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实存”观念认为，事物和人的实存是特定的“这一个”的“在场”方式，它先于本质，对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具有优先性。具体到文学研究，每一个文学现象、作品、作家都是实存的，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之中去考察，而不能以某些类别或本质简单涵括。解志熙本人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这样的路子，对单个作家的研究在其中占据了大部分——这在同代学人中并不常见，即使是对存在主义的文学影响和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其中也比较注重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这样看来，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解志熙没有“学科拥挤”的焦虑。在原则上，解志熙并不反对文学史（历史）研究的现实性、当代性，自然也不反对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他把历史的实存看成是第一位的、无可替代的，他往往非常警惕这些研究倾向、方法会造成对实存的僭越。因此，解志熙认为“历史研究真正本己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现象的实际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弄清了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历史恰恰是这样的？”在另一篇文章中，解志熙拓展了这一思考：“历史研究以至于一切人文研究，必须注意区分并辩证处理历史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是历史化的存在，不可能超越历史，但一切历史存在的意义却不一定仅止于其存在历史的范围，倒可能有超越这历史范围的深广意味。”但是“历史存在的意义”“仍需接受历史的检讨，仍然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视域中来看。”5解志熙在“历史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意义”之间所作的区分，侧重点仍然在于前者，甚至是为了使“历史存在”免受侵扰。在根本意义上，历史研究的本分工作仍然是对历史实存的描述和解释。这种界定冒着极大的被误解的风险，会被以为放逐了对历史的价值评判，甚而被误解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6历史观的变体。实际上，解志熙非但没有放弃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而且他评判的严苛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孙玉石和钱理群在为他的著作作序时都曾善意地提醒他“宽容”一些。这不是解志熙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对于历史的评判需要在充分、客观理解历史实存之后，否则一样会损伤到历史研究。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解志熙最为看重萨特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的论述——“自由选择的绝对性”、“人是绝对自由的，即意味着人必须全面负责”7，恰恰为评判历史人物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甚至可以说价值评判成为了“实存分析”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部分解释了解志熙为何常常对一些研究对象态度严厉，甚至某些时候会以更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当看到有学者以方法去解释周作人的附逆行为时。显然，他反感的不是文化批评的方法，而是这种文化批评的方法遮蔽了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反过来又使他对文化批评的方法连带着产生了怀疑。这种严厉态度还部分地源于解志熙本人的文学观，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收束部分，作者借用朱自清的说法，强调了新文学的“双重严肃性——严肃的社会关怀和严肃的艺术追求”8；在《“严肃的工作”——〈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一文中，解志熙重温了朱自清关于文学严肃性的观点，并将其追溯到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中，“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9。这种文学观秉承“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信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并寻求艺术上的不懈创新和深刻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之间保持均衡。90年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得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越来越像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劳农”，这个时候重温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也就具有了明显的自我定位和坚守的意味；另一方面，“工作”、“劳农”的说法又是那么“陈旧”和不合时宜，在各式新学说、新理论走马灯似地变换的年代，看上去反而带有了先锋和遗世独立的意味。

进入新世纪以来，解志熙正式提出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说法。在为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一书作序时，解志熙谈到赵海彦在著作中遭遇到的一个“困扰”——也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即“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并试图以“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超越之：“有必要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无非是要重新确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类的‘文学活动’其实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最具主体性的实存行为。确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许多高深问题也许就有了比较明了的意味。