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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文学的文学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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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的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的学术研究显得别具一格。他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与各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努力发展一种更加彻底的社会化和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倡导对文学/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非审美的理论分析,并指出与审美决裂的一系列概念、方法和程序。本文意欲对托尼•本尼特的这种非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贡献及其不足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学界。

一、学术渊源:超越纯文学

本尼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学术研究的,他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观念,在1970年代初与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有过私人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1975年,他进入面向成人教育的开放大学工作,曾主持一门面向工人阶级而开设的开放性的“大众文化”课程,在此期间,与伯明翰学派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斯图尔特•霍尔后来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成为其同事﹚。就文学理论而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是以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论观为起点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冲破了形式主义、新批评和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道德形式主义构建的纯文学的樊篱,动摇了文学作为审美自主领域的观念,而重新把文学纳入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威廉斯是伊格尔顿、霍尔和本尼特等人的导师辈学者,他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对文学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指出,所谓的具有恒定的独特审美品性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文学最初指的是阅读条件﹙即阅读的能力和经验﹚,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有了“精英”和“人文”学识的意义。随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促成的新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压制和知识学科的机械化,文学也日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而专指“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随着“审美”概念由一般感性意识转变成“艺术”和“美”的专门范畴,文学成为具有某种精巧品质的审美对象。不过,在如何定位这种精巧品质上还存在矛盾:即是将其看成“想象性”维度﹙即比“科学”、“客观”或“日常”现实更加深刻的真理﹚呢,还是看成“审美”维度﹙即语言、形式或风格之美﹚?人们逐渐采用了否定和对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界定,即文学不仅与“科学”和其他写作种类相对,而且也与大多数“文学”本身﹙“劣质”、“通俗”和“大众”的文化﹚相对,即不是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文学”的。于是,文学渐渐成为惯例性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暗指一种具体描绘、充分直接、重要、富有价值和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人们往往宣称这种经验的特权性和优先性,并把其他实践的概念如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抽象”和“一般”降格,把它们看成某种简单的僵化生硬的外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认为社会和历史的事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不如那些文学经验更为具体直接。这样,文学概念就成为一种抽象系统,它在挑选真正“伟大”或“重要”的作品时,也有效地贬黜排斥“次要”、“劣质”或“不入流”的作品,甚至把绝大多数言说者的语言实践视为对伟大作品和优秀传统的“背叛”或“亵渎”。

显而易见,文学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它加强和维持了某种生硬的社会阶级区分。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在某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形式属性中进行形式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是语言的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的标记,是通过这些语言的术语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当这些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时,也会导致基本生产手段的变化和新的语言技术的出现。“二战”后,如电子传播、言语录音、演讲词制作、图像的电子创作和电子传播等新技术使语言实践超越了以前一统天下的印刷技术,而在社会语言本身中构成了突破“文学”专门化观念的崭新的物质实践。[3]因此,威廉斯指出,现在不应该怀旧式地固守与新文明产物相敌对的文学概念,因为它限制了文学的实践和运用,而是应该走出纯文学的强大樊篱,把一切人民的经验形式、新型的语言实践形式和一切符指形式都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发展把一切生活方式都视为文化、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物质性实践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是另一位重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践、运用和功能的威廉斯不同,早期的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当作其理论重心,试图保留文学与其他文本相区分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而构建一种文本科学。在这点上,似乎又听到了对伊格尔顿影响甚大的阿尔都塞的艺术观的回响,即科学、意识形态与艺术并不相同。在阿尔都塞看来,艺术是以看到的、直接感觉到的生产形式加工塑造原材料﹙意识形态﹚的,而科学是以概念的和理性分析的形式做到的;真正的艺术尽管来源于意识形态,但已经与后者疏离开来,并以巧妙的感性方式暴露其虚伪性和幻觉性。[4]不过,伊格尔顿反对阿尔都塞把读者的观看和感受视为文本效果的最终保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文本中心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缺乏现实直接所指的特点正是其虚构性的表现,文学文本的体裁、形式、惯例、具体主题、情节、情境、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选择或修辞手法,构成了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的内在价值。

