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学翻译论文范文

一、关于《作风》杂志

《作风》的开篇诗中，有这样的段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习俗里开始他底奋斗，像铁牢里雄狮的狂吼欲恢复他底自由;倘有人因他而奋起追求，倘有人因他而打破幽囚，他只感谢，他只感谢志友，他只感谢，因他得和志友来同把这革新的责任担负。在这段诗里，反抗与斗争的意味相当明显。与此相呼应，2003年金田兵在回忆《作风》的内容时，有如下的表述:“内容着重于反战、反掠夺及反映放逐、贫困生活的作品。当时是针对侵略战争，敌伪实施的‘国兵法’、‘抓劳工’、‘思想矫正法’以及‘出荷’、‘配给制度’等形势翻译的。”［1］(PP．101－102)由此可见，和内地的弱小民族翻译作品集一样，伪满洲国的《作风》，也在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曲折地、间接地回应和控诉处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中国人们丧国丧权的政治和生活现状。这里需要特别谈一下放逐题材的作品，也就是在附表中被归类为“望乡”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以同情的口吻描写被放逐出祖国的漂泊者们的思乡之情。它们虽然并不直接对应伪满中国人的处境，也与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却能间接地传递伪满中国人思念祖国、渴望重新成为祖国一部分的情怀。

①具体来说，在伪满的中国人，并非从祖国放逐到伪满洲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被殖民，所以难称“放逐”;而《作风》中许多被放逐者，比如白俄和墨西哥人，都是因为家乡的解放革命而被迫流亡的被革命对象，所以同情他们的流亡，事实上恰恰与“弱小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民族解放独立精神相左。但是，在一方面涌动着难以压抑的民族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却不能直接批判殖民主义的伪满洲国，放逐成为传递中国人向往祖国之心的替代性题材。这种以他国人民的放逐题材替代本国民族主义书写的策略，不仅出现在翻译作品中，也出现在伪满中国作家的创作作品中。举例来说，《作风》同人作家石军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混血儿》，就曾因“通过亡命满洲的白俄人的痛苦和感慨来唤起满洲民众的祖国意识”而遭到检举。②总体来说，金田兵的总结与我最初阅读《作风》杂志的感受基本一致。从文末的附表中可以看出，被放逐者的反战和望乡之情，以及底层人民生活的贫困，的确是《作风》所选作品中最普遍和突出的主题。而作品间主题的对应性，又更加渲染了单篇作品的进步意义。一些本来可以有多种诠释的作品，因其中进步的主题能和其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相呼应，而使阅读整本杂志的读者有可能将其作进步方向的解读。举例来说，《雪莱与现代》这篇文学评论，作者是日本学者横山有策，以30年代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能算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但是评论全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来解释雪莱作品的意义，不仅本身属于进步作品，而且在《作风》杂志中紧随雪莱的散文《圆形竞技场》之后，还可以影响到读者对雪莱散文的解读。雪莱的这篇作品，本来是一篇含义模糊而丰富的哲学性散文，在《雪莱与现代》的观照下，其自由解放的思想得以凸显。遗憾的是，《雪莱与现代》一文，因为思想倾向过于激进，在《作风》出版后不久就被伪满洲国当局勒令删除。［1］(P．102)关于其它作品间主题的呼应，将在下文讨论朝鲜小说的翻译时详述。正如《作风》的编者所说，这样大规模的翻译作品的募集，在当时的伪满洲国还属首次。在那前后，从1939年到1941年，伪满洲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翻译作品集，比如《世界著名小说选》［6］、《世界名小说选》(1－5)［7］，《近代世界诗选》［8］等，但这几本都只是将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翻译作品编选在一起而已。与此不同，《作风》杂志是由编辑者先联络散落在东北各地的有翻译能力的作者，在他们同意投稿之后，由他们自选作品进行翻译。

③因此，这本翻译集包括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且大多从原文直接翻译，而非通过日译等中介译本转译。如前所述，《作风》的编辑有一些总的编选倾向，译者们选出的作品，也大多符合编选原则。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比如爵青翻译纪德的《放埒之书》，就明显是出于自己对纪德的喜好，对编辑的进步倾向似无过多考虑。换句话说，采用编者统筹、译者自选的方式，在伪满洲国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有组织的自主翻译，在当时的确前所未有，这种编辑方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整本杂志的主题保持统一，凸显进步色彩，又尽可能给予译者选择和翻译的自由，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当然，译者自选的方式，也就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能很好呼应统一主题的作品。