即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论，其文学创造行为当然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时代，但也决不是时代社会背景之简单的反映和被动的反应，而是他们对其身内与身外种种问题的发之自觉的应对、有所企图的行为——当然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我把这样一种研讨思路姑且称之为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以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10在另一处，解志熙重申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方法11。这是解志熙为数不多的带有理论概括的文字，不是因为他不善于理论思辨，而是“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方法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通常是由一个具体的文本、历史现场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入手，然后在丝丝入扣的分析中展开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学图景。研究者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大概如此。“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重心仍在“实存”，但是我不认为它可以解决当代研究者“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回到历史实存之中只是暂时搁置价值判断的困难，顶多是把判断的难题推给了历史，而历史本身是无法为后来者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价值判断的。实际上，“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来自于当下，而非历史，归根到底它是当代研究者处于众声喧哗时代中的价值认同困境，尤其是那些不满足于流行价值观的研究者，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反过来看，困扰的存在对于研究者也未必不是好事，它可以成为研究者反思自身思想、方法、立场的契机，也可以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比如解志熙在论及“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时，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化批评的误用现象，“以文化来淡化社会现实和政治及道德等历史性因素”。可是当他发现为周作人附逆行为辩护的学者也郑重其事地声称“历史是不可简单对待的”时，他不免陷入了困境。这意味着对同一历史现象持截然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互相指责对方将历史简单化。解志熙转而揣测对方的谬误“乃研究者求深心切或求甚心切之过”，实际上也就消解了原初的问题。不过，随后他又注意到对方的立场可能是“失去必要的历史分寸感”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唯文化论者在周作人研究中极力宣扬文化的无上神光以追求深刻超越的发现时，他们大概忘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旗帜上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以至于时事的色彩，这就是对周作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同情。”

解志熙开始意识到：历史研究者虽然享有后见之明的便利，但他们的认识也一样需要被历史化，即放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历史之中去分析。如果是这样，关于历史对象的评价分歧毋宁说主要来源于研究者自身价值观的不同。几年后，当解志熙探讨支克坚先生的革命文学研究时，他便直接遭遇了两个层面上的实存——革命文学这一对象的实存以及革命文学研究者支克坚的研究工作的实存。一方面他反对以理想化的历史去苛求或反思历史，“用它作为标准去评价历史不但徒劳无益，有时还会扰乱以至于妨碍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历史反思思维需要反思，“在历史反思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包括支先生和我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也该是反思一下这个反思思维中层出不穷的种种理想预设是否陈义过高、迹近傲慢，以便更准确、更切实地把握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时候了”13。在此基础上，解志熙再次强调，“准确地把握历史是怎样的并进而对历史何以会如此这般作出准确的解释，是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真正本己的学术目标”。这多少带有点连环套的意味：如果革命文学有权利要求按照其自身的历史情境来理解它，它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及不得不然的历史限制，那么对革命文学的反思为什么就没有类似的权利呢？那么解志熙对“反思”的反思是否也会影响到他准确地把握当代历史的实存呢？尽管他没有设置理想的历史去要求当代历史，但是他的批评之中是否也寓含着对当代历史的理想成分呢？或者说，解志熙是否觉得革命文学是历史，当代正在进行中的文学研究没有资格算作历史呢？当然，这些逻辑推演都意义不大。我只是想表明，解志熙本人的立场——对人民革命的认同和对某类自由主义的反感在他的论述中起了重要作用，决定了他对待两种实存的不同的态度。价值评判是历史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且不论对于历史材料的分析了，即使材料的选择，背后也寓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进行价值判断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存在完全“中性”的材料。事实上，解志熙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由于对历史实存的注重，他有时不自觉地会把历史当成是自足的、客观的，仿佛历史之中已经包含了对它的正确评判一样。然而，解志熙的研究越是偏离于时代的主流观点，他越能感受到历史实存和对历史的评判之间的这种紧张。这种紧张与其说源于“实存分析”方法本身的限度，不如说是解志熙作为研究者与时代的距离的产物。近些年，解志熙运用“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方法做出了更为出色的研究实践。我指的是他的新著《欲望的文学风旗——沈从文与张爱玲文学行为考论》中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文学行为所作的梳理和分析，似乎是为了验证他多年以前说过的话——“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学术性的现代文学研究，才刚刚开始”，他一旦涉足这些看上去已经很难再出新意的领域，竟然向我们展现了颇为不同的文学景观。和解志熙以前的著作一样，该著作中同样发掘、运用了许多新的文献。在一篇谈论解志熙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文章中，迟迟不提他在新文献发掘、整理方面的贡献，似乎是失职的，其实我只是不想一般性地、孤立地强调文献发掘工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阅读原始报刊和文献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基本要求，许多学者都涉猎过不少原始文献，但真正像解志熙这样多年来不间断地爬梳原始文献的学者则是凤毛麟角，他已经把阅读原始文献当作了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其实也与他的“实存”分析方法直接相关，正因为每一个文本、作家、文学现象等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也就需要在其历史关系中把握它们的存在，唯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才能还原它们独特性的实存，还原历史关系。

