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分析范文

［摘要］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打着道义的旗号，这在威尔逊主义诞生之后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事实上，美国一直是个注重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更多是服务于本国利益。无论是在立国之初还是在今天，维护美国的利益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准点。冷战期间美国的所作所为，生动诠释了美国的利益外交，而两次海湾战争，更将美国的利益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美国；对外政策；理想主义；现实主义

一直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中既有理想主义因素，更多的是现实利益的考量。无论是立国之初还是在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今天。美国的对外政策究竟是重理想还是更重现实，其实非常明了。不少网络总是有选择性地大谈美国在某些时段里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却闭口不谈美国近些年来对于中国的各种伤害和打压阻挠。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把遏制和颠覆的重点对准中国。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作为一个诞生实用主义思潮的国度，在对外政策理想的追求过程当中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身居何处，手中有何物，所为有何结果，因而现实主义更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也能在经历过长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的政客以及官方智囊团的谋划与演绎当中变得更为完美，进而形成一套试图解释各种冲突的理论范式。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现实主义原则

发端于美国，成熟于美国，运用得最为娴熟的也还是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都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在对外行为层面上，现实主义学者们都倾向于把国家看作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国家，而非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国家。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摩根索、爱德华•卡尔及尼布尔。这三位代表人物当中，其中两位即摩根索和尼布尔均来自美国。秉持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无数交往例子分析总结后认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所给予的奉献是非常有限的。国家其实也是一个群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身的多重利益，所作所为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再正常不过。当一个国家以国家的名义行为时，必须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现实主义理论的要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现代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理性、自利的行为体。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充满着竞争和冲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社会均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还未有联合国这类组织），更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统治权威。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为了确保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都不得不为权力而争斗。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是权力，这种权力具体体现为支配或者控制他国的力量；地区大国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国家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力或力量必须持续地削弱对手的实力或阻止对手力量的增长〔1〕。简单地说，就是打击或遏制对手。看看美国今天在中国周边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二）现实主义理论更受青睐

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有很多学派，但是真正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的只有现实主义学派。其他学派如结构主义学派虽然不完全否认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但是这类学派的学者却更多地关注国际条约、自由贸易、多边或者双边协定对于国家行为的制约和规范，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类似于结构主义的制度主义学派不能说在解释国际政治问题方面一无是处，但是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在事关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些理论都被证明无助于主权争端的真正解决。虽然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不少学者一直强调要重视道德力量、国际体系、国际组织的作用，但是在真正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美国朝野尤其是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实用主义的做法。即对美国有利就用，对美国无利时就把这些原则扔到一边。多年来一直流行于美国思想界和外交决策层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可以视为实用主义和福利至上原则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三）理想主义外交的目的也服务于美国现实利益

相比于尼布尔等学者在国际利益争端上的直白和毫不掩饰，美国一些领导人演技更高一筹。一战期间，美国学者型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十四点计划”和“美国外交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理论系统化。这就是之后影响世界深远的“威尔逊主义”。作为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的倡导者，威尔逊一直试图向世界证明，其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以某种高尚的道义原则为基准的〔2〕。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观望已久的美国决定向德国宣战。美国宣战的真实目的是瓜分战争果实，抢夺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积极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取得与其他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同等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虽然目的并不高尚，但是当时美国统治者却能把自己装扮成天使和道义的化身。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是这样向国会陈述的：“我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也不想要领地……我们只不过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之一。”〔3〕威尔逊的这番表态与德国在一战前夕要求与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平起平坐，不再满足蔚蓝色的天空，而是同样希望拥有日光下的地盘那种赤裸裸的权力宣言要温柔得多。真相真的是威尔逊在国会所言的那样吗？英国学者克罗卡特可不这样认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美国参战的条件是精心设计的……此举有利于发展美国未来在全世界的利益……即维护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利。”〔4〕也就是说，美国当时还没有称霸世界的足够实力，所以美国的主要利益在于通过向各国发展自由贸易来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国力。自威尔逊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强调要用武力之外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武力之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思路：其一是“新制度自由主义”；其二是积极推销美国式民主。“新制度自由主义”强调通过所谓“软实力”使美国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之结果，美式民主坚持认为世界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无论其名称和形式如何，它们都是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谋求、保障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5〕。

（四）道德主义学派所提倡的软实力需要硬实力作为支撑

自由主义者推崇的以自由民主等美国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不仅是以现实主义者强调的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为保障的，更是为强化其硬实力服务的。“软实力”概念的创造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称作“权力的第二张面孔”，也就不足为奇。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主要包括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其外交政策〔6〕。事实上，美国所推崇的软实力，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可以拿来使用的，当一个国家硬实力无足轻重时，软实力根本无从谈起。20世纪美国产生了以追求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和强调价值及国际规则的自由主义流派，虽然侧重点不一，但指向的都是维护美国的利益。如果把它当作一枚硬币，则不过是美国现实利益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从美国历史来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美国光有经济实力而无军事实力时，美国更加强调道义的力量；而当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时，道义力量只是一种手段，一旦道义手段真的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军事力量必定会替代它的位置。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把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

