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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体育在边区的传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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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了现代西方体育在我国早期的传播和影响,分析了现代西方体育在陕甘宁边区传播的脉象和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二是体现了强大的组织力;三是以不同层次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吸引参加者和扩大爱好者范围。审视现代西方体育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对于当代开展全民体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现代西方体育;陕甘宁边区;传播特征;借鉴

现代西方体育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民社会生活需要的文化形式。它源起于古希腊城邦间的生存空间竞争,因而,具有鲜明的尚武文化价值内涵。这和我国传统文化尚静不尚力、尚文不尚武的文化价值观是大异其趣的。西方现代体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活动,具有游戏的因素和超越性的精神内涵,这和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文化土壤和生产力条件是相映成趣的。这和封闭保守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有着不同的旨趣。西方体育文化的内在价值诉求是文化的个体性展开,是将体育作为人追求现实幸福、快乐以及进行竞争的平台。这也是和我国传统文化尚和不尚争有着天壤之别。但就是这样一个充溢着西方文化特质和时代气质的文化形式却在地居边远、经济落后、文化保守的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蓬勃发展。陕甘宁边区现代体育的发展,不仅实现了中共通过发展现代体育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的价值目标,而且实现了对西方现代体育精神内涵的超越,赋予了其救亡图存的中国功能。体育与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相结合,使之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气质的中国化改造。这种体育发展思想影响至今。深入探讨中共将一个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大相径庭的文化形式,在一个时处落后、封闭且又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蓬勃发展,并实现其文化精神超越和达致健民强身支撑抗战的目标,对于当代蓬勃开展社会大众体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现代西方体育在我国早期的传播和影响

现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是两种文化碰撞的过程,也是洋为中用的过程。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被打开。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入,体现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内涵的文化形式及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国,其中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就颇具代表性。西方现代体育重技击、面对面的竞争以及尚胜的文化气质,完全不同于中国点到为止的传统武术境界。在当时旧中国整体封闭保守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基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文化形式显然难以被当时的国人广泛的接受。因而,在早期的通商口岸,随着西方人的涌入,西方现代体育也以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武术的“武戏”方式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并对中国人的视界和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也仅限于此,并不能从根本上促动一种文化精神或文化形式的自新。因而,尽管很早就有西方现代体育在各通商口岸和租界中示范,但动眼而不动手就是当时中国大众对这种外来的“武戏”的基本反应。

西方现代体育的传播是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必然结果。一种价值观迥异的文化形式被接受,一定出现在这种文化的强势表现之后。西方现代体育被接受的过程诚如斯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器物不足,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思想准备的不足和思想的局限性,以及现实层面的需要,体现在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必然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就是重视对器物学习。西方现代体育最为外在和容易为人所辨识的特征就是强身健体功能,特别是作为西方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兵操,对于强兵具有显著的效果,因而更是易于被接受。但是基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这种学习注定是一种不服气的接受、羞涩的借鉴和不辨真假的效仿。[1]只有认识到自身的文化不足,才能发自内心深处地去学习和接受一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文化形式。西方现代体育大规模地被学习和接受,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其时正处中国文化从自满到自卑的转折中。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会有对尚武、尚力的西方现代体育的鼓吹、推进甚至反对。正如西方现代体育被广泛引入学校教育后,仍然会出现一些发自文化深处的抵触和不解。如“同文馆的学生不愿意学习体育,认为有失尊严,他们只能慢慢度方步,中国学生是没有粗野的游戏如足球棒球之类的”,[2]甚至其后的毛泽东亦有同样的观测。“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也,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悴神伤者也。”[3]作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西方现代体育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注定是一个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心神俱疲的过程。

