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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诗学的文学翻译方法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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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诗学到认知诗学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永恒的诗学,任何一种新兴诗学的崛起总是建立在对过去的继承、批判、突破和创新之上。作为文学体系中的一员,诗学也因循当下世界的发展定势从一元迈向多元。认知诗学在文学研究从“语言学取向”到“文化转向”,再到新世纪初的新趋势——“回归语言学”的“认知转向”这样一个大轮回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确切地说,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认知诗学的诞生。它的诞生标志着当代西方诗学理性主义和逻辑求真到人的感性回归,这是对理性主义和传统诗学的挑战。认知诗学在继承俄国的形式主义和捷克法国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了印象主义批评家只谈文学语篇的效果却无法建立结构和效果之间的联系、结构主义批评家擅长描述文学语篇的结构却不能解释文学效果(Tsur,1992:1;苏晓军,2009:6),从认知体验出发,将文学和人类经验与人类认知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一种以涵盖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为依托,构建文学结构和文学效果统一体的全新“诗学”理念。诚如Stockwell所言:认知诗学不仅仅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它首先是一种新的“诗学”(2002:5);是对传统语言学与文学接合的一次本体论的重新审视和变革创新。

“认知诗学”是198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92年他出版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真正开启了认知诗学研究之端绪。虽然20世纪末并未见证认知诗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但到了21世纪初,Stockwell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编、2003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02年出版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认知诗学标志性论著的相继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不同反响,形成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将学术界对诗学的研究引上了认知的路径。

认知诗学将认知学科运用到诗学研究中,而文学观则是诗学的第一命题。Stockwell(2002:1)在《认知诗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Tsur的认知诗学研究强调认知学科工具和传统文学批评与语言学工具相接合,解决了人类信息处理对文学语言的制约,对传统文学批评通过内省直觉文学效果作出了强有力的阐释(Tsur,1992:360)。Gavins&Steen(2003:1)认为文学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这种认知根植于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中。因此,文学解读可参照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

认知诗学按研究对象分为4个不同的研究派别:第一流派以认知诗学先驱Tsur为主要代表,借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如认知心理学、神经解剖学和文学批评等描述研究诗歌理论和方法论,以及Gibbs(尤其是实验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和KeithOatley(基于认知心理学,以人类情感研究著称)的研究成果;第二流派Tabakowska将Langacker(1987/1991)认知语法理论中的意象理论应用到英语诗歌翻译研究中;第三流派是以认知语言学先驱Lackoff&Turner为代表的运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诗歌隐喻的流派;第四流派以Stockwell、Gavins、Steen等所有除上述提及之外的第二代认知诗学代表人物,他们运用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叙事、认知文体等各种不同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文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认知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艺术理论,正不断地走向成熟和独立。认知诗学力图从认知角度重新评估概念和范畴,重新审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阐释,以寻找一条接通文学—语言—心智研究的新路径,构建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本质上认知诗学是认知框架下的一种当代西方诗学理论,应归属于西方诗学。在中国,近年来已经或开始关注认知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继我国学者(刘立华、刘世生,2006;熊沐清,2008;尚必武,2011等)将认知诗学的标志性著作陆续介绍给国人之后,认知诗学正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又一个新热点。国内学者研究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内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发展态势展望,以及将认知诗学的重要原理运用到文学文本解读之语篇分析实践上(如苏晓军,2009;蒋勇军,2009;赵秀凤、叶楠,2012;蓝纯,2011等)。但我国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进程仍需要时间。

