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之古文理论及其散文创作范文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出生于绵州，自称庐陵。谥号文忠，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导者。他积极倡导诗新，博学多才，诗、词、古文均为一时之冠，史学、经学方面也成就卓著，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纡徐委曲，条达舒畅，抒情委婉，语言明白易晓；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风格婉丽，时有疏隽放旷气息。可以说，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是其古文理论的实践，其古文理论又造就了他散文创作的辉煌。

第一，在“明道”与“志道”的理论问题上，他对“道”作了前瞻性的务实而通达的新解脱，他的散文具有现实内容，而不再只是孔孟之道。

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欧阳修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为此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巧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居士集叙》）。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这在他的政论文《朋党论》中有充分表现。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吕夷简等人排挤，欧阳修等人上书言事，以“朋党”之名被贬，此后朋党之说喧嚣不息。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等革新派上台执政，欧阳修也由滑州召回，任太常丞知谏院，以夏竦等位代表的保守派反对“庆历新政”，散布流言，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私立朋党，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以斥之。这篇文章主要阐述朋党有邪正之分。文章开头就提出论点：“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立意新颖，另辟蹊径，这样便使作者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文章第二段对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小人有朋，也只是在同利时暂时为朋，等到争夺名利时，就互不谦让，甚至互相残害，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伪朋。而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他们会彼此同心共济，始终如一。他们之间的关系为真朋。进而提出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国人胆识。文章后两段用历史事实加以证明自己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从正反两面对比中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出语新奇，成一家之说，引经稽古，颇富论辩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范韩等人，但却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夏竦等保守人物，却也处处看到对准他们的锋芒。可见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比直接驳斥更有效。

第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并重，且更重视文，他的散文穷而后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

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全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认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着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外，他更重视文，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他的散文，感情真挚，语言质朴，不饰雕琢。《泷冈阡表》是这类的代表。

所谓阡表，即是墓表，是一种记叙死者事迹并颂扬其功德的文体。《泷冈阡表》是欧阳修在其父下葬六十年之后所写的一篇追悼文章，文章主要分两半，前半主要是称颂先人仁德，以母亲亲切委婉之语追忆父亲嘉言懿行，后半主要是记述家世恩荣，充溢着显亲扬名的思想。作者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面以此为依据，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时，也顺水行舟，同时颂扬其母德妇节，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父因母显，母受父成。这篇文章将欧阳修的孝子之心，率意写出，不饰藻饰，语语入情。薛瑄在《薛文靖公读书录》上说：“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特别是欧阳修之母讲述其父德行的那一部分，这种效果绝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与一般墓志的夸张、藻饰者迥异。

第三，在散文创作上，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欧阳修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他的散文不仅内容充实，气势旺盛，且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他对客观事物观察极其细致，体会甚深，因而往往能把事物复杂、细致的地方揭示出来。这就使他在表达方式上，文笔纡徐舒缓，千回百折，从容闲易，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醉翁亭记》。

宋仁宗庆历五年（1065），欧阳修降职滁州太守，为政以宽，又遇丰年，于是记亭抒怀，娱情山水。文章构思精颖而奇巧，层次井然而曲折，“乐”是全文中心，首写山水之乐，以记游笔法，移步换景，由远景而入其山，由闻水声而见其亭，极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之妙；次写山间朝暮、晦明、四季佳景，以简洁之笔，运用对比，生出无穷之乐；再写滁人游乐、太守宴乐、宾客之乐、禽鸟之乐，篇末点明太守与民同乐主旨，“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表现了人们欢乐的生活，反衬出作者本人在滁州任太守期间的政绩，反映出作者政治失意后寄情山水、排除抑郁情怀的生活态度，以及作者“民同乐”思想与的感情，这种写出来层层推进，时起波澜，在一波三折的跌宕中，曲传心意，既是平易晓畅，又是委曲蕴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太守之乐其乐”，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行文骈散相间，语言优美，整饬而有变化，二十一个“也”字，二十四个“而”字的运用，使得行文纡徐婉曲，情韵丰饶，有一唱三叹之妙。

第四，在文体的承继上，他主张“以散文之气，运对偶之文”，即摒弃骈文的多“用事”、“用典”和雕琢浮艳的弊病，明确了骈散互补和承继问题。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题材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他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以《秋声赋》为代表作。

《秋声赋》作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众疾缠身，遂有人生易老的无奈喟叹。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也如“赴敌之兵”突出了秋声变化的急剧和来势的猛烈，这回答了作者闻声惊惧和感叹的原因。第二段是对秋声的描绘和对秋气的议论。首先，作者概括了平日观察所得，运用骈偶句式和铺张渲染的赋的传统手法，描绘出了秋状的四幅具有不同特征的鲜明图画。然后，是对秋气的议论，通过草木在夏天和秋季中的对比，指出草木之所以摧败零落，是秋气施加强大威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议论又进一步展开，运用骈偶句把秋与官制、阴阳、五行、音律等配属起来，极力铺张，突出秋对万物的强大摧残力量，说明万物盛衰的自然之理。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进而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只有秋虫和呜，衬托着作者悲凉的心境。文章由自然之秋的残败萧瑟，写到人生之秋的枯槁憔悴，无情草木，尚且一岁枯荣、时或飘零；有情之人，华年时而不复，忧思催老，又何关乎秋声？道出了作者十年宦海浮沉的深沉慨叹。“赋每伤于徘俪。如此有简峭、又精练、又径直、又波折，真是后学作文之点金神具也”（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此赋成功地继承了传统赋的问答体和“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手法，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的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切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欧阳修乃一代文章典范。他为人忠诚、孝道、至情至性，其文力主创新，精益求精，开一代文坛之新风，这便使得他被推仰于后世，为世人所传诵。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如此说：“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