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对艺术语言的要求范文

古代汉民族的语言的道德准则就是要“言礼”“言仁”“言忠”“言信”。“言礼”就是要“正名”，合乎君臣、父子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忠；刑罚不忠，则民无所措手足。”语言要合乎伦理角色规范。如天子的配偶叫“后”，诸侯的配偶叫“夫人”，而老百姓的配偶叫“妻”。“言仁”就是要“爱人”。判断“仁”的标准就是要“忠恕”。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就是指说话谨慎。这不仅是当时人对于语言行为的道德要求而且是当时人格道德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君子，就是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语言行为要“忠”。首先“言忠”是治国的基础，“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言忠也是立身之本，它反映在说话写文章中真诚的态度，言语主体的忠心，对言语主体的道德责任。“言信”，《论语•阳货》提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从中可以看出“信”的人格道德力量。汉民族古代的言语道德思想，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思想，不仅是当时言语交际行为的参照，而且也是后世汉民族言语道德思想发展的基础。先秦是我国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奠定的文化基础，筑就了中华民族千年辉煌文明的根基。

发展中的语言道德

美丑、善恶作为伦理道德标准是变动的、历史的、而非永恒的。现代汉民族的道德伦理秩序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利国利民，二是利于本体。于是，语言美学的发展便围绕着这种新道德观来发展。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新型社会制度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秩序。人民大众成了社会道德伦理的核心。社会主义民主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为人民服务”成了社会人际之间的基本道德原则。同时，任何个体的言行举止道德规范还应该以不损害自身利益和形象为出发点。对于这一点，现代语言学者很多时候都避而不谈，依然维护着不变的传统语言道德观。其实，在当今时代，传统观念已经受到巨大冲击，新型的价值取向虽不成熟，但已初见端倪，维护语言道德本体、维护说话者自身，必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以前那种只管别人而不顾自己的标准已经不是标准，因此，连自身都已不存在了，何处来的社会群体？如果缺乏自身道德修养，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出对国家、对群体的“语言道德”，但绝不是发自内心的“仁义礼智信”，就会显得虚假和言不由衷，往往被称为伪君子。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必将是以崇尚谦谦君子的儒雅风度为标尺。

社会伦理道德对语言的规范要求

社会伦理道德对语言的规范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话语建构的道德要求，第二，对话语理解的道德要求。话语建构的道德要求就是要让语言行为符合社会道德秩序，合乎伦理角色规范。例如，晚辈对长辈要用尊敬的语气和词语、句式，在话语的角色选择方面要遵从自我角色所处的话语次序等。现代社会，人们在保留传统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大量注入新的时代气息。首先，一些封建等级思想的词汇逐渐消亡；另一方面，一些新兴词汇产生，如“贱内”、“拙荆”，而现代社会对配偶则一般称为“爱人”、“媳妇儿”、“老婆”这就体现了对妇女———“半边天”的尊重。古代对落后地区称之为“蛮夷之地”，而今就没有这样的说法。以前，我们一般称“少数民族”，现在我们称“兄弟民族”，这种由修辞理解而产生的词汇，就反应了人民群众语言使用能力的提高。这就要求话语要真诚、真实，要言行一致。我国先民就提出过“修辞立其诚”的道德内涵，其实就是要言语诚实，它在现代社会的公众言语交际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言语真实顾名思义就是要信息与事实相符。王蒙在《听同义反复万无一失的演说》中曾形象的描述这种言语行为：“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就是说一要努力，二要工作，三要努力工作，只努力不工作不行，只工作不努力也不行，既不努力又不工作更不行。”表面看，是说话不简洁，实际上却蕴涵着对听众的愚弄，是一种言语不实现象。这样不仅是耗费听话者的时间、生命，更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不道德行为。对于言行一致有大量成语，如：“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它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更是当代社会真切呼吁的诚信原则。在说写行为中，人们需要考虑言语行为的道德原则，在话语理解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把话语理解的道德原则综括为：言实统一、言人统一、言行统一、言境统一和言德统一五个方面。同时，还应该注意具体言语交际领域差异以及话语性质差异。比如：根据言语交际的领域和目的的差异，话语可分为实用性话语、艺术性话语以及兼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话语三类。它们的交际目的、话语信息性质各不相同，所以在理解的道德准则上就会呈现出不同价值。如，我们不能把文学语言的真实当作应用文的客观真实。

修辞可以使语言更加形象准确，更加接近道德

正是由于伦理道德对言语行为的影响，所以言语在使用中就采取了大量的修饰技巧，这就是修辞。巧妙的修辞好比美容师，使语言的表达更贴切、更完美，也更符合道德要求。许多辞格如：比喻、借代、留白、异语、异称等都有这种效果。这一方面反应了语言的灵物崇拜，同时也反应了言语交际双方文化素养的高低。一些语言只有经过深思才能理解其深刻含义，如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写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以新妇自喻，以夫婿比张籍，以舅姑比主考。这样既表达了诗人希望张籍推荐他的愿望又使语言委婉妥帖。诗中诗人、张籍、主考之间关系的应用符合了道德关系中的“新妇”“夫婿”“舅姑”的关系。通篇是借喻，别开生面。再如《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借代不仅起到讽刺的作用，而且也体现了对这些人的道德排斥。再如谈到“死”的时候，如果是老人，我们一般说“去了”“老了”；如果是伟人我们要说“逝世”“离去”；如果是英雄则说“牺牲”等。这些讳饰就是以道德为准则。平日我们使用一些礼貌用语，如：“请”“谢谢”“再见”“对不起”“劳驾”等都是对语言的美化、整理。这种婉约的语言也在运用修辞。美的语言其实就是那些打动人情感、开启人智慧、塑造人高尚人格的语言，而这样的语言正是建构在一个传统道德基础之上的。首先，语言体系的形成过程贯穿着道德意识的影响，道德意识被符号化为语言意义的一部分。如“小姐”一词，在古代，其所指为大家闺秀；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其所指为未婚女性；时期，其所指为资产阶级女子；而当今社会，其含义就比过去广泛得多。这里词义的变化，就反应了社会道德标准的变化。其次，语言行为也与社会道德有关。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如何面对不同对象、场合，都要从道德观念出发。

现代社会网络文化十分发达，网络文化对传统的一些基本道德规定形成了冲击。网络的最大特点就是产生了庞大而虚拟的社群，给人虚拟化的身份。人只需考虑潜意识中想满足什么就行。同时，一些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手机短信、影视作品、流行歌曲、文学作品等也有语言垃圾。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提高语言道德修养。让我们用美的语言开启人类心灵的窗户，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不仅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本文作者：陈圆园单位：德宏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