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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乔伊斯的小说艺术范文

时间:2022-03-12 05:08:15

论乔伊斯的小说艺术

乔伊斯毕生追求小说的改革与创新,从相对清晰明朗的《都柏林人》到极其朦胧晦涩的《芬尼根的苏醒》(下称《苏醒》),乔伊斯不断开发小说创作的实验领地,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小说几乎穷尽了20世纪的小说艺术,既有现实主义的传统技巧,又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新奇手法,体现了覆盖面广、跨度大的特点。乔伊斯以其丰富的想像力和非凡的创作才华拓宽了小说表现艺术的疆界,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小说模式。他的创作实践使同时代的作家首次看到了未来小说文本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以及探索小说领域的可能性。今天,当我们全面回顾和考察乔伊斯的小说创作时,大致可发现以下四个过程。

一、乔伊斯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客观地反映了英语小说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继而又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演变过程。我们能从他的四部代表作中看到新旧时期英语小说的不同艺术特征和发展规迹,同时也能从中看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种文学理论与思潮的体现。尽管乔伊斯是一位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但他是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小说家。他是在经过传统文学的熏陶并感受到其局限性之后才萌生改革意识的。他在蔑视传统文学中某些刻板、僵化和过时成分的同时,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了现实主义的精华。纵观乔伊斯的小说创作,读者不难发现,《都柏林人》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集,尽管作者已经发出了告别传统的信号。《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下称《肖像》)中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成分兼而有之。他的意识流长篇巨著《尤利西斯》无疑是一部现代主义的杰作,但其中依然不乏现实主义的成分。然而,在《苏醒》中,现实主义的成分已经微乎其微,现代主义开始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无数令人难以捉摸的梦魇与幻觉,各种有形无形、虚实难辨的东西,像幽灵一般在夜空中飘荡。由此可见,乔伊斯对小说艺术的探索贯穿了其创作的全过程。

二、乔伊斯的整个创作体现了从诗歌开始并且以小说的诗化而告终的过程。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苏醒》不禁令人想起他的处女作《室内乐》,想起他早期的抒情诗。乔伊斯的小说往往体现了明显的仿诗效果。在《都柏林人》的压轴篇《死者》中,作者采用了诗歌般的、具有优美旋律的语言来描绘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肖像》也大量采用了抒情诗的笔法。在小说的最后两章,作者的语言风格不断升华,优美典雅、富于形象,越来越显示出诗歌化的倾向。尤其当小说进入高潮时,主人公情绪激昂、奔向海滩拥抱大海的一幕体现出浓郁的诗意。在《尤利西斯》中,叙述笔法的诗化更趋明显,作者往往凭借诗歌的修辞手段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意识流语体句子结构简单,词汇颠倒错置,注重音韵与节奏的艺术效果。例如,斯蒂芬在森迪蒙特海滩踯躅徘徊时的内心独白(如按诗歌的格式排列)简直就像一首无可挑剔的自由诗。作者在叙述笔法上的诗歌化倾向在《苏醒》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采用了一种“梦语”的形式,通过对英语词汇的重新组合创造出无数新的词汇,并利用这些词汇的特殊音质和音韵来渲染人物的梦幻意识。诗歌中常见的头韵、拟声、谐音、和音及联觉等修辞手段在《苏醒》中比比皆是,使作品产生了极强的音乐性和仿诗效果。难怪乔伊斯对友人说:“天知道我的小说写的是什么,但它却悦耳动听。”乔伊斯小说的这种诗歌化倾向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小说的内在统一与和谐。