二、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1.翻译的诗学演进

根据上文的界定,如果说诗学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关于文学理论、流派、或是文艺创作手法之总和的话,那么不难理解“翻译诗学”就是将翻译艺术提升到翻译理论体系。一切具有文学性、文学价值的译作、译技、译论都是翻译诗学的研究范畴。西方最早将“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为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他们的翻译研究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在批判传统译论采用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基础上,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观。而“翻译诗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著名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于1973年所著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梅肖尼克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当被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否定传统的意义观,并对奈达、斯坦纳等人只注重意义而忽视话语连贯性的翻译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创作性”、“历史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引入到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文学翻译置于语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系统构建,所以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间。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将翻译诗学融入翻译“改写”理论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勒菲弗尔(1992:45~48)提出了影响文学翻译的三要素: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与赞助人(patronage),其中诗学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内部因素,而意识形态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属于“非语言”因素。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突出了翻译对原作文化层面的改写、操纵以及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其他西方学者如美国WillisBarnstone(1993:51~55)在其著作《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英国GeorgeSteiner在其专著(1975/1998)《翻译的系统诗学》、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tzler)(2004:167)在MonaBaker所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等书中都对“翻译诗学”做了宏观和微观上的深入阐述,并使其外延与内涵不断扩展。在中国,袁筱一、许钧教授(1995:60~66)是较早关注翻译诗学理论的学者,他们将法国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国人,并与许渊冲教授的“翻译诗学”做了对比,发现与中国传统译论的“神似说”与“化境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并得出中国的翻译诗学实则早已存在的结论。但他们同时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中国译论就是中国的翻译诗学”。徐新建教授(2001:16~23)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学”在现代汉语中包含着3种源流:第一是对西方“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并认为“翻译诗学”就中国对西方的引进而言,就是汉语传述的西方诗学,“翻译文论”亦然,“翻译诗学”已融入中国现代汉语思想资源,并充当了中西之间进行比较的“第三者”。学者吕俊、侯向群(2006:56)认为,就中西翻译研究的诗学范式而言,中西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以修辞学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还是我国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都有重感性、轻理性、重感悟、轻分析的倾向,都对客观知识与理性持排斥态度”。

上述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诗学”进行了研究。从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我国的翻译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重感性、轻理性”的我国传统译论有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常被概括为“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之‘三式’”而被认为缺乏学科形态,为人所诟病;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在强调文学翻译超越语言之上的同时,有忽略文本语言形式客观存在之嫌,其为一,而缺乏相应可供操作的指导性的系统理论,其为二;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派的操控论在张扬译者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客体的同时,应警惕因过于张扬而忽略文本的客观性。

2.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再现原作的艺术价值与诗学功能。文学富含诗性语言,文学性的蕴意既隐身于语言之中,又超乎语言之外。语言学的严密逻辑固然无法解释诗性,因为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里也持相同的观点:“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手段得到诠释,必须纳入诗学轨道”。但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人类需要对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释。认知诗学源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是其基本属性,心智体验是其哲学基础,文学文本是其研究对象。因此,认知诗学能够通过人类心智的互动体验,将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翻译,构筑语言与文学之间通约的桥梁。

认知诗学在注重文学语境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并考察人类情感、审美等非概念意义,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相互作用,这也正是认知诗学力图超越传统印象式审美批评最主要的标志。此外,注重整体效果,遵循格式塔“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是认知诗学的又一个重要命题。Stockwell指出,传统文学批评过于聚焦“作者—文本—读者”三角关系,不同流派或方法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但认知诗学并不局限于任一点,它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彻底重估。虽然认知诗学与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所强调的整体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存有交叠,但前者涵盖更广、更全面、更精细,分析文本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认知诗学与认知语言学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都各有侧重。诚如Tsur(2002:314)所言,语言是概念化的,诗歌中的情感、审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言说不了的;认知诗学主要探讨如何用概念性的语言理解文本中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如何运用认知理论获得对文本结构的感知效果(2008,31(4):2~20)。

尽管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目前在文学翻译研究上著述寥廖,但是文学翻译研究理应归属文学文本研究的一部分。因为“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谢天振,1999:239)。因此,认知诗学能给文学翻译带来新的方法论指导,并启迪翻译实践。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认知诗学能够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提供有力的帮助。以认知诗学理论为指导,可以使译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重视文本的整体效果和认知语境的重要性;由于认知诗学强调文学植根于语言,语言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就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参与,注重作品整体价值——“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已经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来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鉴于其跨学科属性,认知诗学能够成为文学翻译批评与阅读欣赏的一种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认知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认知学科和文学的核心论题和概念,把认知、诗学和翻译真正地连通起来,从而更大地发挥其阐释潜力。

三、没有完结的结语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总是永无定论的。翻译研究的新旧范式在不断演进和交替中呈现多元、开放的态势。认知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崛起迎合了新时代翻译研究跨学科领域合作的要求。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研究的重心不同,但其始终以认知原理诠释文学文本的宗旨没有改变。认知诗学的跨学科属性将使其与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合作更加密切,因此具有很大的挖掘前景和延展空间。本文在追溯诗学和认知诗学的渊源、回顾翻译的诗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寻找一条认知诗学映照下文学翻译的新路径。这不仅是一条通往目标的探索途径,而且还是下一个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起源,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同时期待更多同仁能开辟出更多条路径,为认知诗学的持续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蒋丽萍单位: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

认知诗学的文学翻译方法探微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