二、《作风》中的朝鲜文学作品翻译

《作风》中收录的朝鲜文学作品共有三篇，按顺序分别是王觉翻译的李光洙的《嘉实》，以及古辛翻译的李孝石的《猪》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译者王觉为在伪满洲国参与国民党反满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作品可能是通过收录在《嘉实:李光洙短篇集》中的日译转译成中文的。［9］(P．146)译者古辛背景不详，其翻译的两篇作品均在1940年于日本出版的《朝鲜小说代表作集》［10］中出现，可以推测也是从该书中通过日文转译。这三篇朝鲜文学作品的选择，都和杂志的反战、放逐、贫困的编选主题相符。《嘉实》的故事发生在古代，讲一个新罗的农村青年在和邻家女子订婚之后，代女子的父亲服兵役。可是在战场上和高句丽士兵的对话，却让他发现两边的士兵都因受统治者所蒙骗而被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后来，他被迫留在高句丽的一个村落中生活，但始终想要回到新罗的家。在故事的结尾，他终于踏上了归乡之途。《猪》则反映底层农民的贫困，讲述一位农民因为疏忽导致猪被火车撞死后的心痛。《赭色的山》将背景放在满洲，以一位在满洲旅行的朝鲜医生的视角，讲述在满朝鲜农民受到中国地主的迫害后，一个不事生产的朝鲜混混挺身而出去讨公道，结果被中国地主打死的故事。在死前，这位朝鲜混混望向祖国的方向，要求医生为他唱怀念祖国山水的爱国歌，歌声最后变成了全体村民的合唱。

当然，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这三篇朝鲜小说，其文本本身也都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本文想要强调的是，由于《作风》整本杂志有统一的编选原则，所以选集性质的杂志便具有了规约文本意义、引导读者以既定方式解读文本的作用。因此，上面谈到的故事梗概和解读，也只是在《作风》这一选集的空间内获得的阐释。下面，我将以具体作品、特别是《赭色的山》为例，对此观点作进一步说明。首先，虽然前文已经说过，《作风》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编者的后见之明，但这里仍可以探讨一下将朝鲜文学作为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在前文中介绍的上海出版的一系列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集中，截至1934年为止，还没有朝鲜文学作品出现，但1936年胡风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中，正式将朝鲜文学作为与台湾相同的被殖民地文学介绍给上海的读者。此后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中收录了胡风书中张赫宙的小说《山灵》，《弱国小说名著》则收录了张赫宙的另一篇小说《姓权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到30年代中期为止，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已经普遍被中国内地认为是弱小民族，其作品也得到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关注。而将朝鲜小说作为被殖民地文学翻译到伪满洲国，则有更微妙的意义。当时，对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殖民地朝鲜成为面临存亡危机的中国的警示，而朝鲜人民则是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线上的同志，这成为他们翻译朝鲜文学作品的出发点。但对于已经沦为殖民地的伪满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翻译讲述朝鲜移民贫困生活和思乡情怀的小说，直接成为高压统治下自身现实命运的曲折代言。不仅如此，在满朝鲜移民和其它那些因为国内解放革命而流亡的白俄等人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可以说是最符合“弱小民族”概念的表现对象。我以为，这些是《作风》翻译朝鲜作品的出发点，也客观上规约了在《作风》中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方式。以《赭色的山》的翻译为例。这样一篇强调伪满中朝民族矛盾的作品却会被《作风》的译者选中翻译，引人深思。小说的满洲背景，曾引起伪满中国读者的关注。［5］此外，作品中的压迫者是中国地主，而非全体中国人，中国读者由此可以从阶级压迫而非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解读。这些都可能曾是译者的考虑因素。不过我以为，译者选择此文翻译，最主要的动因当属故事的贫困和放逐主题，特别是后者。若说满洲背景，在此文的翻译底本，即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有三篇都和满洲有关。此文之外，还有金东里的《野蔷薇》和李泰俊的《农军》。