现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是其健身和强体功能与中国大众挽救国难的现实需要的耦合,是西方现代体育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根本动力。体现西方文化“社会的教育”、“生活的教育”以及个体性价值的西方现代体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格调。这是早期西方现代体育被引入中国之后缓慢传播的原因。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救亡图存成为不断觉醒的中国人的紧迫目标。拯救危殆的民族精神,强健孱弱的民族体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种文化号召,更是一种救国路径。这是传播西方现代体育与挽救国难相结合最为根本的原因和最持久的动力。尽管存在着国民体育教育和自然主义体育教育的分野和争论,但随着国难的深入,发展体育、强健民族体魄却是不争的选择。因而,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西方现代体育以各种形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得以快速发展和传播。不仅有国民政府组织参加的奥运会、亚运会、远东运动会,也有全国运动会和各省的省运会;不仅有政府组织的专业体育队伍、蓬勃开展的学校体育,也有红红火火的大众体育活动和多样化的体育社团。即使在当时的井冈山和江西苏区也逐步发展起了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内涵的红色体育。西方现代体育在当时中国热络的发展场面是时势的发展需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价值担当在个体层面的体现。这已完全超越了西方现代体育的价值精神,是西方现代体育中国化的发展表现;不是“为个人而体育,为少数人娱乐而体育,为少数人健康而体育”,[4]而是一为爱国,二是娱乐。[5]这种西方现代体育中国化的发展,不仅在当时是蔚为普遍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举办和兴办西方现代体育的重要内涵。只不过与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脉象有所不同而已。

二、现代西方体育在陕甘宁边区传播的脉象

陕甘宁边区西方现代体育的发展,与同期民国其他地区体育大发展有着相似的原因,但又呈现着不同的发展脉象。西方现代体育在1930年代的大发展,是旧中国时势的体现,是基于这种时势中国大众从个体层面以西方现代体育形式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已经从价值层面超越了西方现代体育个体超越和娱乐的精神境界,而赋予了其拯救国家危难和民族振兴的功能。这也意味着,西方现代体育所谓的游戏和个体超越的功能在当时中国的时势下,形成了向工具实用主义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民国政府统治区,也体现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对于这种转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的指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6]不过与国统区发展现代体育相比,特别是与当时一些大城市相比,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江西苏区发展西方现代体育的条件显然是较为艰涩的。但就是在这样艰涩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却蓬勃地开展起了西方现代体育,将西方现代体育强健体魄、进而保家卫国的功能发挥地更好,也收获了更好的效果,充分体现了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这正是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发展西方现代体育的脉象差异。

以强大的舆论号召力,激发军民进行体育锻炼。陕甘宁边区是经济非常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体育锻炼既不可能也没有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随着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区,红军队伍也将传承的中央苏区的红色体育思想和形式逐步在边区传播,但边区落后的经济生活和文化观念却始终是这些体育形式在陕甘宁边区快速传播和发展的瓶颈。为打破这一瓶颈,中共首先将体育锻炼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使其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家国情怀相联系,从而实现个人思想瓶颈的突破。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就是:“锻炼身体,好打日本”。其次,在广泛采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各种宣传形式的基础上,积极动员各种人员力量进行现代体育的推广和示范。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领导人的重视和率先垂范。著名的朱德总司令是排球好手,贺龙同志是边区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最后,将井冈山和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体育实践进行复制和传播。

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推动军民体育锻炼。在一个不具备开展现代体育的文化保守地区,发展现代体育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组织推进。在这方面,中共具有很强的政策执行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早在1937年中共就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由李富春领导的“延安体育会”等组织,专门负责组织和推进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事业。为了推动群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会经常组织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进行体育比赛,夏练游泳、冬练滑冰,春秋进行球类比赛。每逢节假日还组织进行“三八”、“五四”、“八一”、“九一”等不同类型的体育比赛。1942年又进一步提倡开展“十分钟运动”,内容包括多种多样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

