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内文学翻译的建议范文

一、中国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归化与异化之争自翻译活动出现就一直存在。最初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使归化与异化之争初现端倪。大规模翻译活动出现之后，归化与异化的交锋日趋激烈。归化与异化之争雏形乃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3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

也就是说尽量的用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传递佛经的意义，从文化角度来说就是趋向于归化。19世纪70至90年代，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初始阶段，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人物掀起了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并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当时林纾等人虽然看到了西方列强在物质层面的强大，然而他们内心仍然保持着本土文学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把西方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这样的文化态度反映在文学翻译上，就是高度归化式的翻译盛行一时。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文学翻译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落后地位已经有了深刻的体察，他们也在思考中国在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文化的何去何从问题。当目的语文化处于国际文化的边缘，属于弱势文化时，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翻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翻译策略，为引进新的文化因素甚至不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语言规范。这个时期，在鲁迅等文化巨匠的带领下，许多翻译家和作家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化、丰富汉语语言、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主张译语要保持原作的洋味，“宁信而不顺”。他的这些见解具有很大的超前性，在当时实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也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导致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为语言上过分注重欧式的结构，令人难懂，鲁迅的译作在当时没有得到主流读者群的认可。相反，和他进行翻译理论论战的梁实秋，以及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则采用归化的方法，迎合了当时中国读者的口味，市场更广泛。可见，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翻译，归化仍占主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文学翻译掀起了第三次高潮。在十余年的时间中，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本着“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宗旨，从翻译策略上尽管出现了某些异化译法的翻译，但是，归化声势还是明显强于异化。1954年8月19号，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纲领性报告，提出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的理论。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了“神似”理论；1963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把“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正是在这些翻译观点的引导下，建国后的文学翻译家大多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写作。可以看出，我国头一百年的外国文学翻译，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翻译策略为主。之所以会有这种状况，按照安德烈•利弗维尔的理论，这里面牵涉到如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等众多因素。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接受能力的限制等，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我们撇开这些因素不谈，而着重提出译者的翻译观念问题。首先，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比较短，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正经历着一个起步、探索、成长的过程，100年的时间不足于走向成熟。第二，从译者队伍来看，不少人原本是作家，他们做翻译大多沿着“写作”的套路走，即便是一些学者型译家，也是深受“文艺学派”的影响，刻意追求“神似”和“地道”。第三，中国的译家大多以做翻译为能事，很少有人去思索翻译理论或翻译原则，因而翻译中往往“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缺乏先进的翻译思想做指导。当然，西方的翻译思想迟迟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中国译家理论观念淡薄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以异化为主导

改革开放以来3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世界地位也不断提高，这对中国的文学翻译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从西方国家大量译介入中文先进的思想文化，让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外部世界，同时，也非常有必要把中国自己古老而又年轻、传统而又现代的优秀文明文化通过文学作品的翻译传递到西方国家，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归化翻译手段已经不能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于是中国翻译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新一轮归化、异化的讨论。1987年《现代外国语》上登载了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是这次大讨论的开端。90年代许钧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了对《红与黑》译本读者调查和讨论，使归化和异化之争更趋于激烈。2002年，孙致礼在《中国翻译》第一期发表了《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并预言21世纪的文学翻译以异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通过这场大讨论，中国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问题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讨论归化和异化的论文日渐增多，而且大多主张要重视异化译法。孙致礼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中，更加明确的提出：“任何矛盾的两方面都有主次之分，异化与归化也不例外。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而完整的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欲达此目的，无疑必须走异化的途径，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而归化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折中’手段，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第二位的。……我们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争取异化；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则应退而求其次，进行必要的归化。简而言之，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量归化。”后又补充说明：“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

可见，翻译虽然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但绝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它还牵涉到各种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种种文化因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传统的翻译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语言文本之间的转换上，把归化异化作为翻译方法和技巧，只是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讨论，而很少涉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文化交流，不能仅仅只是语言的转换，在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上，学者们倾向于过分强调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某些因素，从而忽略其它因素所起的作用。异化派一味强调文化内容层面上的异化为主，却忽略了同时存在的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归化为主；归化派只顾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归化为主，却无视同时存在的文化内容层面上的异化为主。但是在翻译史上，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一是不论在当代或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似乎占了上风。这是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往往更注意译作的可读性，一般的读者从也喜欢通俗易懂的译文，而且，这一倾向正好与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向相一致。二是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能被广泛的运用。但不管怎么发展“，归化”和“异化”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成其为翻译。因此讨论翻译的异化与归化时，应该从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层面上来分别考察问题。从文化内容的层面来讲，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这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文化传播，而传播的又是异域文化，因此翻译应该采取异化策略。而且，一旦采取与之相反的归化策略，便丧失了源语文化的“异域性”或“异国情调”，也就失去了翻译的首要目的和翻译行为本身的意义。在现代不同文化交往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而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就是确立差异。过度的归化翻译只能造成文化差异和自我的丧失。另一方面，在语言形式上以归化为主，才可保证译语语言的可读性和流畅性；在语言形式上以异化为辅，则可增加译语语言的异域性和新奇性，译作的异化语言，成为目的语语言的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因此，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可笼而统之，应该是文化内容上的异化和语言形式上的归化的结合体。中国文学巨著甚多，从古代的四大名著，到现当代的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家》《春》《秋》等等，从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而我们的邻国日本，文化与我们有相同之处，却有作家屡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根源可以通过一个小例子看出来。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在接受诺贝尔奖时邀请他作品的日译英翻译一同上台领奖，并感谢译者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这么美的英文可以让英语读者欣赏。《文汇报》2009年11月23号第一版有一篇题为“如何叫醒沉睡的‘熊猫’”文章也探讨了类似的问题。

经过重新包装的40种英文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熊猫丛书”，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推出，为配合这一盛举，铁凝、余华、莫言等百余名中国作家的代表集体亮相。但是在这“隆重”、“壮观”情景的背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国”的步履依然沉重而零碎。当代作家莫言在书展的演讲中的一句话道出隐衷：“如果有一个对中国社会生活了解深切，文字功底又好的译者把我的书翻出来，那是多么幸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披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最著名的译丛“熊猫丛书”虽然走出了国门，但其中很多种书其实在我国的驻外机构里“沉睡”。究其原因是我们的译介工作不足，外国读者对我们的文学作品翻译质量一直诟病，嫌译文不好。一位法国读者直言相告，这个法文译本的译笔太老了，是他们老奶奶那辈用的语言，读起来不顺畅，甚至读不懂。丛书中也有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译得很成功在国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是因为译者利用自己对外国当地人民生活经验和语言的熟悉，译作符合当地人民的欣赏习惯。这个例子向我们深刻的展现了，为了完成翻译的最终目的，为了能让目的语读者更好的了解源语作品，译者应当采取文化上的异化和语言上的归化的翻译策略。

异化和归化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有文学翻译开始，就一直有关于异化和归化的争论。总的看来，归化与异化不应当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过程。它们彼此互为补充，在矛盾中共生共荣。异化与归化只是一种翻译策略或手段，而并非翻译标准。翻译标准只能有一个，而翻译策略和手段却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无论采用的是异化还是归化，只要符合翻译标准，达到翻译目的，那么就是成功的翻译，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此，异化与归化作为翻译策略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文化上的异化和语言上的归化是一个基本策略，至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谁的比重大一些，谁的比重小一些，还要根据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对象等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者：涂文婷单位：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