①前者写一位朝鲜农民的妻子，在新婚丈夫赴满之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辛苦地攒出旅费，即将赴满和丈夫团聚的故事;后者则取材伪满洲国里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之间的纷争。在这三篇小说中，译者唯独选择了《赭色的山》，或因为作品不仅描写了朝鲜移民在伪满洲国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更在文末大写他们思念祖国的望乡之情，这和《作风》中多篇作品的放逐主题相呼应:如《嘉实》中流落高句丽的新罗青年的思乡之情、英国小说《败北》中因战争而流落德国沦为妓女的俄罗斯姑娘的孤独、法国小说《大尉索古普的茶》中白俄流民和墨西哥移民在巴黎的偶遇和互相温暖、俄国小说《放逐》中一群流落西伯利亚的被放逐者们对故乡生活的回忆等等。①反观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另两篇满洲题材的作品，则并未突出民族主义意识。在朝鲜，金东仁小说发表当初，并未有什么反响，但战后很长时间，该小说都被当作韩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典范广为传播，还一度被收入小学课本。另一方面，已有韩国学者指出，金东仁的《赭色的山》的创作，客观上声援了日本帝国主义。小说最初发表于1932年，正是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刚刚结束之时。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中朝农民冲突，冲突发生后，由日本操控的朝鲜媒体大肆夸张，编造鲜农死亡的新闻，在当时的朝鲜国内引发排华惨案。金东仁从未去过满洲，受新闻报道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勃发，写下了这篇和他的其它作品完全不同的爱国小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夸大在满中朝农民的矛盾冲突，把自己打造成在满朝鲜农民的保护人，从而获得在该地区扩张势力的口实。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正应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11］(P．21)这或许也正是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会翻译《赭色的山》以及其它满洲相关小说的原因之一。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赭色的山》能被翻译成中文，却是因为其中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和伪满中国读者反满抗日的爱国情绪产生共鸣。也就是说，如果说《赭色的山》的原作中隐含着日本殖民者和中国地主两种伪满洲国朝鲜农民的压迫者的话，那么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的过程中，因为收录的选集性质不同，被强调的压迫者也就不同，这导致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用不同。就《作风》而言，通过文学翻译和选集编选，《赭色的山》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共谋的负面作用被削弱，爱国思乡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得到了强调。

但是，这样的解读，都只发生在《作风》杂志这一有限的、可控的文本和文化空间内。同样的作品，在出离这一空间时，就会有不同的解读。1941年，伪满洲国出版了王赫编选的《朝鲜短篇小说选》，［12］按目录依次收入了以下作品:金东仁《赭色的山》、张赫宙《李致三》、李孝石《猪》、李泰俊②《乌鸦》、张赫宙《山狗》、金史良《月女》、俞镇午《福男伊》、李光洙《嘉实》。这些作品都由伪满的中国译者翻译，已在当地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王赫再将他们结集出版而已，除了作品都是朝鲜小说这一共通点之外，没有特别的编选主题。从中可见，《作风》中的三篇朝鲜小说也收入其中，但三篇顺序并不相连。该书出版之后，文艺评论家陈因在1941年10月的《盛京时报》上以三期连载的形式将所收作品一一点评，其中对《赭色的山》尤其不能理解。他说:在这一册选译本，头一篇题名《赭色的山》，金东仁昨(引者按，应为作，古辛译)，是颇富有民族情调的一篇。……但，对着这样的故事，越过了汹涌奔腾的鸭绿江，用了此岸的观点，是很容易遭受到对这样的作品，有着不满的批评。……只(引者按，应为至)少觉得愕然。如彼此二民族，在同一的命运之下，反看到了自残的作品不能觉得奇怪。［13］也就是说，评论者虽然看到了作品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仍然把作品的中心思想理解为对民族矛盾的控诉，并由此感到不满和不解。他承认伪满洲国存在中朝民族矛盾，但仍然认为小说里的事情不会发生，而且作者“不能有更正确的世界观，只在淡薄的、狭隘的民族圈子里玩把戏”。［13］不仅如此，评论者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可能与小说作者不同，特别强调“用了此岸的观点”。换句话说，与其说这是一篇客观的文学评论，不如说作者是在抒发作为中国读者的不满。反观小说的译者为了给具有进步倾向的《作风》组稿，特地在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特别是三篇满洲题材的小说中挑选了这一篇，其出发点与陈因的读后感必然不同。前文已论述了小说的民族主义结尾与杂志主题和其它作品的呼应关系。这里，通过陈因的酷评，我们可从反面看到，不同的编选方式，有可能在根本上影响作品的解读。