有人怀疑现代文学研究中原始史料的价值，理由是现代文学必然要经典化，在他们看来，爬梳原始史料似乎只能发掘一些小作家的作品或重要作家的极个别的佚文，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意义不大。这就犯了把原始史料孤立化的错误，似乎原始史料只有和作家文集、选本中的作品一样的价值，只是简单的研究对象而已。实际上，发现佚文只是爬梳原始史料工作的一个副产品，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始史料带来的是历史的氛围和形态，试从整体上想想综合性报刊中文学作品与时事、社会新闻、广告、图片等共同呈现的情景，它们之间往往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却一起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广阔信息。这样的信息是无法从后来的文集和选本中获得的，某种程度上不也正启发我们不能把文学和政治、社会孤立开来看待吗？至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说法，也禁不住严密的考察。在“经典”这一相同的字眼之下，即使是相同的作家和作品，不同的时代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沈从文和张爱玲而论，他们成为“经典”不过是新时期以来的事。鲁迅虽然一直被当作经典，但极“左”时期的鲁迅形象和当下的鲁迅形象岂可同日而语？解志熙关于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实存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乍看上去，“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似乎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区别不大，但却有着根本差异。上文提过，解志熙提出这个概念正是为了区别于后者。简单而言，“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所取的路径恰好逆向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前者是由作家的具体作品出发，以作家的文学行为为中心，寻找它们与其他事物包括文学、家庭、社会、政治等的具体勾连，强调作家的主动选择，因而避开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中常见的反映论、决定论的误区。从根本上看，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是由本质看现象，恰恰是“实存分析”所反对的。“实存分析”在注重作品分析方面有点类似于新批评，但它不把作品看作是封闭自足的，而是作家的文学行为和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看似简单，操作起来难度却很大。解志熙尝试了“叙论”的写作风格，以叙带论，夹叙夹议，代价则是常常需要很长的篇幅才可以把问题说清楚。这是一种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式的写作方式，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融为一体，也印证了韦勒克所说的三者之间“完全是互相包容的”判断。解志熙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渗透着韦勒克的积极影响，除了对作品的重视外，韦勒克的一些主张，比如“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simultaneousorder）”、“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14等等，都能在解志熙的文字中找到隐秘的回响。“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之难、之精彩都在解志熙的新著中展现出来。以“张爱玲沦陷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为例，解志熙由张爱玲的“家败世乱体验”入手，分析了她作为“衰落大家庭的末代子孙”的精神特征。这不是决定论式的论断，因为解志熙注意到“衰落大家庭的末代子孙”中，“富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也不乏其人”，比如鲁迅。正是在与鲁迅的比较中，解志熙没有明言却强调了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全文中类似的比较还有不少，重要的如“苍凉”的美学风格与悲剧的比较、不同类别的“人的文学”的内涵和表现的比较等。解志熙没有否定张爱玲的文学才能和贡献，分析了她“反传奇的传奇”、“抓小放大、俗事文讲、凡中求奇、参差对照”的叙事策略和“精细的写实”功夫，但也注意到她艺术趣味上所受到的好莱坞“现代罗曼司（传奇）影片”如《乱世佳人》《蝴蝶梦》的影响，等而下之就变成了媚俗，产生了像《连环套》这样的“纯粹趣味化”乃至“粗鄙化”的“败笔”。当然，文章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对于“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的绵密分析，这类论争和直接的思想交锋也最适于“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最能体现“实存分析”方法的优越性。通过考证《自己的文章》的原发时间，解志熙指出，“张爱玲自己才是第一个对迅雨即傅雷的批评做出反应的人”；也洞察到胡兰成《评张爱玲》续篇中所潜藏、却又精心掩饰的“为张爱玲辩护的痕迹”。这些地方体现了解志熙本人所欣赏和提倡的“批评性校读”的功夫，即“把文献学的校读法扩展、运用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15。

“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也向我们展示了“沦陷区文学行为特有的复杂性”，譬如“妥协主义”的政治常常在文学上以“纯文学”、甚至“人的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自然是貌合神离，实则是张爱玲等人的“一种带着浓重的利己性、现世性及生物性的乱世生存哲学与乱世生存美学”的伪装16。当然，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即使“人的文学”不经伪装，也未必总是进步的，原因就是时代处于变动之中，时代的各种力量和问题也处于变动之中，“人的文学”未必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边、能够有效抓住时代的问题症结。所有的文学主张不管设计得多么全面、精美也逃离不了这个规律，它们都只能在政治、社会、文化诸种关系之中实现其意义。这也内在地决定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必要性。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解志熙的文章中固然融合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但说到文学理论则未免牵强了。