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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

时间:2022-03-16 10:12:14

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的论文

一、汉语言文化传播的特点

第一,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起步较早,发展却不甚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保加利亚积极申请派遣汉语教师,并最终于1952年促成,相比于中国周边的日韩越等汉字文化圈甚至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汉语教学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遥远,更因为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之前汉语和保加利亚语几乎从未发生过有意识的正面接触与碰撞,保加利亚汉语教学是真正意义上的零起点,发展较为缓慢。西欧殖民主义国家,虽然亦与中国相距万里,但因传教和殖民需要,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兴建学校传播西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同时还主动学习并研究汉语。如16世纪意大利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教会学校———圣•玛尔定经言学校。他们自己组织编写汉语教材、词典和语法书,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中西著作,这些人成为西方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西欧多国早期并未率先承认其合法地位,中国政府当然也不会派遣汉语教师,但其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根基却一直非常牢固,也从未间断。在此基础上,西欧国家一旦与中国发展为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些地区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就会立刻蓬勃发展起来。如著名德国汉学家、翻译家柯彼德(PeterKupfer)多年任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历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等,2000年获得中国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8年至今组织实施欧亚17国丝绸之路万里考察,并进行汉语言文化及中西历史文化交流项目的研究。再如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lBellassen),在汉语教学界也享有盛誉。显然,保加利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此从始源意义上来说,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起步又较晚,保加利亚的许多汉语著作很多是由早期保加利亚汉学家从俄语、德语等翻译成本国语言介绍给本国读者的,如鲍拉(ЪораЪедиъаноъа)从俄语翻译的《远古东方的历史》(1975)。第二,汉语言文化传播受保加利亚本国政治经济掣肘严重。保加利亚受苏联和俄罗斯影响较大,苏联、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热冷亲疏也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保加利亚政治上层的决策,汉语教学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如60年代之前汉语热一直持续,“”期间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几近停滞,仅有长期留居保加利亚的张荪芬女士在艰难维系。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开始复苏,并在90年展迅速。当今,汉语言文化传播更多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是教学设备、师资、教科书还是汉语国际学术交流,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难有成效。如索非亚大学的中文图书、语音室、投影仪等众多电教设备多为国家汉办和中国使馆所捐赠,大特尔诺沃大学也是如此。西欧发达国家在汉语教学的诸多方面显然占有绝对优势,利用寒暑假期组织的远赴中国本土进行汉语学习的短期班等,也对汉语教学效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国际性的汉语学术研讨参与力度不够。70年代末期,为了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索非亚大学资助张荪芬到德国洪堡大学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汉语语法范畴”研讨班。但此类资助项目并不多见,尤其是资助到汉语本土参加学术研讨和交流的就更少,这与当前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形势不太适应,不能积极吸收先进的汉语习得理论和实践成果,使得保加利亚的汉语教学仍然过于重视规范语法而忽略功能教学。当然,积极参与国际汉语学术研讨,首先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其次还要受到活动经费的制约。综合而论,60年的汉语教学为保加利亚培养了一批汉学家和活跃于教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汉语人才,促进了中保交流,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二、汉语言文化传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董淑慧(2006)简要介绍了保加利亚全国主要的汉语教学点、课程设置和教学设备等情况。李丛(2009)介绍了索非亚大学的课程设置。近几年来,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发展迅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学生规模和师资队伍目前保加利亚汉语专业学生规模并不算大,但发展良好,一直呈现上升势头。汉语学习集中在大学的汉语类专业,其中索非亚大学为四年全日制汉语专业本科,每年招收约20名学生,在校生约80名。大特尔诺沃大学为四年全日制外汉双语专业本科,2012年之前每年招收约10名,自2012年开始招收两个班,一个为保汉专业,一个为外汉专业(如英汉、法汉、德汉、俄汉),每个班9—12名,2012—2013学年共有在校生40余名。2011年起,普罗夫迪夫大学开始招收外汉双语本科专业,每年招收约30名。索非亚大学孔子学院和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每年还招收数量较多的非学历学生和非大学学生。此外,索非亚第18中学、138中学、鲁塞卡拉吉亚武术中心、波波夫道尔市业余汉语班已有多年的教学历史。近年来,卢塞中学、瓦尔纳市部分中学也开始了汉语教学,舒门大学、加布洛娃工业大学在积极联络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和汉办寻求支持,正在筹划开展汉语教学工作。但是相对于学生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从保加利亚汉语教学的历史看,汉语师资的稳定性不够,兼职教师较多,教师工作单位变更普遍。如目前在索非亚大学供职的专任本土汉语教师不足10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另有孔子学院汉语教师3名。在大特尔诺沃大学供职的专任教师3名,外校兼职1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孔子学院汉语教师1名。普罗夫迪夫大学本土专职教师2名,外派中方汉语教师1名,另有在此留学的1名音乐专业中国教师担任部分汉语听说课。卢塞市、瓦尔纳市的汉语教学则各有2名公派汉语志愿者。本土教师数量不足且有一定的流动性,使得汉语教学的质量以及有关的汉语研究深入性和可持续性不强。历时地看,保加利亚两所最为著名的大学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大学设立汉语专业的时间都比较早,前者在1952年(汉语言文学),后者在1993年(俄汉应用语言学和法汉应用语言学)。1996年前,保加利亚实行5年一贯本硕连读制,毕业可获得硕士学位。1996年学位制度改革,本科为4年,硕士为2年。与中国硕博点的设立、招生与管理不同,如1996—2005年期间索非亚大学“汉语言文学”未招收硕士,但1999年却已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现有导师2名。大特尔诺沃大学现聘用一名索非亚大学退休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因此,尽管两所大学设有汉语硕士、博士点,但导师队伍多年来变化不大,师资梯队不健全,新老交替较慢,本、硕、博连续性不强。从本土汉语教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看,老一辈汉学家著述颇丰,但以文学类较为突出,语言方向研究成果不多。

