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作品价值立场范文

论文关键词:迟子建小说价值立场超越精神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中,迟子建营构出了较为独特的文学世界。温情书写、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从不同侧面把她的价值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从超越精神角度反思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价值局限,指出可能的超越之路。

创造独特的文学世界往往是作家的夙愿,支撑着此世界的就是他的价值立场。如果说一般读者可以沉迷于文学形象世界,开阔视野,更新体验,丰富精神,那么研究者就得深入把握隐含在文学世界中作家的价值立场,显扬其普遍性与独特性,掘发得失,瞻望可能。迟子建作为当代大有作为的作家,已积聚二十余年心血建构了颇为独特的文学世界。通观她五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神韵生动的小说,笔者认为,书写温情、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那么,这三个核心因素暗示出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何种价值立场?它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局限何在?可能的超越之路又何在?

一、温情书写的价值反思

对人性温暖湿润部分的执着关注构成迟子建小说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温情主义。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主要是指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宽容、谅解、体贴、同情、关爱等蕴含着鲜明道德色彩的正面情感。这种温情就程度而言具有鲜明的儒家所弘扬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风格,是与乡土社会中日常生活高度相融的情感,是对日常人性的呵护。从总体上看,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是中庸温文、和谐优雅甚至略带忧伤的情感,它没有内在冲突,没有炽热力度,具有鲜明的安柔守雌的女性气质。这也是迟子建对人性的期望。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具有内在的真实性和价值建设意义吗?

其实,温情书写的局限性首先是从迟子建钟爱的温情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像秦山(《亲亲土豆》)、吉喜(《逝川》)、徐五婆(《鸭如花》)等人物形象最根本特点就是缺乏主体性人格。黑格尔曾说:“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自由,也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之中的一切本质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1]主体人格是现代人必须具有的创造性人格。但迟子建的温情人物都是些随遇而安的被动型人格,与生存环境间没有任何反思的距离,也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他们都是被人情的磁力场包围着的乡土人物,生命特质主要是安宁、祥和、单纯、自然。当迟子建仅专注于正面素质时,她就有意忽略了乡土人物生命的另一面。其实,残缺的另一面已经被鲁迅等启蒙作家揭示得较为充分,那就是麻木、封闭、自大、萎缩、沉沦,最根本的是缺乏主体性。把残缺一面纳入生命的整体,迟子建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进行温情书写了。说到底,迟子建的乡土温情往往不是具有主体人格的人之间富有热力的情感交流和精神交流,如那些能提升人生境界的爱情和友情,更多只是抚平创伤、安慰人生的弥补性情感;不是把人生导向健动有为、动态超越的创造性存在性情感,而仅是被动守成、静止凝固的重复性生存性情感。这才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的真正实质。

迟子建曾说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温情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两个目标,一个是乡土社会内部威胁温情的因素,另一个是从根本上威胁着乡土社会的外来现代城市文明。前一个因素,迟子建在小说《白银那》中有充分的展示,马占军夫妇的发财欲望试图摆脱乡土温情的控制,便严重威胁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后一个因素,迟子建在《晨钟响彻黄昏》、《九朵蝴蝶花》、《银盘》、《热鸟》、《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中就竭力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迟子建而言意味着温情的反面。其实,迟子建的温情批判更是一种迷思。首先,威胁温情的乡土社会负面因素和乡土温情构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体两面,都是乡土社会缺乏主体人格的表现,因此这种批判的根据和批判对象的根据是同一的,从而导致了批判的无效。其次,迟子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是站在乡土社会的正面价值立场上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负面因素。这种批判是对于乡土社会的负面因素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正面因素的双重遮蔽。迟子建的温情批判不是使乡土社会更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从而走向开放与创造,而是使乡土社会加强了自身的封闭和保守。

当迟子建守护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时,她没有真正直面乡土社会的欠缺。首先,乡土社会无法应对外来的暴力与邪恶。对内部的暴力与邪恶,乡土社会往往采用人情化的策略,如《白银那》所展示的;但对外来的暴力和邪恶却无法应对,如《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示的。其次,乡土社会中的人由于沉溺于狭小的个人生活,缺乏主体性,对稍微广大点的世界,如超出家庭和村落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精神问题不感兴趣,就最容易滋生专制体制。当专制体制一旦形成,无法制约的权力往往就会反过来摧残乡土社会。那时,所有温情欲保存而不得,所有逍遥欲实践而不能。更根本的是,乡土社会由于封闭保守,把人的精神和心灵需求极大简化,不利于人的发展,迟子建欣赏的那种简朴与纯洁是人性发展的最低阶段,这种简朴和纯洁是以对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多姿多彩的牺牲为代价的。此外,由于缺乏实质的精神主体性,乡土社会中的人若无法获得乡土温情的照顾或对乡土温情不满时,就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物质化、欲望化和实利化中,例如,《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一匹马两个人》中的薛敏母女。