这不免就把文学理论理解得表面化、片面化了，似乎它可以脱离具体的研究对象、作为外在框架独立存在似的。我以为，所谓理论说到底其实就是现实，就是问题，也只有在面对具体的现实和问题时，才会产生和需要理论。就此而言，解志熙关于沈从文和张爱玲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他必须一直面临的现实和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张爱玲和沈从文的形象被神圣化了，恰如极“左”时期鲁迅被神圣化一样，尽管神话的内容不同，但形式并没有本质不同。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关于他们的“文学标准像”17，通过文学史的书写、教学和阅读，这些“文学标准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文学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也未撼动这些“文学标准像”，让人不禁怀疑，莫非这些理论不过是隔靴搔痒？各种后现代主义学说早就进来了，“解构”、“颠覆”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似乎唯独它们自身是免疫的，不妨碍它们被作为文化利器和偶像供奉起来；“知识即权力”、“文化政治”几乎人人皆知，最盛行的仍然是反政治、非功利的文学观，让人不禁要问：生产这种“文学标准像”和文学观的知识代表了什么权力？它们背后的文化政治是什么？它们到底只是80年代“拨乱反正”思潮的延续，还是当下市场意识形态的同谋？

这些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尚需具体分析。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沈从文和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上升，一个直接的原因大概是美国汉学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的影响。夏著产生于冷战时期，作者并不掩饰他的反共立场，不过他所主张的文学标准却是“艺术至上”。按照刘康的说法，“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1949年后至80年代初的情况别无轩轾，差别只是相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已”18。有意思的是，西方汉学界对立的意识形态恰恰是以“指责中国现代文学的强烈政治意识性”、“缺少内在的艺术价值”表现出来的。我们再次看到，文学的艺术性或“纯文学”是多么容易被拿来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掩饰，也唯其如此，它们才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诱惑力。“艺术与政治无关”本身即表达了一种政治性，鲁迅和瞿秋白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19不过，“艺术与政治无关”传达的政治性需要依据语境决定，或积极或消极，得依据它在特定时代中所对抗、提倡的东西而定，得依据它与特定时代中的主要统治性力量的关系而定。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能动性也不可忽视。否则无法解释何以激烈反驳夏著的普实克的观点和方法（一样属于西方汉学）不太受重视。也许令夏志清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比夏著走得更远。读过夏著的人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尽管夏志清对沈、张赞誉有加，但也是有批评的，像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不够深入，……往往把这些土著美化了”、“在沈从文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中，讽刺性越明显的，越不成功”；评价“张爱玲喜欢描写旧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20等。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则大有一边倒之势，只唱颂歌，闭口不提二人的缺陷。王瑶先生在80年代谈到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时，曾专辟一节谈对于国外现代文学研究的正确态度，指出“有一些人一方面出于对国内研究工作现状的不满，一方面也为国外某些研究方法或论点的新奇所眩惑，认为他们的一些论著表现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这种看法是缺乏分析的”21。“现代化”、“国际水平”等字眼提醒我们，必须把这种学术倾向置于80年代以来的大的社会思潮之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它。80年代被称为“新启蒙”时代，经常被拿来与“五四”启蒙相提并论，不过，如果说“五四”启蒙中逐渐发展出了革命的命题、革命又反过来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超越的话，80年代的新启蒙中则渐渐浮现出一种以启蒙否定革命的趋势，最著名的当数李泽厚、刘再复“要改良不要革命”、“告别革命”22的观点。80年代的这种思想趋势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但它显然与社会上对刚刚过去的“”的反思直接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上肃清“”遗毒的举措也是合拍的。相应地，80年代的人文学科也确立了自己的新的研究范式，即德里克所说的从60年代的“革命范式”向80年代“现代化范式”的转向23。虽然德里克是就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范式而言的，但其实也可以推及人文学科的其他研究领域，只不过像现代史、现代文学这些学科因为直接研究现代这一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罢了。80年代“现代化”话语的强大还可以由一个侧面看出：作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重要推动者，甘阳在回忆中把“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译介重心称为“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从德国浪漫派、马尔库塞到海德格尔等等，“我们所引进的东西都不是现代化的东西”。但是，这些批判现代性的著作当时也受到热烈追捧，常常被笼统地当作现代化的东西来接受了24。