与威尔逊等人不同，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既是对于之前现实主义理论学派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美国实力的自信。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米尔斯海默比之前的美国其他学者更为直接，认为美国就应该直接遏制中国和打压中国。正因为米尔斯海默主张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针锋相对，所以他对自己国家——美国经常拿道德标尺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也就不以为然。米尔斯海默指出，虽然美国习惯于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并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所驱使，不过在实际行为中，美国一直按照现实主义原则来行事。米尔斯海默作为一个耿直的学者，直接揭开了美国政客外交政策中虚伪的画皮。两次海湾战争更是彻底砸碎了美国虚伪的道德主义面罩。米尔斯海默等人对于美国政府在决定对他国是否采取有效的威胁行动时把与有关道德动机的彻底否定，在白宫及反对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学者看来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偏执，因为米尔斯海默等人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目标纯粹当成权力角逐的幌子加以解释。米氏的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把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另一方面也有把国家利益绝对化的不足，甚至完全否认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当中所高举道德旗帜的正当性和感召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米尔斯海默等人对现实主义原则主导美国外交实践的基本判断，大体上还是成立的。

（二）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还体现为借力打力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指出，一个大国在面对另一个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建立针对该国的均势同盟，而是倾向于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即把遏制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的责任推卸给他国，让他国充当责任承担者，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冷眼旁观。之所以选择这种手段，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大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的方法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够使自己置身事外，不必动摇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其次，由于责任承担者担负了遏制的主要任务，二者彼此对抗，必然导致双方实力的削弱和下降。而推卸责任者则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再次，即使责任承担者无法单独遏制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也能为推卸责任者赢得准备的时间。这种做法在冷战期间具体表现为打人战争。而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也充分调动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避免自己首先冲到对抗的第一线。美国一直是玩弄这一战略的高手。

（三）美国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作派的另一表现在于“好汉不吃眼前亏”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可能四处树敌，所以美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并不是逮谁咬谁。对于一些力量较强的“邪恶”政权和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争端与冲突以及美国的盟国，美国既不以人权卫士自居，也不轻易在它们面前炫耀武力。如面对朝鲜半岛的多次危机，美国就表现得十分克制；对于非洲索马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局动荡表现得十分冷漠；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不少基于石油利益而结成的盟友，尽管这些盟友在政治改革上从未迈步，有些甚至仍在沿用古老的君主制，美国也能熟视无睹。20世纪末当塞尔维亚政权虚弱时，美国才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冲突进行干预，而对俄罗斯又是另外一种态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普京上台之后俄国政权在车臣犯下了类似的暴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表示过多的关切，更没有武力干涉。美国对于索马里长期的冲突也能做到泰然处之，对于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推进民主更是毫无兴趣。

（四）美国的这种双面外交除了前述众多的学者及政客提供理论支撑外，还有美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因子

自从美国踏上国际政治舞台时，道德与实力一直并行不悖。英国现实主义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美国对外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言行不一现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换言之，美国人在外交事务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口是心非与英国传统一脉相承。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知道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的就是英国人。美洲虽然是西班牙最早发现的，但在北美大地深耕并实行有效管控的却是英国人。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上层绝大多数来自讲英语的民族，他们继承了讲英语民族的传统，是当之无愧的“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际利益的艺术大师”〔7〕。

（五）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秉持现实主义外交

对于美国这样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来说，国际政治不过是促进或维持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别国实力的持续努力。美国学者罗赛蒂曾经梳理了美国的外交史，他通过分析指出，在美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一直服务于美国国内经济，而着眼点是保护美国经济免受外国竞争和投资的不利影响、帮助美国企业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以及建立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无论是政府在运用权力或者道德手段时，都应该服从于这些目标。在外交实践方面，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一开始就倡导“利益外交”，引领美国利益外交先河。汉密尔顿既是美国独立革命的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还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知识，极力强调要运用外交手段来捍卫建国之初的美国利益。1790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主义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思想乃是与自由贸易相反的精神。以美国当时的发展水平，必须实行制造业保护主义政策，推进经济多样化及内部改革，保护和鼓励制造业发展，实行民族国家经济独立和自主〔8〕。所以汉密尔顿主张联邦政府干预国民经济发展，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和鼓励制造业发展〔9〕。在许多对外场合，外交原则都是要为国家现实利益让步的；或者说，为了实现特定利益，原则是可以分层次的。那些直接参与外交实践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他们更愿意以现实主义原则去理解和处理对外事务。冷战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甚至极力倡议，美国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政治上的会计程序”，来计算具体一项外交行为潜在的支出是否超过预期的收益。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其手下国务卿赖斯也多次强调，美国政府当然要追求人道主义、寻求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合法性”。赖斯指出，这些当然不错，但是人道主义、寻求国际法及国际组织的“合法性”都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这些行为的存在前提是不得妨碍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在美国国家利益面前，所有原则都是脆弱的。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与实用主义哲学和现实生活中的福利至上准则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三者共同支撑了这样一种判断：美国式行为方式决定于现实利益的驱动。

