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独特性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怨恨比较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古代“恩德易忘，怨毒难消”的个人情感发泄，也不是古代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个人命运生不逢时的怨恨，而是已经属于全民族全国民的集体心理体验。正如所言：“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①在中国古代神话里，神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世界的风雨雷电；但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世界现实的变迁引起了现代中国人的怨恨。这种怨恨不仅是《尚书•汤誓》对专制暴君的怨恨，更是因民族生存对列强入侵的怨恨；不仅是《击壤歌》对寄生阶级不劳而获的怨恨，更包含对整个国家腐败、人民凄惨无告以及各国侵略者烧杀抢淫国人的怨恨；不仅是对自己前途渺茫命运坎坷的怨恨，更是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中华老大帝国不复存在的怨恨；不仅是底层妇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爱而不得式怨恨，更是中国现代妇女在经历人性、民族、国家、阶级等一系列大解放的历史蜕变中对践踏公平民主、自由正义等现念的怨恨；不是对君主无德的怨恨，而是推翻君主建立现代民主的怨恨；不是为治国平天下与光宗耀祖而不得的怨恨，而是对社会痼疾、封建余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阶级斗争、国家独立以及每个个体的创造潜力与独立人格被压抑的怨恨；不是为怨恨而故作怨恨，而是在抗击外来入侵与统一国内力量的巨变冲突中产生的怨恨；不仅是农民对贵族与统治者的怨恨，而且是全民对所有侵略者与独裁者的怨恨。从理论来看，中国古代的怨恨，自“兴观群怨”到“怨愤”，从“不平则鸣”到“童心”，从“哭泣”到“怨刺”，始终没有脱离个体情怀的发泄，不是将一己悲欢与时代历史、民族社会相联系，而是将怨恨目标集中在个人遭遇、君主德行、父母专制、他人折磨、命运沧桑、贵族特权、天时地利等方面；不是在宽广的政治革命、战争物质、精神文化等背景下全民族全社会的普遍怨恨，而是局限于个人失意与落势集体、党派集团、机遇缘份、游戏规则等方面的怨恨。

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从根本上属于民族国家集体有意识的共同心理体验，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与历史遭遇背景。孔广德把怨恨提高至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高度来理解，直接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梁启超提出的“怨刺”，目的是欲新中国国民与中华民族。这种怨恨主要是由于民族创伤而不是个人伤害———虽然长期战争也导致了大量的个人怨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创伤与民族怨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很多怨恨表达，大都是个人对外在事物的怨恨，将拯救自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与丈夫等他人的回心转意上，严重缺乏自我忏悔与自我怨恨，即使“吾日三省吾身”与“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表现出一定自我反省意识，但不是自我怨恨，而是按照儒家道德伦理要求来反省自己，达到世俗认可，从根本上不具有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识。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明显具有忏悔意识：由于西方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强行进入中国现代文化，西方基督教倡导的忏悔因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表达，增加了许多自我怨恨的心理诉求。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的怨恨主要是个人怨恨，既不具有现代化追求，也不具有现代性体验。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是在世界现代化追求与质疑都已凸现的历史大背景下的怨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怨恨，是既在文化上与世界接轨、同时又在军事政治上面临西方强敌进攻以及在国家独立后企图取得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中的怨恨，是追求中国现代化与避免中国现代性弊端中的具有一定忏悔意识的怨恨。不但是现代中国遭受多国强敌践踏蹂躏时产生的全民怨恨，更具有某种自我忏悔意识的对人性缺陷以及人类局限的怨恨。

二、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西方之怨恨比较

古希腊将爱恨看作推动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由水、火、气、土四根组成，四根结合与分离形成万物的生成与灭亡，而四根的源泉就是爱与恨，爱恨与善恶相连，恨造成恶也即世界的纷乱战争与灾难死亡。苏格拉底认为爱既不是美又不是善，爱就是对某事物的爱，一切渴求的都是它缺乏的，当渴求无法满足时就产生怨恨。亚里士多德将爱与恨结合起来提出：主动施舍爱比被动体验爱更幸福，施舍爱的一方因施爱而得到感恩与回报的快乐，被爱者除表达感恩外，欠了巨额人情债，在得到现实细微利益的庆幸心里后并无多少快乐的收获。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即使局部细节与古代西方的怨恨偶有所同，如亚里士多德“爱人如爱己”的爱之黄金规则，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思想异曲同工；但从整体与根本上说，两者不但方向相反，而且在具体内容与性质上也根本不同。从方向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并不具有创世界的哲学意境，充其量只不过是现代中国的遭遇与社会现实的磨难使人们产生了怨恨的心理情感，而不是怨恨促使人们产生了对于世界起源的认识。从内容与性质上看，古希腊怨恨研究试图从各方面考察爱与恨作为哲学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考量爱恨与世界的关系，将爱恨与文化哲学、教育卫生甚至国家民族、军事政治等联系起来，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爱恨作为他理想城邦的伦理标准。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不具有伦理性质，是战争与军事激发出现代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比的爱与无比的恨，而不是相反。古罗马的爱恨具有基督教的宗教含义，此后古代西方的爱恨在基督教浸染中产生特别的宗教涵义，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无多少宗教色彩，没有宗教含义与性质，只是中国现代人的情感体验而已。在整个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爱恨观具有一定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的爱恨与认识发生关联：上帝的爱就是存在的爱，爱的存在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无限之爱就是爱的无限之在。基督教的爱不是生物学或政治学的爱，而是靠说教与信仰等方式对个体精神思想建立的虚幻境界：它既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所表达的感情，也不是现代中国人追求国富民强以及自身幸福的渴望，更不是出于自己情感需要的实际人生考虑。基督教的爱很特别，不是康德式的理性，也不是民众对于爱的感受，而是一种基于貌似信仰基础之上的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精神触发与心理反应。