二、畸异人物的价值反思

对畸异人物的酷爱是迟子建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恐怕无出其右者。几乎没有哪部迟子建小说中没有畸异人物,从《原始风景》中痴憨有福的傻娥到《雾月牛栏》中精灵般的宝坠,从《雪坝下的新娘》中反衬出现实世界丑陋的刘曲到《采浆果的人》中保守天道相视而笑的大鲁、二鲁,从《树下》中漫步乡村的大欢、二嫚到《伪满洲国》中大放异彩的阿永、拳头,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似有大智慧的安道儿、安草儿和西班,真可谓星罗棋布,星汉灿烂。

塑造畸异人物是基于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理解。迟子建散文《必要的丧失》叙述作者在云南大理看到个精神失常者,凭眺桥下流水,旁若无人,嬉笑自如,为人友善。她注意到,精神病者大都快乐安详、平和宁静、超然独处,不像功利世界中的正常人那样劳心憔悴、忧愁郁闷。她甚至由此透视人生,得参妙道:真正的人生需伴以必要的丧失。短篇小说《盲人报摊》就颇能体现迟子建这种“必要的丧失”的人生观。难道迟子建的畸异人物是暗合生活之道的吗?可以把迟子建的畸异人物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疯疯癫癫的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梅什金公爵简单比较一下,各自的精神特点便一目了然。

迟子建把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确立为价值理想的局限极为鲜明。首先,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是逃避超脱型的。他们对人生矛盾采取一种逃避超脱态度,没有解决人生矛盾的能力与意愿,而是彻底否定矛盾的存在,以精神病、弱智、失忆症等形式构筑着人生逃避的堡垒。像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杨玉翠(《岸上的美奴》)等人不就是在把现实世界中的矛盾拒之门外才能肆意挥洒吗?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展示的是直面人生矛盾的超越型人生。《李尔王》中弄人对现实世界具有深切洞察力,他带领李尔王在旷野中承受狂风暴雨的打击,是为了让李尔王能更清晰认识人性的深层状况,不要再执迷不悟。《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更是怀抱着对苦难世界的深切之爱,深入现实世界,对娜斯塔霞等人的灵魂的震撼力大得惊人。其次,畸异人物的人生意义低于功利境界的人生。虽说功利世界会导致人的欲望无度、人性的畸变,但它也确曾使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能在他人与自然面前慢慢确立起精神独立性。但是自然人生使人在没有经历复杂性时就安于简单,自我意识无法建立,人生的主体性与精神性无法达成。迟子建的弱智者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是自然赐予的人生,而不是精神创造的人生,没有实质的意义,也不具备道德的实践性。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因为敢于坚持理想,能建立起独特的主体人格,并超越于功利世界之上。再次,畸异人物是自我瓦解的。迟子建欣赏他们的快乐宁静、超然自失的一面,看到他们的心地单纯、感情真挚的一面,但与这些素质相伴生的另一面,如头脑简单、心胸狭隘、眼界窄小、精神稚弱等,却有意忽略了。当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这些畸异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被命运碾碎。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却能直面人性的矛盾与人生的基本困境,把人生确立为自我超越的过程。正是由于畸异人物的局限性,迟子建的许多小说才会展示出较悲惨的结局。

三、回归自然的限度

同样颇有意味的是,迟子建的畸异人物的首要特征就是对大自然的亲近。《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精神失常者陈生就葆有动人的自然情感,他会拣着栅栏旁阴影走路,生怕把均匀散布在路中央的月光踩出疤痕。回归自然的主题同样表现于迟子建小说的城乡书写。在小说《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中,迟子建曾说:“城市是地球上最大的罪孽”[2]。对城市的严厉态度一直沉淀在迟子建心中。与之相对的是,迟子建对乡村有着明显偏爱。迟子建欣赏的那些人物,如宝坠、天灶、丑妞等,都是乡村世界的贡献。说到底,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迟子建始终未曾以乐观的眼光来瞻望现代文明。迟子建回归自然的价值理想对现代文明的自我反思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回归自然的限度却不得不加以明确反思。

人之为人,本质就在于他能不断地超越既定的现实世界。大自然对于植物和动物而言,就是全部的生存世界;对于人而言,却是必须加以超越的对象,不可能仅是回归的对象。

首先,人性的基本矛盾无法在回归自然中被勾销,因此像迟子建塑造出来的那些理想人物,如《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等,仅是人性的沦落,而不是人性价值的生成。所谓回到自然的野性、单纯和快乐状态,也仅是作者的幻想。吴炫曾说“:人性对自然、文明对原始的超越,就既包含着对野蛮的征服,也包含着对纯朴的遗弃;野性和纯朴的审美含义,也只是人类在摆脱了野蛮和无知的桎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这种审美,从来不具备独立恢复的功能,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价值的材料,参与新文明结构的建设。”[3]迟子建所希望的那种回归自然状态,就像她的畸异人物那样,同样不具有赋予这个世界新意义的功能。

其次,城市和乡村也仅是人创造出的不同的文明形式,并不会因为乡村与大自然靠得近一点,就具有更高的价值;如果说城市有多少局限,乡村必然在另一方面具有相应的多少局限。这些局限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性的基本矛盾的外化。迟子建仅以乡村大自然为价值尺度来批判城市,想象城市,就只能看到被大自然尺度扭曲的城市,那同样是不真实的城市幻象,也是对人性的基本矛盾的逃避和抹煞。当迟子建有意无意地丑化城市美化乡村时,她只不过重复着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作家的价值迷误而已。