三、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更是全面诠释了现实主义理论

美国对于外部事务的干预尽管满嘴仁义道德，但是最终决定的还是美国的利益及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奉行实力原则，实施以遏制和威慑为主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从杜鲁门、尼克松及里根任总统时的外交政策可以得到明显反映。

（一）杜鲁门当政时期的“遏制战略”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国家在综合国力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也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双雄。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及固有的陈见，美苏在战后很快由暂时的合作转变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激烈争夺。面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东欧地区的急剧扩张，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采纳了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试图以美国雄厚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压制苏联势力的扩张〔10〕。1947年3月，杜鲁门在美国华盛顿国会上发表演说，谈到苏联正在世界大举进行共产主义渗透，美国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进行反击，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随后美国驻苏联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历数苏联在东欧地区的扩张蚕食欧美强国的势力范围。从而宣告了冷战的正式开始。

（二）尼克松的“现实威慑”战略

尼克松当政时期苏联的压力依然是美国的一块心病，尼克松推出了“现实威慑”战略。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及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西欧经济快速增长，而美国由于身陷越南战争导致实力大幅衰落。苏联与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更令美国感到难过的是，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面对空前遇到的国际国内双重压力，美国推出了“尼克松主义”——即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为主要内容，实施战略收缩，并提出“现实威慑”的军事战略。同时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当时美国的战略家们都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理论。外交家基辛格一方面在中东危机时大搞穿梭外交，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中苏之间的激烈冲突，加快与中国谈判及建交的步伐。尼克松主义的推行改变了美国在外交方面的被动局面，在实力下降时有效保障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显然，在现实压力下，只要能够对付苏联，加强与欧洲盟国以及日本的关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样一来，团结在美国周边的力量明显增多了，苏联的朋友就减少了。

（三）里根当政时期的“新灵活反应战略”

里根上台时，由于前任尼克松战略的实施，美国又重新恢复了绝对优势，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各个方面。里根总统上台后，立即对尼克松时代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在各个领域与苏联展开全面竞争，迫使苏联在各个方面进行战略收缩，压缩苏联的战略空间和国际影响力。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已经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苏联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已经完全无法与美国竞争

相反，美国则凭借其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绝对优势以及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等制度和机构的绝对影响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的主导地位。梳理一下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我们会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政府都是根据美国自身综合实力的消长，秉持的都是清晰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无论是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面争斗，还是改变与中国敌对的策略，分散美国自身来自亚洲方面，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外交压力。尽管学术界在外交策略和理论方面不断更新，外交家的战略表述也有所不同，不过美国的外交战略的本质和核心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五）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更加主动出击

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在艰难转型，20世纪末21世纪初拜知识经济的成功，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保持了10年经济持续增长。此时的美国朝野上下志得意满，在国际事务中也表现得更为自信和任性。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经历一系列的调整。老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克林顿提出了“接触与扩展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几次重大调整，最终目标是服务于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防范可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大国的崛起。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历经调整，在保持遏制和威慑战略的同时推进战略防御，但总的来说是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

四、两次海湾战争，更是将现实主义演绎到极致

（一）第一次海湾战争做到了道义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以科威特偷采伊拉克石油资源为由，率领大军占领了科威特。伊拉克这一举动震惊了国际社会，美国等西方国家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但未收到伊拉克退兵的效果。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次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到当时为止现代化程度最高、使用新式武器最多、投入军费最多的一场战争。应该说，这次海湾战争美国出兵的理由是比较充足的，当时的国际社会也只有美国有能力出兵，对于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赤裸裸地侵略主权国家科威持的行为，如果国际社会无能为力，那么世界上很多小国都会缺乏安全感，所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做到了道义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二）第二次海湾战争没有任何道义性