古罗马的基督徒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爱比凡人的爱更有价值，上帝的存在比凡人的存在更有意义。生命不过是挥霍，其意义在于上帝。爱是认识的本源，爱推动认识进而实现愿望，所以爱恨情感先天于理念并决定着理智，爱比认识更先天，人的爱比人的追求意愿更先天，甚至比人的感觉直觉与思维想象都先天。奥古斯丁主张：爱具有某种本体性的地位，人们的认识或者人的意识，最初不仅与认识对象有关，同时还与人的感觉想像、思想概念也有关联，而且最终必然与爱恨有联系，从表面感觉到理智思想、人的认识，都服从于或者说受制于爱与恨的情感取舍。奥古斯丁的爱恨观，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爱恨说大相径庭：上帝作为人与世界的本源，是施爱者而不是被爱者。上帝作为永远的施爱者才会成为人与世界的本源，人与世界作为被爱者，所以才要服从并听令于上帝的召唤。相比之下，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爱恨观显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不具有认识意义上的本源性质。古希腊的爱，其方向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卑微到尊贵、从下人到高神、从流俗到高雅、从事物到思想。相反，基督教的爱恰恰强调的是从高处到低流，从上帝到羔羊，从神圣到平庸。很明显，前者是向上的攀登，后者是向下的俯视。古希腊的神是被爱者，而基督教的神是施爱者。古希腊的神看见卑劣就抛弃甚至惩罚，而基督教的神面对敌人也能施爱。所以，基督之爱是以爱达到救赎的愿望，不是古希腊通过认识来取得自我解救，基督之爱强调对邻人、对他人、对自己都要与对上帝一样地爱，只要承认爱是上帝的本质，那么对上帝的爱就是对万千生灵的爱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爱。上帝是造物主，也就是永远的施爱者，而万千生灵与万事万物永远是被爱者。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基督教的爱恨观存在一定相通，即爱的方向是以下为本位，以弱者为本位。具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推翻了中国古代文学以皇帝与上级为本位的帝王将相式爱恨观，颠覆了中国古代讲究等级、立足强权的势利情感立场，建立了以下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的爱恨观念，即对一切专制统治者、剥削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的恨与对平民老百姓、自食其力者、无私奉献者的爱：爱民族、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的以普通千百万劳动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即使就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潮而言，从三民主义或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在加强。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基督教的爱恨观有着本质不同。基督教的爱本身就具有价值，其价值增长在爱者一边而不在被爱者一边，人在失去自我的行动中获得的是永恒自我，充满爱的人是更高尚更坚实更丰富的生命存在，生命的珍贵和标志就是爱的行动本身。基督教之爱的意义只在爱本身，在于爱在心中充溢以及爱心在其爱的行为中所显示出的高贵，因此相助是爱的表达而不是爱的目的和意义。《圣经》宣扬施舍财产给穷人，不是让穷人得到帮助，也不是财产分配更公平，更不是贫困比富有更好，而是由疏财与施舍表明精神自由和爱心充溢，并使施舍者变得更高贵富有。基督教道德的最高评价不是贫穷、贞操、顺从，而是自由放弃财产、婚姻、意愿等。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观不是将爱本身看作一种理想信仰的价值观去在无尽无原则的施舍中追求爱的价值存在，不是放弃自己权利责任以及个体愿望追求，而是随着考察对象的具体不同确定爱与恨、施舍与接受。非但不轻易放弃个人权利与意愿，而且要主动坚守这种权利与责任、意愿及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现代中国作家自己的一种情感体验，它所反映的是现代中国人活生生的爱恨情感，而不是宗教教义上的某种为求得正果的追求；不是对上帝与神灵的虔诚与忠诚，而是抵抗外来侵略与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真诚流露，是现代中国人自我觉醒意识的表征；不是不分敌我的博爱与不问青红皂白的仇恨，更不是要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敌人———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观有着严格的立场区分，在对待敌人与人民、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变革与倒退等方面，爱应该爱的，恨应该恨的，绝不是爱恨没有时空范围，情感没有对象区别。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西方之怨恨比较