三、乔伊斯的小说叙事呈现出一个不断朦胧化的过程。从相对清晰明朗的《都柏林人》开始,经过自传体实验小说《肖像》和万花筒般的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最后以朦胧艰涩的梦幻小说《苏醒》而告终,他的小说不仅一部比一部更加成熟,而且一部比一部更呈现出朦胧化的倾向。这种朦胧化既体现在小说的内容上,也反映在小说的形式和语言上。如果说,《尤利西斯》无情地修正了现代读者的审美意识和阅读习惯,那么,《苏醒》则肯定更使读者感到力不从心。“一个翻阅《苏醒》的读者无疑会发现这是他读过的最奇怪的一本书。”①应当指出,导致乔伊斯的小说不断朦胧化的倾向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因,即他本人在创作过程中审美意识的变化。作为一名彻底的现代主义者,乔伊斯似乎并不满足自己在《都柏林人》和《肖像》中所取得的革新成果,从而加快了实验步伐,加大了对小说的改革力度。他认为,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应取决于它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朦胧的作品似乎更能反映经验的复杂性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二是外因,即构成其小说创作的宏观背景的急剧变化。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全都发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无疑为作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相适应的气候与土壤。

四、乔伊斯的小说创作体现了从反映意识到语言实验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乔伊斯小说艺术的走向,也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发展轨迹十分吻合。自从他不当诗人而改写小说的那一刻起,乔伊斯便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在《都柏林人》中用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顿悟”之后,便将创作的焦点完全转向了人物的意识领域。在《肖像》和《尤利西斯》中,他运用了一系列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来表现人们稍纵即逝、错综复杂的意识活动,深刻反映了在严重异化的社会中备受压抑与伤害的“自我”。尽管乔伊斯并不是第一个将意识流作为小说题材加以表现的作家,但他无疑是西方文坛最优秀、最具有独创精神的意识流小说家。他在创作后期出人意料地转向了语言实验。在创作《苏醒》的17个春秋中,乔伊斯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预示了现代主义朝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正如著名专家艾尔曼所说:在乔伊斯后期的作品中,他“迫使现代文学接受一种新的艺术领域和新的语言。”在现代西方小说史上,乔伊斯就是凭借了《尤利西斯》和《苏醒》,先后两次掀起了小说革新的浪潮,为同时代的作家开辟了发展英语小说艺术的新途径。

综观乔伊斯的小说创作,其艺术形式大致体现了以下三个原则。

一、乔伊斯的小说创造性地运用了时间、意识和技巧三位一体的艺术原则。自从步入文坛以后,乔伊斯刻意将对时间的处理、对意识的表现和对技巧的创新作为其小说实验的兴奋点和突破口。在处理时间问题上,他遵循了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毅然摆脱了长期以来钟表时间对小说的影响,大胆地采用了以一日为框架或以一夜为布局的小说模式。此外,他在意识流小说中经常将时间颠倒或重叠,用有限的时间展示无限的空间,并成功地将人物几十年的复杂经历压缩在十几小时之内加以集中表现。他果断地潜入人物的精神领域,将他们最真实、最自然的意识活动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无疑是传统作家难以想像的,也是他们望尘莫及的。而在创作技巧的革新上,乔伊斯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实验精神和改革意识。他的艺术手法可谓五花八门,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其作品中引起早期的读者最大兴趣的是意识流技巧。”②“它无疑激励了20世纪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并成为小说的一种基本技巧。”③应当指出,时间、意识和技巧不仅构成了乔伊斯小说改革中三位一体的艺术核心,而且也成为几乎所有现代主义作家所关注的焦点。乔伊斯巧妙地驾驭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使其交织一体,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二、乔伊斯的小说充分体现了以小见大、以微观展示宏观的艺术原则。在长达40年的文学生涯中,乔伊斯始终将创作焦点集中在他的家乡———都柏林,一个当时在欧洲大都市行列中微不足道而且具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普通城市。他不厌其烦地描绘都柏林的街道、学校、商店、酒吧、旅馆、教堂、公园和妓院等,深刻地揭示了都柏林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都柏林构成了乔伊斯所有小说惟一的创作背景。就此而论,他可算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然而,乔伊斯用都柏林来反映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使都柏林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精神危机和严酷现实的一个缩影。正如乔伊斯本人所说“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④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微观世界是家庭。作者高度集中地描绘普通家庭中的婚姻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取得微言大义的效果。例如,短篇小说《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和《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家庭,以及长篇小说《肖像》中的迪德勒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和《苏醒》中的伊厄威克家庭,他们的困境与危机不仅是个别的或私人的现象,而且是普通都柏林人乃至广大西方现代人的真实写照。乔伊斯在表现微观世界时,其描法是如此细致、具体和生动,使都柏林的生活及其笔下的每个家庭的境况一览无余。这种如同显微镜般的表现手法引出了广泛的象征意义。