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次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所以真正参加战争的只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四个国家，丹麦政府宣布参战，并提供两艘军舰参战，日本等多个国家提供了后勤支援。由于参战理由不充分，美国的欧洲盟友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都没有参加，中国及俄罗斯等国更是在安理会的表决中反对或弃权。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所借口的战争理由其实根本不充分。第一，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没有找到生化武器，而在2003年2月份战争即将进行之前，当时美国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安理会大会上指控伊拉克拥有这些武器〔11〕，后来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承认那段时间是他人生的低谷〔12〕。第二，伊拉克政府与拉登所领导的基地组织并没有联系。第三，美国等发动战争的国家声称，战争会给伊拉克带来民主，而伊拉克民主将会成为中东地区民主的榜样，所以“独裁者”萨达姆必须被铲除〔13〕。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地区的混乱不是终结于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是个开头。所以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开战的原因。再者，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

（三）美国对伊战争还是一场非法的战争

这场战争根本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入侵伊拉克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和会员国可以使用武力进行自卫，但是伊拉克从未攻击过美国，伊拉克不对任何国家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得非常清楚，没有理由宣称这是所谓的“预防性战争”〔14〕。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委员会主席汉斯•布里克斯也公开谴责伊拉克战争违背了国际法〔15〕。战争发生前荷兰委员会主席戴维斯也总结，攻打伊拉克没有足够的授权〔16〕。联合国原子能核查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也在战争表决的会议上说：“确实是有独裁者，但你准备好了每一次你想要摆脱一个独裁者牺牲一百万无辜的平民？”英国在战后由约翰•齐尔考特爵士所作的独立调查也显示，伊拉克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要不要政权更迭的问题。巴拉迪补充道：“我一直问同一个问题——你在哪里找到更迭政权的国际法依据，如果推翻这个政权违背了国际法，谁将承担国际责任？在我看来，西方对于这部分世界的政策已经完全失败，它不是建立在对话、理解、支持公民社会和人民授权的基础上，而是只要这个独裁政权给我石油我就支持他，如果不给我石油我就要铲除他这样一种强权政治逻辑。”〔17〕前纽纶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本杰明•弗伦茨（BenjaminFerencz）也认为：“一个基本的事实证明美国是有罪的，即犯有反人类的罪行，这是一场非法的战争，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8〕当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攻伊拉克时，伊拉克并没有入侵美国。即使伊拉克有侵略美国的行为，也应该是国际社会授权联合国来应对这种行为。此外，联合国不能发动战争，它只能是授权干预，只能使用临时的手段、干预程度适当，能够终止冲突就可以了。这个原则是多中心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国家和人民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当时的小布什政府明确拒绝了这一原则。美国这种行为并非没有任何国家出来制止，战争之前在要不要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坚持法律应该被尊重〔19〕，在伊拉克没有侵略行为的情况下，不应该发动对于伊拉克的战争。不过，美国也没有把法国的意见当回事。

（四）第二次海湾战争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布什政府要对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要使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加安全。2003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入侵动机和占领伊拉克是消除伊拉克对美国经济霸权威胁的联合国制裁的标杆式举动。美国的经济霸权，植根于第三世界债务和市场准入，数万亿美元资金从第三世界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协定进入第一世界。但是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却要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石油经济通道，这样极有可能挑战以沙特阿拉伯石油美元为基础的美国经济，并直接挑战沙特国家的能力，而沙特又是主要石油生产国，直接为美国利益服务。自从沙特阿拉伯成为能够影响油价的主要石油生产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结成盟国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但是萨达姆后期的伊拉克却给美国带来了麻烦。因为伊拉克直接对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伊拉克作为一个重要石油生产国，也在美国操纵1973年欧佩克危机和随后翻了四倍的油价中获益。但伊拉克不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做，即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拒绝把石油利润输往美国，以换取美国的保护并且事实上成为它的附庸。相反，它把石油收入流回本国实现自己的发展，更让美国不能容忍的是，伊拉克号召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家向它学习。战争之前伊拉克这种国家控制经济这一状况也对美国形成威胁。伊拉克，尽管受到经济制裁，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反自由主义经济体，一个坚定的反美国家，直接反对外来投资者，包括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不让这些境外投资者投资伊拉克国内的农牧业、卫生、教育、制造业等。这妨碍美国或西方资本直接拥有或投资于伊拉克各种行业。根据以往的做法，这些限制政策导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足够的理由采取强硬的行动。当然还有更多的理由，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分析师理查德•本森总结得非常到位：“在现实世界中……支撑美国的繁荣的一个因素是保持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只能让世界产油国销售石油保持美元，并且把他们多余的货币化为美元资产，但是萨达姆不是这样，他作为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卖出石油换取欧元。这个举动无疑等于在自己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这个举动迫使美国采取极端手段：军事侵略和政权更迭。

五、结语

一直以来，西方有些媒体占据道德制高点，吹嘘美国政界及学界有着崇高的道义标准，既严格要求他人，也严于律己，言行一致，美国是一个严守契约的国家。在他们眼里，美国是爱好和平的，也是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但是事实远不是这样。2017年1月上台的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更是将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于这个话题只能另文来讨论了。

作者：汪树民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