现代西方的怨恨研究破除了宗教桎梏，出于对西方现代性暴露出的极大悖论性的难堪忧虑，不再关注与伦理学、社会学、神学宗教学、哲学范畴上的理解比较与历史梳理，而是集中于对爱恨本身内涵的挖掘之中，大体有三个视域。首先是伦理道德视域。布鲁诺认为爱和恨就实体与根源而论是同一个东西。笛卡尔认为怨恨使人把自己与厌恶的东西分离。帕斯卡尔认为人生来为了思想，所以爱在于思想的眷恋，恨在于思想的无知。斯宾诺莎认为怨恨是为一个外在原因观念所伴随着的痛苦，是一种摆脱损害的倾向。洛克认为怨恨是痛苦引起的心向。罗洛•梅认为真爱很少，所谓“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在真爱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不纯动机，即使父爱与母爱，男女与情爱，亲朋之间的关爱等等：父母对子女的爱潜藏着养老的自私功利，男人对女人的爱暗含着泄欲的自私需要，亲朋好友的爱包隐着互相利用的实际考虑。当父母之爱、男女之爱、亲朋之爱的暗藏功利遭遇谋杀或者放弃时就会产生怨恨，“它具有维护一些尊严和自我身份感的功用……用仇恨建筑起他内心的堡垒，作为他的尊严与骄傲的最后证明”①。其次是哲学心理学视域。康德认为爱与恨是一种感性的病理激情，因此理性要节制与管束爱恨。费尔巴哈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试图解释爱与恨：“对现在或后来成为愉快的感觉的原因的东西的爱也是人的本质。反过来，对不愉快的感觉的原因的仇恨也同样。”②克尔凯郭尔反思审视西方现代性，对现代性所造成的伤害诸如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大加讨伐，西方追求现代性但以失败告终，导致了极大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爱的最深处隐藏着恨，所以爱可以转化成恨。弗洛伊德认为恨表示着自我内部心灵与异己外部世界的关系。阿德勒认为怨恨经常与焦虑、敏感、抑郁有关，类似多疑症或迫害狂。蒂利希认为爱表明了具体情景中的正当东西，人往往利用爱的幌子来取得对公平正义以及责任担当的逃避。

最后，资本主义精神视域。富兰克林的怨恨观是一种为实际生活所累及的资本主义商业世俗利益中的怨恨。阿尔贝蒂因其资产阶级出身不被贵族重视，所以对贵族皇室充满怨恨情怀，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怨恨具有极大的推动力。资产阶级市民靠着怨恨心理把自己的交易规则与商业品性作为普遍的有价值的被社会所认可的生活准则。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提出爱恨情感对人的异化。尼采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道德价值中，怨恨是其中判断取舍的根源，几千年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只是虚伪精巧的怨恨之花，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是一种以怨恨为动机的奴隶道德，是对古代多神教的反叛！爱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种能力，普遍的爱存在逻辑困难。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本与货币仅仅是目的与手段，资本主义精神才是价值取向，它同时面临着各种怨恨心理，许多形形色色的怨恨矛头往往会指向第一个追求资本主义精神的改革者与先驱者。西美尔认为大城市如果没有怨恨就没有激烈竞争，将会失去根本活力，不再具备发达所需要的动力。因为大城市生存压力大，竞争激烈，因此冷漠、厌世、怨恨成为都市人的典型情感特征。在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研究视角，舍勒是怨恨研究的集大成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舍勒提出：怨恨不是单纯的情绪反应，而是有着明确前因后果的持久心态，是出于价值意义上的涉及生存伤害的体验。产生怨恨的首要因素是被伤害，接着是对这种伤害的隐忍未发。怨恨的根源在于价值攀比。怨恨者包括浪漫与变节两大类型。现代仁爱普遍源自于怨恨，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怨恨。