三、乔伊斯的小说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乔伊斯在创作中紧紧抓住面临严重精神危机的病态的“自我”,以透视的方式竭力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由于人物在危机四伏和荒诞不经的社会环境中往往会产生孤独感、焦虑感和绝望心理,其思维与言行也往往显得混乱无序乃至不可思议,因此,传统的艺术手法对此已力不从心。乔伊斯通过大胆实践创造了与现代小说这一基本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在结构上,他改变了传统小说戏剧化的特征,极力淡化小说的情节。在他看来,现代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已经发生了质变,传统的谋篇布局方式显然不合时宜,且无法唤起读者的真实感受。于是,他遵循“完整、和谐与辐射”的美学原则,努力使小说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式达到一种完美的静态平衡。他巧妙地按照荷马史诗《奥德赛》和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来设计《尤利西斯》和《苏醒》的框架结构,不仅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而且也为现代小说的布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语言上,乔伊斯同样大胆实验,勇于创新。他采用了一种符合人物心理特点、与其意识活动相适应的小说语体来揭示他们的精神世界。为了反映意识活动的真实性和自然性,他时而采用自由松散、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乃至表层结构混乱无序的短句、单句或单部句,时而采用飘忽不定、朦胧晦涩或毫无停顿而又不见标点的意识流语体,充分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应当指出,乔伊斯的小说艺术是西方社会急速现代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文学艺术革故鼎新的转型期的产物。它既体现了乔伊斯本人的创作智慧和艺术胆略,也反映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潜力和艺术水准。

乔伊斯的四部小说虽然都以都柏林为背景,塑造的人物也属于20世纪初的中产阶级,但它们的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却迥然不同。仔细考察和比较乔伊斯的四部小说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在艺术上既有延续性,又有中断性。所谓延续性,是指他的四部小说不仅在主题和背景上具有统一性(包括某些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的现象),而且一部小说一个艺术台阶,其难度步步递增,内涵越来越丰富。这便是乔伊斯小说的延续性。所谓中断性,是指他的四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大相径庭。他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采用多种(而不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例如,在小说集《都柏林人》中,《阿拉比》、《一朵浮云》和《死者》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肖像》的第5章和《尤利西斯》的第18章在艺术风格上也相去甚远;而《苏醒》则与前三部作品毫无雷同之处。正如乔伊斯的好友、著名现代派作家贝克特在《苏醒》发表两年之后写的一首离合诗(acrostic)中所说,乔伊斯的小说体现了一种“美妙的无形风格”(theSweetnooStyle)。⑤一位西方批评家指出,“乔伊斯风格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无形’(no-ness)和小说艺术的中断性,人们无法从中追溯一种特定的风格。”⑥事实上,乔伊斯的小说风格是复合型和多元化的,人们无法确定究竟《尤利西斯》中的哪一章代表了乔伊斯的艺术风格,更无法像模仿吴尔夫或劳伦斯的艺术风格那样来模仿乔伊斯。