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既不能庸俗地化约为意识形态,也不能形式主义式地化约为文本技巧的操作,而在于文本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对各种符号进行加工、扭曲、压缩、糅合和陌生化的舞台,它可以摇动这些符号,使其脱离原来的固定位置,从而摆脱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力量的制约,而与不为历史所知的、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某种自由联系起来。19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有所变化,其研究旨趣渐渐由学术性转向文学实践的政治关联,其关注焦点也由文本科学转移到文本生产的政治使用上。他倡导一种革命文学批评,希望把文学文本重新置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整个领域。他甚至把文学看成一种政治性修辞实践,即组织语言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效果的“话语实践”。考虑到文学文本的政治效果,他认可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他实际上重新肯定了威廉斯冲破纯文学的狭隘界限的贡献,认为应该把文学纳入更为广泛的文化之中。不过,伊格尔顿并未滑向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文本虽然不是完全自主的,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定性的文学的内部特性,但是,文学这个概念的“摆脱实用语境”的基本规定依然是可普遍化的;文学文本是特定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构建的一种界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其实际效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是可以确定的。托尼•本尼特不仅借鉴了威廉斯的文学观和文化观,而且在其基础上做出了更为激进彻底的发展。在超越纯文学和关注广泛的文化实践方面,本尼特要比威廉斯走得更远,他不仅对通俗小说、流行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现象,而且对博物馆、艺术展馆和画廊等各种机构的文化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文化唯物主义方面,本尼特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福柯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甚至解构了社会与文化、存在和意识、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区分,认为后者本身就是有机化社会关系的活跃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的显现和表征。托尼•本尼特更为认同1980年代后的伊格尔顿对纯文学的解构,他同意后者关于“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应该把文学研究作为与话语研究或符指实践联系起来的更大的智性工程的组成部分”的倡导,但对后者“由于不存在文学这一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象”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本尼特看来,虽然不存在文学﹙审美﹚的文学理论,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他倡导一种非审美的、非“文学”的文学观念,而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不在于文本的实际身份,而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使用和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

二、理论创新:与审美决裂的文学观

如前所述,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起点,不过,他还吸取了福柯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想,[8]其文学观显得更为激进。根据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或话语实践并不依赖于社会现实,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由于社会关系是以话语关系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又是流动的和测不准的,因此很难存在固定或稳定的社会客体的边界,也就很难把社会视为“每个部分都参照着另一部分而各居其位和各行其事”的有机整体。在话语理论看来,社会是把网络式的散乱差异捕捉于一系列不断移动变化和偶然暂时的链条式的相互关系之中的场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基础或者阶级矛盾不再占据支配或中心地位,存在与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征的二元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而对于文学来说,也就不能再将文学文本解释成社会现实的衍生现象的显现。本尼特也认可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统一连续的传统大历史观的解构。在后者看来,历史本身不过是一系列叙事和修辞手法的产物与话语实践的效果,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超话语来源;把历史看成具有内在方向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造的进化论式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操作的产物。这种逻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文论观,即文学和历史分属于存在的不同领域,历史是现实、基础和超话语的真理,而文学文本依赖于历史,却又中介性地以特殊方式表达了历史状况或历史趋势。在本尼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过把文学文本构建成具有特权的表征来破译历史的发展进程,并试图组织连续和统一的历史叙事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很难产生政治实践效果。不过,本尼特并不持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替代选择,促使文学与史学的关注重新连结起来。他同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倡导,即挖掘特定历史时刻的制度策略,在这种特定时刻,文学文本通过这些制度策略而成为特定的意义和影响的承载者而发挥功能,从而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这里并没有否定文学概念而将其特性简单地削平,因为文学的区分性概念已经在历史中成为发挥实效的强大的制度系统。[9]本尼特也借鉴了其澳大利亚同事约翰•福娄﹙JohnFrow﹚关于取消文学与历史对立的思考。福娄认为,社会的实践制度的不同区域之间一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其中的所有符号和物质现实都拥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和存在,一旦这些力量在任何一点上汇聚的复杂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区域的组织关系的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10]由此出发,福娄主张保留文学这个并不完美的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实际组成部分的概念,从而对文学进行精确定位的和有所差异的历史分析,认为应该让具体历史场合的文学概念取代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

在福娄看来,考察文学文本不应该是为了揭示关于过去的社会关系,看它们说了什么,而应该是通过它们所说的,揭示它们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做了什么。据此,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要使文论与现实实践关联起来,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文学,构建某种区分性的内在形式的特殊品性,或者构建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相似、差异和延异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处理和运用它们;关键不在于将文学文本与历史关涉起来提取意义,而在于生产某种关于如何运用文学文本的具体的差别对待模式的知识,并使这种知识作为权力策略和主张的构成部分,在当下发挥作用。本尼特认为应该把文学看成某种发挥实效的社会场域和社会技术,它们制度化地调节了书写和阅读的实践,形成了社会性的组织场域,而在自我结构的形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他引用了史蒂芬•希思在《性的定位》中的研究来论证文学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技术。在希思看来,小说是叙述个体社会关系的宽广文化的组成部分,促成了社会个体的意义秩序,它们在构成和组织个体性的特定社会形式上,作为自我型构的历史特定的文化技术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了作用。[13]希思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作为便于调节性共同体和性行为的相关机制或技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话语层面,而且在生成和使它们流通的制度层面是如何运转的。在希思看来,性的小说化建构,帮助组织了具体的性能力和性身份得以形成的社会领域,它们是性欲化具体化形式的社会工具的组成部分。本尼特还认可伊恩•亨特在《文化与治理:现代文学教育的兴起》中对文学文本日益成为道德训练机制和教育塑造工具的有机部分的研究,认为现在不能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把文学看成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成一种规范广大民众品行的手段和强大实效的个人自我形成技术,看成更为普遍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