三、《赭色的山》和《富亿女》:伪满洲国朝鲜文学的位置和困境

《富亿女》是伪满朝鲜作家安寿吉的短篇小说，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篇被翻译成中文的伪满朝鲜作家小说，中译发表在伪满中文杂志《新满洲》1941年第11期的“在满日满鲜俄各系作家展特辑”里，［14］(PP．225－228)比《作风》的出版晚一年。安寿吉(1911－1977)，伪满朝鲜文坛的领军人物，提倡朝鲜人应在满洲扎根生活并积极建设这处“北乡”。他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书写朝鲜人满洲移民开垦史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伪满积极开展文学活动，创刊并主编了伪满朝鲜人作家同人杂志《北乡》，并积极与其它民族文人交流。《富亿女》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朝鲜农村生活的贫苦女子“厨女”(在朝鲜语中与“富亿女”几乎同音)，她嫁给有钱人家以后受尽虐待，被赶回娘家暂住。在娘家居住期间，她和邻家长工长松心生爱意。长松的亲戚在满洲务农，于是长松要厨女和他私奔到满洲，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厨女的婆家发现她的私情，于是彻底将她扫地出门。回到娘家，邻家的小孩数落她，“想起长松了?现在哭啥，当初长松要和你私奔的时候，就该和他一起走啊”。①这篇小说被译成中文，是安寿吉本人在和《新满洲》的主编吴郎、编辑吴瑛(吴郎的妻子)沟通后自荐的。［14］(PP．75－85)纵观安寿吉本人的创作和伪满朝鲜作家的创作，主流都是讲述朝鲜人民开垦满洲的移民开垦文学。然而作家却选择这样一篇非主流的、只和满洲有想象性联系的短篇《富亿女》介绍给中国读者，其背后有诸多考虑因素。当时，伪满的朝鲜文人都非常期待自身的朝鲜语作品能被翻译成日文或中文，能在伪满文坛有更大的影响力，却屡屡受到忽视和冷遇。而《新满洲》的在满各系文学专辑企划，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机会。［15］(PP．195－211)安寿吉本人也对《新满洲》的编辑吴瑛说过，“我们的处境相同，可以在文学活动中相互协助”。［14］(PP．76－77)由此可见，安寿吉非常重视本人作品的中译，以及他与伪满中国作家的联系。在此背景下，他无法自荐移民开垦类作品，因为他“时刻警戒着满系(包括汉族)将朝鲜系看成是侵略者、日本系的走狗。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担忧他们将朝鲜人的开垦移民史，理解为与日本人的侵略具有相同性质的行为”。与之相反，安寿吉可能会认为，只有像《富亿女》这样，在满洲之外将满洲想象成一片可以自由恋爱的新天地的文学作品，才能既和满洲有关，又能为伪满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将金东仁《赭色的山》的中译与安寿吉《富亿女》的中译对比，可以看出伪满朝鲜文学的困境。《赭色的山》的故事发生在满洲，却从根本上否定伪满洲国和伪满洲国中国人(中国地主)对朝鲜人而言的任何积极意义，可恰恰是这样一篇作品被具有反满抗日进步倾向的中文杂志《作风》选中，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而安寿吉精心挑选的向中国读者示好的小说《富亿女》，却是一个发生在满洲之外的、将满洲理想化的故事，小说被译成中文之后，在读者中又并没有什么反响。②这种种的转折性的悖论，向我们提示着伪满洲国朝鲜文学或伪满洲国题材的朝鲜文学与伪满洲国中国读者之间的一种否定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真正可能引起伪满中国读者共鸣的《赭色的山》，它只能是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肯定自己的祖国而否定伪满洲国的文学，又因为伪满洲国中朝民族矛盾普遍存在，否定伪满洲国的作品很容易对伪满洲国的中国人采取否定态度。与此相对，伪满作家安寿吉想要通过自身作品的翻译和中国读者建立友好的联系，可最终却只能推出一篇“满洲不在”的作品，更谈不上和中国读者共鸣。民族主义所同时具有的连带性和排他性，使得在同一片土地上同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朝鲜作家和中国读者之间，只能建立起一种连带和排斥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暴露了日本人宣传的“民族协和”的虚妄，也使得中国读者对伪满洲国朝鲜文学或伪满洲国题材的朝鲜文学的接受变得困难重重。陈因出于中国人立场对《赭色的山》的酷评就是一例。事实上，在伪满时期，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作家都曾就中国和朝鲜文学之间交流的缺乏、了解的贫弱而展开讨论，［15］但终未能打破这种局面。这其中，本文所提出的伪满朝鲜作家与中国读者间的“否定性的相关性”，或许正是原因之一。

作者：谢琼单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