在他1919年7月20日写给资助人维弗女士的一封信中,乔伊斯称自己的艺术风格具有某种“灼热的效果”(thescorchingeffect):对于我有些迷信的头脑来说,“灼热”一词颇有意义,这不是因为涉及写作本身的质量或优点,而是因为一部小说的进展其实像一种喷沙过程……衔尾相随的每一章在运用某种艺术文化(包括修辞、音乐或辩证法)的同时,往往在其后面留下一片烧焦的土地。⑦显然,在乔伊斯看来,小说的艺术风格只能发展或创新而不能保留或重复。因此,他的艺术风格往往是不断地将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抛入“废墟”。难怪他在撰写《苏醒》时曾有意问别人是谁创作了《尤利西斯》。不言而喻,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延续性和中断性才使乔伊斯的小说不同凡响,耐人寻味。此外,乔伊斯的小说艺术充分体现了一种“含糊策略”(astrategyofhesitation)。作为反映“道德瘫痪”的文学作品,他的小说文本往往阻止我们下任何确切的定义,也不允许我们轻易掌握其真正的内涵。事实上,这种“含糊策略”从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开始便已存在,并且一脉相承,贯穿始终。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人物的“精神顿悟”不是一个语言碎片,而是对“道德瘫痪”的反映。然而,乔伊斯并没有对“精神顿悟”进行过多的点缀或说明,而是点到为止,从容收笔,从而使人物这种“猝然的心领神会”显示出某种含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并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像空间。在《肖像》中,乔伊斯仿佛为小说的意义笼罩了一层薄纱,从而使他的叙述朦胧地、含糊地展开。主人公斯蒂芬在“道德瘫痪”的环境中似乎既没有确切的位置,也没有简单的现实可言。作者的“含糊策略”将主人公置于“位置”和“无位置”之间,把他从一个场面带到另一个场面,使他“白天黑夜出没于外部世界各种扭曲的形象之中。”不言而喻,这种含糊和朦胧的叙述笔法使小说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尤利西斯》进一步体现了作者的“含糊策略”。

这部作品仿佛建立在无数彼此关联、互相渗透的朦胧片断之上。这些片断“含糊地”交织一体,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内涵。《尤利西斯》以一种无休止的叙述笔法几乎跨越了一切小说形式的界线,时而将各种形式交替并置,时而打乱它们固有的秩序,使布鲁姆和斯蒂芬从早晨到深夜的活动在一种“意义分离”(disengage-mentfromsense)的过程中进行。读者只有了解整部小说的内涵才能真正领会每一个具体片断的含义。乔伊斯的“含糊策略”在《苏醒》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词汇新艺术”将letter变成litter,将litera-ture变成litterature,而主人公伊厄威克的姓名缩写HCE的顺序颠倒过来则一度代表了etrnalChimerahunter。《苏醒》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可能引发新的意义。这种语言艺术的“含糊”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乔伊斯的“含糊策略”决不是为实验而实验,也不是为了愚弄读者,而是为使其小说展示一种对“道德瘫痪”的否定效果。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手法是“异质材料的组合”(assemblageofheterogeneousmaterial)。乔伊斯毅然摈弃了长期以来小说材料必须稳定和统一的公认原则,将取自各种渠道的截然不同的材料引入自己的小说,使语境成为多种借用材料的“组合”。

乔伊斯曾在1931年对友人说,“如果后人将我视作一个爱用剪刀和浆糊的人,我便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客气的但决非不公正的描述。”⑧显然,他是指在《尤利西斯》和《苏醒》中所采用的一种“组合”手法。乔伊斯的一位好友在关于《尤利西斯》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我看见他(乔伊斯)在几个小时内收集了许多最奇怪的材料;一部模仿《杰克建造的房屋》的讽刺作品、一种毒药的名称及作用、教练船上笞杖孩子的方法、一句犹豫不决地停顿下来的乏味而未完成的句子、一个爱吃喝交际的人将自己的眼镜片朝里翻的神经质般的动作、一个在瑞士杂耍剧场中用瑞士方言说的具有双关意义的笑话……⑨同样,在创作《苏醒》时,乔伊斯在信中向他的资助人维弗女士透露:我为了写目前这一片段正在使用许多书,其中包括玛丽•科里、斯维登堡、圣•托马斯、《苏旦战争》、印度流浪者、《英国法律制度下的妇女》、关于圣•海伦娜的描述、弗拉马里翁的《世界末日》,还有关于几十种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边唱边玩的游戏书……○10应当指出,这些“异质材料”本身对乔伊斯小说意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无多少价值。“教练船上笞杖孩子的方法”与“瑞士杂耍剧场中的笑话”之间并无联系,而《英国法律制度下的妇女》与《世界末日》也毫不相干。它们的价值仅在于一种置换性,即作者在无休止地操纵各种对应关系的过程中巧妙地消除了这些“异质材料”之间的距离,并成功地将一种材料“置换”成另一种与小说主题相关的材料。在《尤利西斯》和《苏醒》中,正如一种语境无法阻止其本身产生多种意义的可能性一样,作者的叙述也没有阻止“异质材料”的表意功能和象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异质材料的组合”产生的异质性和多相性使乔伊斯的小说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统一性。