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与现代西方的怨恨相通但存在差异。其相通的是：都具有共同的现代世界性大背景，都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陷阱。但两者也有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西方小说家莫利哀《恨世者》中小说人物所说的：“是人我都恨”，原因很显然，莫利哀式的怨恨有一种极其自私的甚至极端的怨恨毒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见人就恨，乃是与全国家、全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如果国家不被侵略，民族团结和谐，人民安居乐业，那还有必要逢人便恨吗？西方现代的怨恨，其主要关注点是对现代性所暴露的种种缺陷痼疾的怨恨，是对正常人性被高度发达的工业机器严重异化的怨恨。与之不同，中国现代性很不发达，其弊端已经暴露但远未演变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所以，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怨恨，虽然有少部分已经出现对于现代性悖论性的怨恨，比如沈从文、废名、汪曾淇等人的作品，但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流露出的最重要的怨恨仍然是基于民族生存发展与国家独立富强层面上的对于外敌入侵及其和平演变的怨恨。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百年的生存较量中，中国人从统治者到老百姓、从灵魂到肉体，屡次受到严重伤害，生命涂炭，器物尽毁，但是却没有对抗的能力与复仇的机会，一忍再忍，割地赔款，委曲求全的屈辱心理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蕴藏在心中积聚为怨恨，虽然中国人心中的怨恨内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怨恨的对象、时间也不同，但就其基本而言，占主流的仍然不是个人的一己恩怨而是面对亡国灭种而产生的集体有意识怨恨。这种怨恨过去很强烈，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将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不会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就会忘记那些屈辱历史。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哪个中国人能够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与抗日战争？这不是个人的暂时性怨恨，而是整个全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深深沉淀与永久烙印。将来，只要国际社会的创伤诱因出现，中国全民就会自然而然引发这种怨恨的强烈呈现。这种怨恨并不是由于西方现代化财富太高而中国现代化程度很低所导致的嫉妒，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西方，而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语境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始终不断地蚕食与挤压中国，强化了中国人对于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的历史记忆，激起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层面的价值比较与实力较量。虽然中国人其实在各个方面真的目前还比不上西方列强，但是依靠怨恨的动力，不断追赶，拿来与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当中国人遭遇了西方的陷阱及其腐朽与弊端时，依靠怨恨的心理，很警惕地拒绝或者隔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起主流主要是追求现代化的怨恨而不是反抗现代化的怨恨。

与西方现代学者致力于道德伦理角度的爱恨研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主要是情感体验而非伦理道德。不像西方现代学者从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去阐释怨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怨恨，从集体无意识看主要是围绕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生存斗争的怨恨；从个体有意识看主要是伴随被侵略与大内战而产生的长期剥夺个人生命践踏个人尊严的怨恨。不像西方现代强权立足强者立场，嘲笑受难蔑视弱小，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其实就是作为弱者受害者的下层老百姓对于法西斯敌寇与阶级敌人的怨恨。不像西方现代关注爱恨本身的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在乎如何深化怨恨理论，而是通过文学作品表达现代中国人在现实苦难与绝望深渊中爱国恨敌的怨恨情感。西方现代怨恨研究指出：怨恨是以市民城市阶层为主要存在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实质。可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诉求，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作出结论。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不是怨恨，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一系列思想为精神导向，与时俱进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谐公正。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怨恨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心理，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逐渐繁荣富强，物质现代化逐渐发达的时候。中国社会主义的爱恨主要体现为：爱美恨丑、爱真恨假、爱善恨恶、爱诚信恨欺骗、爱发展恨倒退、爱富裕恨贫穷、爱科学恨迷信、爱廉洁恨腐败、爱和平恨分裂、爱团结恨暴恐等几大模式。西方现代社会学认为：怨恨不但是因情趣不和与利益不均，更是由于群体追求的社会理想。怨恨对象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出自社会全体或特定群体的生存威胁。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的怨恨不仅是个人怨恨同时也是国民群体的怨恨，但其内容与性质显然不同：西方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怨恨是一种普泛化的群体对象，而中国现代文学作的怨恨者特指内外战乱中危难的国民特定群体，其怨恨对象特指外国入侵者以及本国祸害者。西方现代社会学学者从资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指出：怨恨是革命的动力，这个断语照样适合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每次战争的每个士兵能够冲锋陷阵并宁死不屈，其心理动机就是对敌人的极大仇恨和对人民的极大热爱，就是对入侵的极大仇恨和对和平的极大热爱。同时，中国现代文学更加细腻地触及到了人性深度，集中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具体对象的怨恨。西方现代哲学学者最喜欢研究爱恨与认识的关系，不管是爱恨控制着认识方向，还是认识决定着爱恨内容，观点不同，思维同构。与西方现代哲学家相差甚远，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诉说不是对理论的一味探讨，而是对情感的真诚表白。不是对哲学的玄妙感悟，而是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因民族创伤所带来的个人受辱，从而产生的反抗意识与怨恨体验。这种怨恨虽然也与现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甚至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认识相关，但不是目的，而主要是情感方面的反抗性与复仇性的体验。中国现代文学中大量的怨恨体验，完全可以作为怨恨心理学与革命历史学的研究材料，但这些饱含怨恨心理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甚至电影等等，其本身是一种文学艺术体验，而不是对于爱与恨本身的理论哲学探究。

作者：王明科单位：喀什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