“现代化”是一个颇为正面、美妙的字眼，似乎它本身不证自明、颠扑不破，因此掩盖了其中负面的东西，尤其是掩盖了它与西方的权力关系。正如刘康所言，中国“80年代的文化批判最后变成了对革命传统与霸权的政治声讨，而这种声讨又与西化情结纠缠不清”25。对革命传统的声讨因此走向了非此即彼的逻辑：革命是成问题的，那么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受到了青睐；革命文学服务于政治，没有文学性，那么伟大的文学必是非政治化的“纯文学”。今天，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文学观还是这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观，这从沈从文、张爱玲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地位仍然居高不下可以反推出来。如果说这种文学观在80年代前期尚有其进步性，它有利于肃清极“左”时期遗留下来的泛政治化、唯意识形态论的错误文学观；那么到了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推行以来，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盛行，这种文学观即使不是与它们沆瀣一气，也对它们无能为力，对全球化浪潮中一支独大的资本的力量视而不见了。这样，在新的形势下对80年代以来“反思革命文学”的反思、对启蒙现代性之下形成的“纯文学”观念进行超越就成为了必要。我们看看解志熙在研究工作中是如何走向对“反思”的反思和超越的。解志熙也是在80年代“文化热”中成长起来的，汲取了80年代的文化滋养。解志熙所研习的萨特和存在主义学说曾是80年代“文化热”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存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26。从上文分析过的解志熙文学观念看，他对“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观有着强烈的共鸣，应该也对80年代启蒙现代性有着较大的认同。当他审视80年代中对于革命文学的群体反思时，也逼迫他重新思考革命和启蒙的关系，也就是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整体的思考和评判。如果站在80年代去反思革命文学的局限性、甚至以启蒙否定革命，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革命文学为什么会产生？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革命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的产生有没有必然性？正是在这些地方，解志熙表现出了和主流思潮不尽相同的思考，他的带有启蒙色彩的文学观念中也带有一些革命的色彩。这与他的人生经验有关，也显示出某些研究对象的影响——研究对象并不是“死的”，有时候也会形塑研究者的品格。我们会发现，简单地以“启蒙”、“革命”这些宏大的概念来判断历史或研究者，多少都有点大而无当，在相同的概念之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算细微的差别。解志熙的文学观念中有启蒙的成分，却没有什么精英色彩；有革命的成分，却没有唯政治论的色彩。贯穿其中的大概就是从民众和社会的解放、幸福来看文学，因此文学不能仅仅是个人的、艺术的，不能与政治、社会、文化分开。

对于自由主义乃至个人主义，解志熙也非一味反对，“坦率地说，我自己就对此抱有一定的同情，而且我也不惮于承认自己渴望成为一个健康的自由主义者和健全的个人主义者”27。这里重要的倒不是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所进行的限定，而是解志熙并不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类宏大的概念视为同质的，或者不简单由概念出发去涵括一切。上海沦陷区所谓“人的文学”主张和实践不正是提醒了这一点吗？而且，解志熙敢于走向自我之否定，他的沈从文研究最能说明问题：自1981年“以沈从文小说为题作本科毕业论文”开始，到《“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2008），再到《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2011），他实现了自我超越。解志熙坦承，“以《边城》为中心观照而得的沈从文‘文学标准像’，也曾是我长期以来的印象”，直到最后一篇文章他才把“另一个更多苦恼的现代文人沈从文”28的形象和盘托出。完成这一转变解志熙用了30年的时间，刚好是现代文学的长度。这30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30年。无论是理解现代文学的30年还是新时期以来的30年，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解志熙尽管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和文学观念的限制——某些方面也同样是他自己研究工作的限制了然于心，但是由于对历史实存的重视，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偏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或者研究者的前视野影响了他们客观地进入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固然，解志熙发掘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文献、史料，但它们能否改变主流的研究观点和趋向，我看是不容乐观的。以“实存”来要求研究者充分、全面地了解历史，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摒除主观偏见，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实存”是否也会造成一种绝对客观的印象，似乎只要厘清了历史中的关系，就会对它理应形成某种看法呢？这种矛盾其实一直深藏在实存哲学之中，“现代实存哲学包含着一个基本困难：它具有反本质主义（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主流传统的显赫动机和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它把‘实存’限制于人的实存，从而把实存之思维推向了极端主体主义的境地，因此本身仍旧脱不了形而上学”29。换言之，实存哲学以实存反对本质，但是也有可能把实存当成了一种“本质”。回到本文的开头。以当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所谓历史、真实乃至真理、客观性都不过是一种知识建构，背后隐藏着某种权力。这是一次知识的危机，历史学科也难能幸免，正如有的历史学者所言：“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冷嘲热讽的，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处。从另一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提出有关真实性、客观性、历史学的疑问，都不可置之不理。此外，人们既已发觉19世纪的科学、历史模式都急需改造，这些疑问也算是击中了要害。”30后现代主义同时也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即知识和价值上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为了重建，我们需要恢复理查德•沃林所说的“强评估的思想能力”——“区分善与恶、肯定与否定、本质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的能力”，以“恢复我们理性地反思目的（telei）的能力”。31作为一门文学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面对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挑战时，我们也许需要如解志熙说的那样，“有必要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广而言之，这个原点无非就是“文学是什么”，它既是一个古老的本体论命题，却又是一个常问常新、需要不停地去追问和回答的复杂问题系。

作者：张勇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