从这种学术理路出发,本尼特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美学关注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西马一直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特性和超验性,意欲从文本本身提取一系列潜在、独特和超历史的形式结构的共同品性。在本尼特看来,西马往往通过抽象的手段,将艺术作品从现世琐事中抽象出来而提取一种普遍的审美特性,却遗忘了现世琐事制约和影响着它们的生产、接受及其效果,实际上说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西马又依据社会历史条件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力图理论地说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并为文学文本的共同品性寻找历史条件的支持。在本尼特看来,这种矛盾很难克服。因为,只有认定文学具有独特的永恒品性,才能获得文学的相对自主和相应的决定自身的能力,这样,这种文学本质就必定是社会历史分析难以触及的。而且,西马的这种文论观依赖连续的、具有前进方向的大写历史观。本尼特曾以卢卡奇的普遍性使命理论为例进行分析。在卢卡奇那里,真正的文学艺术表征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进步趋向和普遍性的社会经验,这样,就存在一种区分和排斥,以克服了异化影响而认识到普遍性使命的审美主体来排斥一般的劳工大众,以所谓的经典艺术来排斥大众经验和通俗艺术。而且,在判断文学文本是否算得上经典艺术方面,其标准主要依赖文学文本在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并不存在的未来而决定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显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本尼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自主理论化,还面临一种深层困难:必须参照意识形态和科学,而通过双重区分来界定文学,即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又不是科学;同时因为文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所以它也并不完全是非意识形态的,而又因为它可以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幻觉导向科学真理的康庄大道,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非科学的。这样,西马的文学相对自主观就成了一种无立场﹙not−statements﹚的理论。而且,如果要依据科学与意识形态来否定地定义文学,那么后两者必须依据其本身而得到明确定义,但是把意识形态理论化为统治阶级的话语和科学真理的对立面,现在似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本尼特也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固守文学特性观念,而导致其染有精英化色彩,如当它要判定哪一种书写算得上真正的文学时,往往照搬由资产阶级批评所提出的形式等级,总是强烈地趋向于所谓的伟大传统,而排斥小说写作的更宽广领域,即通俗小说或大众小说。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本尼特同意伊格尔顿的“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的观点,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应该为文学保留一个位置,不过需要把文学看成一系列社会的而不是形式的实体和程序;尽管不存在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种类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本尼特大胆地指出了一种重新理论化文学的可能性,即可以把文学看成某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这样,就把那些文本的实际身份的经验问题视为一种并不影响定义的偶然性,文学理论就毋须再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证明一种具有形式特性的文学存在,而只需集中关注文本的运用构成的社会实践区域。相应地,就会把文学的本体身份看成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存在。本尼特的目的在于发展更加注重历史社会实效、更加透彻地贯彻实践意识的文学理论,他倡导一种周密规划﹙calculation﹚的文学政治观,即政治行为者要周密规划所选定的文本在具体语境中运用的实效、可能性和后果,从而促成生产一种关乎文本的社会历史运用的技能性的专业知识。

总体来看,本尼特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也很难超越后马克思主义的限度。不难看出,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文化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石,而后者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化表征相对于经济条件的独立性,而滑向否定了经济条件的基础作用的立场。在本尼特看来,社会中的一切符号和物质现实各不相同,具有相互区分的差异性,而且都拥有同等的不依赖其他存在的本体论力量。他否定这些多元平等的存在的背后还有共同的隐蔽的长期的支配性力量,这实际上已经暗暗地否定了经济状况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放弃了基础或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的立场,否认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对意识、社会心理和文化表征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滑向了文化唯心主义的立场,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本尼特的历史观也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大写的、连续的、进化式的历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资本主义神话,但并不能否认,在纷纭变化的历史事件背后,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如专制政权衰落、帝国殖民的兴起及崩溃、大规模贩运黑人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事件背后,还是存在一些深层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律,卢卡奇等人强调文艺作品通过书写这种重大事件而揭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历史观的批判,并不能彻底摆脱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局限性。

还要指出,本尼特的反美学和反传统文学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思想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对审美和文学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片面。即使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模式难以构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普遍性的和本体性的审美特性,也不能在理论上彻底否认存在与其他文本区分出来的审美特性的可能性。事实上,审美与人的本质能力即幻想和想象密切相关,它保证了人们能够通过审美不折不挠地探索和规划一种更合乎全人类的目的和意愿、使人的潜能更加充分发展的可能的和替代性的未来世界。与文学出身的伊格尔顿相比,社会学出身的本尼特似乎缺乏对文艺作品的真切体验,似乎对文学艺术能够在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开拓未来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深刻理解,似乎忽略了虚构、想象和幻想这些心理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当然,还要指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本尼特的学术主张和文学观还是很有参照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更多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康德学派、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浓郁的无关乎社会历史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色彩,而缺乏当下现实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痼疾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走出纯文学艺术观的误区,克服文论建设方面的精英主义倾向,克服审美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分离。而且,如果能以本尼特的重视实践和策略性的周密规划的文学观为参照物,显然有助于深入贯彻在文论建设方面一直缺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进一步深化美学和文论的社会历史化维度,也有利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二元对立,而使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学者在面对当下波澜壮阔的中国经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

作者:强东红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非文学的文学理论思考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