乔伊斯的小说艺术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兴起的各种新潮艺术和时髦理论。他的小说不但与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几乎成为现代主义最新理论和尖端技巧的实验场,其中运用得最活跃、最出色的莫过于结构主义创作手法。结构主义者排斥传统艺术的审美标准,通常以直线、圆形或长方形等各种形态来构筑所谓“没有表现对象”的抽象形体,对现代雕塑、绘画、文学、美术、音乐和语言学的发展曾产生一定的影响。瑞士著名心理学家、日内瓦心理学派创始人皮亚杰曾对结构作过这样的解释:“结构的概念包括三个主要观念,即完整、转换和自我调节。”○11在皮亚杰看来,“完整”意味着各种成分应根据组合定律排列而不是随意拼凑;所谓“转换”,是指结构的各部分应能够互相转换或替代;而所谓“自我调节”,则是指结构内部应能像生命体那样自我修正或调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利西斯》的结构刚好从三个方面体现了皮亚杰提出的上述三个观念。

一、全书不仅按照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基本框架展开叙述,而且还完整地描绘了三个主要人物从早晨到深夜一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感受,从而使整部小说的结构获得了艺术上的和谐与统一。

二、像转换生成语法用自身的规则描写语言那样,在《尤利西斯》的结构中,有些成分也可按某种规则互相转换或替代。例如,布鲁姆与尤利西斯以及斯蒂芬与布鲁姆夭折的儿子鲁迪在精神或象征意义的联系便体现了一种“转换”原则。

三、全书各章虽然风格迥异,但每一章不仅有序可循,而且在完成其艺术职能的同时,自然地为下一章的叙述奠定了基础。整部小说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在结构上具有某种自我调节的功能。结构主义的艺术手法在《尤利西斯》的不少章节中时有体现。例如,第14章(太阳神的牛)明显地建立在结构主义的运行机制之上。该章描述了布鲁姆到都柏林妇产科医院探望普福艾太太以及斯蒂芬与一群医科学生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情景。该章的结构建立在六组叙述材料之上;其中两组分别表现了布鲁姆现在的活动和他对过去的凝思遐想;另外两组同样反映了斯蒂芬的言行和意识流;而最后两组分别叙述了医科学生高谈阔论以及婴儿出生的情况。作者在每一组叙述材料中采用的语体都恰到好处。例如,他采用19世纪中叶狄更斯和卡莱尔的散文风格来描绘婴儿的出生,与生物种族发展的时代十分吻合。

同样,该章结尾时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医科学生的胡言乱语使作品在结构上出现了一种反映产后喧闹场面的语言转换。引人注目的是,在“太阳神的牛”中,尽管历代英语语体的发展建立在一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梯形结构之上,但乔伊斯并没有因此而向读者展示一个直线形的故事情节。相反,他采用了各个时代的散文风格,多视角地描绘了产科医院中的情景。这一章的语言大致体现了三条规则:一、所有事件采用一系列代表历代英语散文风格发展的语言来叙述;二、每一种语言与被叙述的事件相吻合;三、这些语言显然是对公认的散文风格的讽刺性模仿。不言而喻,上述三条规则同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综上所述,乔伊斯的小说艺术充分体现了他的创新能力和实验精神。他在文学革新的道路上独辟蹊径,以离经叛道、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他的小说不仅全面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而且也展示出一种独特的美学体系。他的创作先后影响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代作家,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两次变革与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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