(二)专业学制和课程设置索非亚大学设立“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大特尔诺沃大学和普罗夫迪夫大学设立外汉双语专业,目前已经开设的有俄汉、法汉、英汉、德汉、保汉5个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索非亚大学的汉语专业教学严格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大纲开设课程,包括汉语技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三个部分。其中汉语语言课按照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设课进行讲解操练,遵循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课时量较大。大特尔诺沃大学和普罗夫迪夫大学由于是双语专业,汉语课程和课时都受到挤压,尤其是汉语课并未根据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开设。如汉语综合课,一本教材可能由三位教师分别授课,且每位教师的课时通常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连续上4节甚至6节课,没有在不同教师之间形成交叉和间隔补充。这种安排使得教师难以把握教材进度以及教师之间充分协调,难免造成部分知识严重重复而另外不少知识有所忽略和遗漏。同时,一位老师每周一次整个上午在同一个班上课,使得学生学习到的知识难以经过合理的时间沉淀与回味最终凝固下来。根据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教师按照课型上课以及课型之间有合理的交叉是有必要的。

(三)汉语教材和工具书近些年世界汉语教学界已形成共识,就是缺乏精品教材和优秀师资。所谓精品教材,指的就是适合某类学习群体的汉语教材,从大处着眼可以说是国别化教材,从小处着眼就是适合某类教学目的的教材。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历史上,使用年限最久的是1954年熙和张荪芬合编的《汉语教科书》,一直到1991年。目前索非亚大学和大特尔诺沃大学主要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教材《汉语教程》。《汉语教程》在中国本土的使用效果反映良好,算是比较优秀的一套教材,但由于海外的汉语教学课时量普遍不够,《汉语教程》在语言点的安排上不是非常集中,而通常汉语语言点需要按照难易度均匀分散于八个学期当中,这样,语言点分散的弊病就凸显出来。如大特尔诺沃大学外汉双语专业第六个学期勉强学完《汉语教程》第二册上,此时很多基本的语言点如“把”字句仍然未见,这势必会影响到语言的准确表达,而同册书在中国本土的汉语教学中最迟在第三个学期就已学完。近年来,汉语教科书《当代中文》保加利亚语版已开始陆续使用,但严格说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别化教材,仅仅是通用版的多语对译。如果说教材存在一个是否更加适合的问题,那么汉语工具书就更加缺乏。虽然保加利亚曾出版过《保汉分类词典》(1969)和《保汉常用词词典》(1972),但这两部词典首先收词很有限,而且因时代久远已显得非常不适应今天汉语学习的需要,如过多非规范字、繁体字、注音符号以及旧有词汇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查阅使用的保汉工具书,更不用说便捷的电子辞书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编纂出版的《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部头较大,收词丰富,但缺乏合适的释义例句。而且《保加利亚语汉语词典》不是双语双向词典,只能查询保语,汉语学习者不能查询汉语词,且所有汉字词汇及例句均无拼音标注。《汉语图解词典》(保加利亚语版)(商务印书馆,2010)和《汉语800字》(中英保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是个不错的尝试,但这还不是收词齐全的严格意义上的词典,收词极为有限,似应称作微型“词语手册”,且仅限于中国本土有售。由于缺乏适用的双语词典,学生不得不借助英汉词典间接查阅。这对已初步掌握英语的大学生来说,还能勉强进行一般性查阅,而广大孔子学院非学历教育的学员多不具备英语交流能力,中方教师一般也不能短期掌握保语,这显然不利于提高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另外,保加利亚大学生使用教材的方式也制约着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采用复印的源自中国的汉语教材。大特尔诺沃大学汉语专业则直接使用90年代中国使馆和汉办的赠书,这些教材放置在阅览室(兼教室),每个学期和年级根据需要每人领取一本,学期结束归还,学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教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汉语学习效果。

