为学校开设乐歌课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进步人士还希望通过开设钢琴课来传播新思想,以唤起新一代救亡图存的意志。所以,清朝末期国内便开设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并开设有乐歌课。中华民国成立后,当时的教育部门将乐歌课作为小学教育的必修内容,以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由于钢琴能较为直观地反映音乐的交响性,便成为了当时音乐教育活动的重要伴奏乐器。由此可知,清末民初学堂乐歌的兴起有效推动了钢琴教育的发展。其实,在学堂乐歌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学校钢琴教育模式,但仅仅涉及一些钢琴教育活动,如早期的教会学校在传播西方音乐文化方面不乏钢琴教育内容。真正意义上以钢琴作为学习对象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该校在校规中明文规定在其8年的学习中都要学习钢琴。上海的中西女塾还正式将钢琴学习作为学校音乐学习的主要内容,选修钢琴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2/3左右,且学习时间一般不少于12年。[2]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学校钢琴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严修就曾创办严氏保姆讲习所,开设有钢琴课,并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幼教工作者。其实,早期的音乐教育完全是西化的,甚至连钢琴老师也是由外国人担任。在钢琴教育的影响下,一些中国人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跟随私人教师学习,这便开启了钢琴社会教育的模式。当时的外籍教师是从事该项活动的主要力量,中国最早的音乐家几乎都在这一时期接受过正规的社会音乐教育。

二、民国钢琴教育的状况及特色

(一)民国初期的钢琴教育民国时期,系列新式学堂的建立对音乐文化的发展及普及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西洋的钢琴自然成为中西新音乐形式的最佳工具。沈心工和李叔同便是当时钢琴教育的杰出代表,他们赴欧留学,引进西洋音乐,开辟了中国新音乐教育的道路。当时的李叔同学成归国后便在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教习钢琴,培养了中国的第一代音乐师资。这一时期,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奇在中国举行了最早的钢琴演奏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钢琴在中国音乐生活中的影响。1921年,他还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支管弦乐队,并亲自担任指挥长达20多年,跟随其学习钢琴的老一辈钢琴家有于边敏、张俊勇、周广仁等。梅•帕奇注重手指的独立性训练,承续了欧洲现代钢琴教法及演奏法的精华,并成为后来中国钢琴家演奏的重要特点。与此同时,梅•帕奇还将当时最先进的钢琴弹奏方法、教学思想传入中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钢琴教育的水平,并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对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

(二)音乐教育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新风尚中华民国建立后,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向全国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这些教育改革文件都将钢琴教育作为新的课程标准内容,其提倡的美育教育成为了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要求,并很快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新风尚。随着学堂音乐教育的兴起及发展,西方近代音乐知识,如钢琴、风琴等逐渐成为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1915年初,《科学》杂志发表的《和平进行曲》是第一首中国人自己创作的钢琴曲,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钢琴教育的兴起。自此,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开始在西方音乐理论指导下,以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出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钢琴曲。这些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钢琴教育教材,为以后钢琴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这说明专业化的钢琴教育已初步形成。1927年,中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音乐教育机构,说明专业音乐教育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钢琴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的俄籍音乐家查哈罗夫说:“中国的钢琴教育正如刚出生的婴儿,而中国学生的聪明与勤奋是其迅速成长的重要基础。”[4]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钢琴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钢琴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迅速发展不断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音乐人才,所以,在当时的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各种新式的音乐社团,并在这些社团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批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等,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钢琴教育队伍,如李翠贞、巫一舟、范继森等都是近代中国第一代钢琴演奏家。在中国钢琴教育发展中,中国国立音乐教育学院的建立使钢琴教育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出现了大量的钢琴专业人才,钢琴教育正式进入实质发展阶段。当时就有一个对中国音乐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1934年美籍作曲家亚历山大发起了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了一等奖,这样的创作竞赛在中国钢琴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牧童短笛》也是中国钢琴曲创作的里程碑。近代中国钢琴教育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正是有了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促进了钢琴创作的发展与进步。

(四)抗日战争对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影响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刚刚起步的钢琴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上海沦陷后,汪伪政权在原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伪国立音乐院,一些不愿在国立音乐院从教的老师开始转入陈又新创办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当时的国立音乐师专的师生们以其专业的素养代表着中国最高的音乐水平。国立音专的师生先后奔赴抗日前线参与战斗,成为了中国钢琴音乐教育的主力军。1940年在重庆成立的国立音乐院逐渐成为大后方最著名的音乐学府,同时教育部还将原中央训练团内的音乐干部训练班搬迁至重庆,并正式改名为国立音乐院分院。重庆国民党教育部还曾组建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虽然条件非常艰苦,钢琴师资严重不足,但钢琴教育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滞。与此同时,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作品,如瞿维的钢琴曲《花鼓》等。总之,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的钢琴教育仍在顽强生存,为以后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民国时期中国的钢琴音乐文化

(一)民国时期钢琴传播者的重要贡献李叔同是中国近代音乐艺术领域的奇才,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李叔同从日本归国,先后在天津工业学校、上海城东女校等从事音乐教育,曾教授过钢琴演奏、作曲及音乐理论等课程,在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下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专业人才。李叔同在音乐课上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每次上课前总是要给学生讲授各种西洋乐器的知识,同时在教学上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针对钢琴技巧特殊性问题,提出了“宁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练,滑则很难医。”[5]民国初期,李叔同主要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他不但传授给学生钢琴技巧,而且还在人生观上影响学生,许多学生从此走上了钢琴教育的道路。此外,曾志忞对中国早期的钢琴启蒙教育也有着重大影响。中国最早钢琴文化实践的教育者大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接受西方优秀文化,他们均以教育家的身份从事音乐活动。

(二)民国时期钢琴文化的早期形态与发展成熟民国时期的钢琴教育发展中,专业音乐教育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中国早期的钢琴专业教育便是以北大音乐传习所为中心的音乐机构中开展的。当时由蔡元培先生担任会长,他还亲自聘请中国第一位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萧友梅先生任教,对早期的钢琴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启了中国钢琴教育的先河。当时中国的学堂乐歌标志着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及西方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起点,同时也使得钢琴艺术、钢琴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学堂乐歌开始进入“整理旧乐、发展国乐”的新阶段,20年代的萧友梅、赵元任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家在钢琴音乐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西方的钢琴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创作出数量众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形成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高潮,进而体现出中国新文化对音乐艺术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整个学校音乐教育质量、钢琴演奏技术的提高,演奏人才的增加,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钢琴教育无论是从体制、教学等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上海国立音乐院创立后,其学制采用欧美的学分制及技术升级考核制等形式,使得中国的专业钢琴教育很快进入专业化、正规化的发展轨道,标志着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成熟。因此,民国时期的钢琴音乐文化是经过传统文化的熔炼,最终成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与底蕴的新音乐种类,对今后的中国钢琴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熊旭贺丹为单位: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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