推动体育场所的修建和开展不同层次的体育赛事。西方现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的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专业的体育场所和设施。为服务军民有效开展现代体育锻炼,陕甘宁边区在财政资金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多方筹措资金推动了不同层次的体育场所和设施的建设,为延安地区建设了一批最早的体育公共产品设施。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延安南关公共体育场、延安体育会滑冰场等大众体育场所、抗日军政大学体育场、中央党校体育场等机关及学校体育场所。这些体育设施的修建极大地方便了军民从事各项体育活动的开展,也为边区开展各层次的体育竞赛创造了良好的赛场环境和条件。利用体育场所开展有规律的体育竞赛是推动大众体育最好的方式。陕甘宁边区有规律的竞赛一般有市县级体育运动比赛、地区级体育运动比赛和全边区体育比赛(包括著名的“全苏区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九一”扩大运动会)。通过这些竞赛活动的开展,不仅使边区的军人体育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也吸引了延安的市民和一些社团自发组队参加体育竞赛,促进现代体育运动从军队和学校向市民的扩散和传播。

三、现代西方体育在陕甘宁边区传播的特征

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西方现代体育活动,无论就其内涵,还是价值诉求,已经完全超越了西方现代体育固有的内涵,而是被边区军民赋予了独特的内容和价值维度,呈现为独特的中国化特性。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西方现代体育运动,不仅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红色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成就最高和最具代表性的阶段。西方现代体育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化开展,有赖于中共卓有成效的组织和传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征。

西方现代体育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陕甘宁边区开展西方现代体育活动有两个显著的功能诉求。一是通过开展现代体育活动能够增强军民体魄,振奋军民精神。二是在边区落后的生产力条件和困难的生活保障条件下,通过体育活动的开展,增强军民的体质,确保军民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能够以健康的身体抵御物资匮乏和病痛的侵袭,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另外,通过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也可以锻炼和提高军民在艰难困苦中的坚强意志,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直至革命的成功。

强大的组织力。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孕育西方现代体育的生产力水平有着较大的落差,而且也是两种不同气质的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发展而来的西方现代体育克服生产力发展落差和文化的差异,显然依靠个体示范和部分社团的力量实现全民参与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早在1920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出现了社团体育组织和社团体育活动,但并没有有效地扩展到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显然要想实现全民参与并普及这些异质文化形式,必须既要有能引起共鸣的“意识”,也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推动。中共从其理论掌握革命群众的实践中,显然有着鲜活的经验和系统的理论作指导,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为依托,使各种体育文化形式落到实处。中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成果也如其所望。

以不同层次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吸引参加者和扩大爱好者范围。异质文化形式的传播要取得有效成果,必须要在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较低的群体中开展,要有显著的成果吸引和能够引起人本然的共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西方现代体育,首先选择在学校(包括幼儿园体育、小学体育、中学体育和大学体育)和军队,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较高的执行力,推动成本较低。军队作为军事战斗组织,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竞争,甚至是残酷的竞争。在军队中开展体育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情境模仿,有利于军人意志品质和斗争策略的实践,因而比较易于实现。特别是在部队内部、部队之间、部队与地区之间组织的体育赛事,更能够以组织化的方式体现出这种文化形式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20师篮球队,就取得了在陕甘宁边区常胜不败的战果,从而在边区掀起了强劲的篮球风。[7]

西方现代体育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传播,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创举。它实现了在异质文化条件下的跨文化的传播,实现了在生产力条件存在巨大落差条件下的传播,实现了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同样可以开展高水平全民体育活动的目标。这些伟大的历史创举对于今天我们有效地开展大众化社会体育具有及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包括要根据中国国情,适时适地进行中国化改造;将其和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相结合,并使之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要深谙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征,并以符合其文化心理的方式开展这些活动,从而实现这些文化形式能够较快地得以推进。

【参考文献】

[1]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D].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2010.74.

[2]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86.

[3]转引自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33.

[4]转引自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主编.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265.

[5]蒋志和.民族资本家创建体育初探[J].上海体育史话,1986.2.25.

[6][7]王增明.陕甘宁边区体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3.16-19.

作者:韦统义;肖群;孙枝青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现代西方体育在边区的传播探析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