(四)教学设备与学习方法保加利亚汉语教学设备多由中国国家汉办捐赠,基本能够满足日常教学需要。不过,有些设备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不少教室都安装有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到中国电视节目尤其是CCTV4,但未见开启使用。由此可见,对语言学习的方式和途径需要进行开拓与引导。与汉语本科专业的教学条件相比,由国家汉办资助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的教学设备更加先进、齐全,完全能够满足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并且其部分资源可以与汉语中心实现共享。除外部客观条件,学习者的学习方法也至关重要。从汉语学习结果看,与中国本土留学生汉语水平趋于均衡相比,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呈现出两极的倾向,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方法的问题。汉语和保语分属不同语系,语言类型表现出巨大差异,有些学生通过老师讲解能够自发地对比两种语言从而顺利习得,正迁移和目的语类推奏效。而也有不少学生受母语影响过大,不会对比两种语言差异,更不会用目的语思维去组织表达语句,负迁移严重。如二、三年级的学生依然屡次说出“老师可不可以我打电话给你”这类语序明显受到印欧语系诸多影响的句子。开始阶段出现这样的偏误是正常的,但长期偏误固化说明学习者仍缺乏目的语意识。在对汉语学习者进行地域分类时,一般会将欧美划归一个大类,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却发现,中东南欧与西北欧学生的特点有较大的不同。中东南欧学生偏内向,缺乏自信,课堂参与不够积极,课间或其他自由时间很少主动寻找机会与老师交流。

(五)学习动力与作息安排总体而言,与亚洲学生相比,欧美学生在努力程度上逊色不少。虽然不能说努力和成绩之间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保证,提高语言水平是相当困难的。学习动力不足是学生成绩不佳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表现为,忘记携带教材,经常性迟到、旷课,给出的理由诸如“不舒服”“睡觉”“工作忙”等,其中“工作忙”在四年级学生中更为普遍,任何老师都会遇到此类问题,这与当地的教育体制、管理体系和社会工作环境有关。

(六)孔子学院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索非亚大学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一所孔子学院2007年6月22日正式揭牌运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大特尔诺沃大学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二所孔子学院2012年10月10日正式揭牌运营。孔子学院的建立为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无论在资金支持还是汉语言文化书籍、教学设备的配备等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新起点。尤其是随着中方汉语教师逐年增多,保加利亚汉语本科专业和非学位学历教育都有了一定的保障。孔子学院中国留学奖学金项目也为汉语专业大学生提供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进一步激发了汉语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当然,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建设比之西欧起步要稍稍晚一些,发展速度也有待提高。目前保加利亚全国汉语教学的发展与西欧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德语区对外汉语教学的单位和学习人数增长迅速,截至目前已经有300多所德国中学开设了汉语教学,有4000多名德国大学生学习汉语。横向拓展多种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项目,纵向延伸多层次的汉语孔子课堂,是今后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建设需要努力的发展方向。

三、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的发展策略

针对当前保加利亚汉语言文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汉语教学国别化研究“国别化”汉语教学思路已提出多年,但目前整体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方面成果不多,国别化工具书编纂也需跟进。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主编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89年出版后成为法国各校最受欢迎的教材,日本一些大学通常采用本国教师编写的汉语教材,韩国外国语大学也积极倡导由韩国汉语教师编写汉语教材并付诸实施。海外汉学家一致认为,来自中国的教材会水土不服,也缺乏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汉语之间的对比。虽然保加利亚也涌现了一批汉学家,但基于保语语言特点而编写的汉语教材80年代以后未曾出现。一些偏重于汉语研究的汉学家虽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但技能类的实用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编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们认为,保加利亚本土教师有能力更有必要与中方汉语教师一起合编一套适合保加利亚学生学习的汉语教科书,力争做到内容本土化、基础阶段解释语言母语化、语言点辅导丛书配套化。国别化汉语教学研究不能仅仅研究语言本身,还需要从心理学和教育学角度研究学习主体,如学习者的类型特点等,以及翔实调查研究海外教学的具体环境,如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理念、教育资源、课程设置等。