再次,回归自然的限度也会被大自然本身的毁灭性因素标示出来。大自然对于生命而言并不是仅具有正面的孕育和抚养的作用,同样常见的是对

生命的毁灭。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么多自然灾难随时突至,人常常被严寒冻死,受到自然瘟疫的威胁;当大自然展示出远非安宁祥和的一面时,回归自然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所谓回归自然,不是远离文化,也不是抛弃文化,而是超越大自然,也超越与大自然格格不入的文化,达到文化和自然的更高程度上的融合。

从根本上说,人其实是不可能完全回归自然世界的,人必须充分地发展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不是依附于自然世界,也不是同化于自然世界,而是与自然世界不同而并立,互相促进。人的精神世界必须具有生态意识,符合生命之道,但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迟子建似乎主张回归自然就把什么人生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明显的道家思想旨趣是对人性的深层矛盾的遮蔽。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无法养育出精神健全的人,“诗意地栖息是精神的产物;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4]没有人的精神创造,大自然也无法成为人的诗意栖居之地。

四、尚待确立的超越精神

无论是对温情人生的殷切关注,还是对畸异人物的塑造,抑或是回归自然的渴盼,都表明了迟子建已经建立了对世界与人生较为独特的理解;但她若想真正建立对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理解,还得努力确立超越精神。真正的超越精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局限性(尤其是两难性、悖论性和复杂性)的尖锐体认之上的,是以对神圣价值根基的寻觅为指向的精神。超越精神使我们看到,文学必须使人有可能不被现实完全拘泥住,使人的精神、心魂有可能在想象世界自由翱翔,并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眼光;也就是既能把现实中珍贵的价值从局限性中剥离出来加以呵护,又能从局限性出发走向更高的可能。因此,文学必须要具有一种撬起现实的力量。

其实,迟子建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制约着她的小说创作。由于她总是瞩目于那些智力水平和精神深度甚至比作家本人还低的庸常人生,所以小说人物和情节几乎都在她的情感和理性控制范围之内。由于这些人物缺少对生活与生命更深的问题探寻的热情与能力,迟子建小说的内在精神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复杂与深邃,更遑论那种让人不得不重新看待人生的悖论与神秘!这种创作状态不用说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鲁迅等大作家相比,即使与萧红相比,局限性也显露无遗。与萧红相比,迟子建就明显缺乏力度和深度,缺乏直面人生严峻处的坦诚和目光犀利的悲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展示的也是东北大地上那些无知无识的底层民众的生活,但萧红就有勇气撕开人生粗浅的伪装,展示生活本来的残酷,拷问出生活中可能的纯洁来。而迟子建对人生的深度问题缺乏充分的感悟和尖锐的体验,也往往缺乏直面的意愿和勇气,她喜欢在生活矛盾面前摆弄一些小情调、小优雅,轻飘飘地从生活表层上滑冰般地一溜而过,像个小女孩似地双手一扬,灿烂一笑,或洒下几滴眼泪,独自伤怀片刻,就不了了之。

终极价值解体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现代人生图景中的模糊、暧昧和冷峻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事实,至于如何超越它们,再次创造一种人生的澄明、坚定和充实,则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艰巨重任。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鲁迅、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岂不都是行进在这条道路上!但迟子建的小说却对现代人生图景颇为隔膜。在迟子建小说中,有外部的对比,但没有多少内在精神的对比;有外部的冲突,但没有多少内在精神的冲突;有外部的善恶,却没有什么内在的善恶互相辩难。迟子建小说人物的定型化倾向和对人物的内在精神发展变化的忽视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她对人生的古典理解和对现代人生图景的陌生。从整体上看,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方面几乎与她长篇处女作《树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迟子建后来小说中各种基本因素在《北极村童话》中都已经具备。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危机。真正确立了超越精神的作家就不可能在艺术创造领域不停重复自己;他会不断与生活深层问题相遇,与人性的晦暗和悖论纠缠,探寻着卓然不群的价值,从而保持着良好的创造状态。

从超越精神角度看,像迟子建那样以古典方式单纯展示乡土温情归根到底没有多大的价值。最关键的是,要展示温情是如何克服种种生存困境呈现的,要充分让人的意志和理性介入到没有主体人格的温情中,使温情能够获得坚实的人性内涵。最终,若能使得这种温情从人性的矛盾和悖论状态中绽放出来,并对既有的道德秩序和价值秩序构成质疑和挑战,从而使人能超越既有的生存眼光,促使世界转向更有活力、更开放的向度,那样的温情才是超越意义上的温情,才是有精神内涵的存在性情感,而不是乡土社会中重复、封闭、补偿性的生存性情感。这种温情才不会使人局限于乡土社会,或局限于现代城市文明,而是直面人性的永恒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91.

[2]迟子建文集:第3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73.

[3]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35.

[4][美]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