(二)培养和吸纳本土优秀汉语教师汉语教学界早就认识到培养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重要性,国家汉办2012年11月也提出面向本土汉语教师设立骨干汉语教师岗的构想,但目前遇到的现实问题是,一些作为储备性汉语师资最终并未走向教师岗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所在国教师工资过低,教师行业本身缺乏足够吸引力,很多汉语专业毕业生选择了中资公司而非学校,这一点汉办主任许琳已在2012年11月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中明确指出。无论是要求派遣或交换中国汉语教师,还是培养本土汉语教师,发达国家都有良好的经济保障。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校际交换汉语教师难以促成,而经汉办派遣的中方汉语教师任职周期较短(通常为2—3年),教师个人专业素质、层次高低等也都存在不少问题,长期较为可行的还是培养本土的汉语教师。那么,如何解决当地教师工资收入过低与汉语教师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呢?我们认为,不妨从海外孔子学院入手考虑解决。首先需要酝酿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本土汉语教师的鼓励政策,最基本的如本土教师除本国所得收入,可以在孔子学院或其下设的孔子课堂兼课获得部分收入。可以通过培养优秀的汉语学生以HSK成绩或中文大赛获奖等级为标准获得实质性奖励,还可设立海外汉语教学研究项目基金,支持海外汉语教师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等。同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诸项目进行有效监管。除培养新的本土汉语教师,也可尝试有限度地吸纳有一定学历和较好汉语基础的海外人士(包括华人华侨)加入到孔子学院教师队伍中来,如果选拔规范合理,将有效替代汉语志愿者的部分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工作。

(三)培育本土汉语类刊物在海外汉语言文化传播方面,无论是从传播途径,还是从传播效果和深度来讲,培育汉语类刊物和栏目都是值得推崇的。没有专门的汉语类期刊就缺失少了汉语汉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和制高点。根据资料,我们发现保加利亚汉学研究者有关汉语言文化的学术论文目前多刊发在《韩国语研究》上,如艾立山《汉语中的熟语组》(2000年第3期,索非亚)、《汉语准词缀“化”》(2003年第7期,索非亚),再如安东尼娅•迪莫娃•粲科娃《确定中古“话本”的相关时代的语法标准》(2003年第7期,索非亚)等。我们认为,可以通过鼓励政策,支持保加利亚一至两所大学的学报、文化类杂志开辟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专栏,然后逐步过渡到支持创办汉语类刊物。汉语类刊物可以分两个类别,一个为学术类,一个为普及类。学术类刊物为汉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成果提供发表与交流平台,如保加利亚的汉语学术刊物可面向中东欧的汉语言文化教学界。普及类刊物主要面向汉语学习者,主体为在校汉语类专业大学生,为大学生的优秀汉语习作提供发表园地,起到鼓励和认同的积极作用。为扩大学术刊物影响面,以及考虑到海外中国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汉语写作困难,可考虑适度开放当地语言或英语版面。对于汉语普及类刊物,以双语对照(如汉保)编辑出版为宜。这无论对汉语初学者还是不懂汉语的广大民众接触汉语和了解中国社会,都有着直接的帮助。而且,语言刊物的创办对大学本身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对汉语言文化的深远传播会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汉语刊物的编辑出版也可以以有较好汉语汉学研究基础的研究中心为依托,从以书代刊的形式做起,之后根据作者队伍的发展壮大逐步调整为季刊、双月刊等。如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就已经先行,已发行《中文典籍译丛》,并成立了《蒙古国汉学研究》编辑部。

(四)在任中外汉语教师应加强教育教学思想信息沟通因社会制度、教育理念、传统习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现实教学环境下,中外汉语教师会存在一定的思想冲突,如教学纪律问题、课程设置与课时课型分配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语言习得观念与策略问题、语言习得效果与效益等问题。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定期沟通、研讨和交流的方式达成一致。只有在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双方多沟通,多理解,才能寻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达成最佳教学效果。

(五)进一步开放思想,将汉语言文化传播从高校拓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前文曾论述到本土汉语教材和工具书编写的重要性,实际上,这类书籍还可以走出学校,逐渐为社会所认知和接受。还应当鼓励编辑出版一些入门类或专门用途的实用汉保双语读物推向社会这个大市场,如旅游类、商务谈判类、中国文化类等。但目前保加利亚书店几乎见不到任何汉语类书籍。至于文化活动的举办更应该走近社会,而不是封闭在学校内的自娱自乐。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和索非亚大学孔子学院已举办多次中国文化活动,社会大众参与度高,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今天,仍有一些人士对大力资助汉语言文化传播持质疑态度,这里我们不妨引述有关海外移民的一点评价以做比较,“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与中国有关。如果他们带出去的资产仍然用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这笔资产就没有完全流失”。生意固然如此,熟练掌握汉语、了解中华思想的海外汉语人才与中国打交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徐大明(2010)认为:“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语言市场。语言资源通过实现其市场价值而产生经济价值。”思想的转变将会让我们的语言文化传播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作者:尹海良李孝奎单位: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汉语中心公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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