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阐释与文学翻译的研讨范文

一、翻译误读：历史性前见的文化困惑

文学翻译中的误读现象，多是由于译者的历史性前见所致。前见就是一种判断，是在一切对于事情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之前就已形成了文化自我的文化基础，翻译作品时难免受其影响。这种前见意识可能诉诸于“传统”或“权威”，也可能来源于超自信的“轻率心理”。翻译者面对的文本毕竟不是生产于自己的文化环境，文本的真实性常常建构在自我前意识之外，如果没有深入文本语境之中，势必无从建构理解的思维框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见规约着我们对异域文本的认识，前见总是游移于传统与自我创新之间，无论是传统的文化积淀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还是自我创新性认识使得我们对文本的开拓，都与文本真实具有一定距离。我们一贯的想当然地认为，置身于文本语境可能会靠近文本真实，这无疑是在说我们修正自己的文化环境，脱胎换骨地成为一个异域人，只能说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伽达默尔曾指出，“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翻译者可以选择自己的判断，但他的前见根本无法规避。也就是说，翻译误读在翻译者前见意识左右下无法规避，以至于我们常常指责翻译者的文化误读。

对于文本真实的认识，我们常常面对以上的困惑，这种困惑在翻译者笔下常常成为一个个笑谈。比如，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A.Giles）曾将《古诗十九首》诗句“空床难独守”译为“He’llfindsomedayfhebirdhasflown”，他把妇女译成“小鸟”，显然是西方观念。再如，杜甫《绝句》“门泊东吴万里船”中的“万里船”被翟理思译为“ocean-boundvessel”。这两条误读显然受前见意识的影响，不过是取决于两种前见，一则是西方文化观念的浸染，一则是自我创新性认识。当然，我们在翻译评论里会提到译者不懂中国文化，没有真正领会或理解中国文化，但这又无法规避，由于前见本身就固有于翻译者的文化思维之中。前见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是历史性的，但又是不断创新发展的，这又取决于一定的学识休养。西方翻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难免从字面上来理解文本，字面上的释义可能并不准确。一如我们常常取笑中国式英语一样，取笑西方翻译者将中国意象词汇“长亭”、“南浦”译成“pa-vilion”、“nanpu”，西方翻译者当然不会体会中国人水陆送行的情态。这种翻译误读显然与译者文化前见相关，但是浅层的误读，毕竟字面上的理解总是译者常犯的错误。真正的前见影响却是异域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性前见，比如前文提到西方文化里的“小鸟”，实为女性的代名词，从西方人接受角度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却违背了中国传统礼法约束下的女性情态。前见导致的翻译困惑是显而易见的，正由此有些论者才想到如何使翻译者摆脱前见影响，实际上这又违背了阐释学视域下翻译的基本准则。伽达默尔认为，“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

由此看来前见对于翻译者来说还不可少，没有前见，翻译者也无法全面把握文本，这可能又会犯以偏盖全的错误。文本翻译的重要性是对文本整体意义的把握，如不能做到这些无疑会事半功倍。对文本如何把握，当然会受到传统本土文化的影响，但却会开发翻译者理解文本的主动性，打好翻译文本的知识基础显然对文本翻译有益无害。究竟如何实现规避文学翻译的误读现象，这似乎还取决于翻译者自我对异域文化的认同。

二、传统换位：阐释学视域下的自我认同

前见意识是文学翻译误读现象的根源，但又不可或缺，我们只有弄清楚前见积极的一面，才是我们规避误读的症结所在。伽达默尔指出，“传统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根据，而且理所当然地制约着我们。”可见，要规避前见意识里传统的影响似乎并不现实，传统影响我们对异域文化的认知是客观存在的。翻译者要突破传统的影响而构造新的积极的前见意识已成泡影，这使得他们常常游移于权威与过分轻率之间而没有方向。权威是传统文化里毫无争议的认知方向，而过分轻率是积极创新者的歧途，但两者都是前见意识里重要的内容，又是两个极端。很显然，我们要突破传统对前见的影响，断不可偏执向自由创新的一个方面，也不用蔑视权威对前见意识的专断。翻译者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时，必然受到本土传统文化的浸染，从自身角度来理解文本并没有什么过错。“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既然如此，理解文本就不可与传统本土文化为敌。传统本土文化概念非但不能被理解为阻碍翻译的桎梏，还要借助传统文化基础来构造理解的途径。异域文本本身就蕴含着异域文化思维，这与翻译者自身的文化思维不同，翻译者要真正认知异域文本就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置身于异域文化世界里，并结合自身的文化基础对文本进行全新解构。对于翻译者来说，作为“他者”的文本究竟蕴含何义，需要“自我”对文本的认同。认同不是简单地了解，而是深入的理解，舍身于文本语境之中，舍身于文本文化环境之中，但又要从文本释义中走出来，通过自我的文化认知翻译文本。所谓翻译界常常提到的“视域融合”，当与文化学里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与交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者将其“转化”成自我本土语言之时，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就在所难免。但文学作品与民族文化不同，翻译者翻译文学作品时并不是拿“自我”来同化“他者”，而是通过“自我”来描述“他者”，这样一来，翻译者首要条件就是对文本认同，再将这种认同带来的认知转化为本土语言表达方式。实际上，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需要传统换位和理性认知。

文学翻译的误读在翻译界是常犯的错误，原因多是偏离了文本主题，对于翻译文学作品来说，不仅是释义，而且还要做到韵脚严谨，这样的要求对于翻译者来说近乎苛刻，也正因此，多数翻译者的误读常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到了韵脚丢弃到了主题，一是关照到了主题失去意境。比如，汉学家弗莱彻（W.J.B.Fletcher）翻译李白《静夜思》：Seeingthemoonbeforemycouchsobright,Ithoughthoarfrosthadfallenfromthenight,Onherdearfacegazewithliftedeyes,Then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3]194第二行的三个头韵词“frosthadfallenfrom”颇具诗意，后两行中“memories”与“eyes”韵脚固然优美，但“herclearface”与“Youth''''ssweetmemories”则完全背离了思乡的主题。再如汉学家奥巴塔（TR.S.Obata）对这首诗的翻译：Isawthemoonlightbeforemycouch，AndwonderedifitwerenotthefrostOntheground．IraisedmyheadandlookedoutOnthemountainmoon，IbowedmyheadandthoughtOfmyfar-offhome.该诗基本上照应了主题，韵脚也照顾到，但缺乏对月光意境的书写，整首诗翻译得过于呆板。我们从这两首诗的翻译不难看出，翻译者都期许对文本的主观认同，也着实在翻译中体现了这种认同，遗憾的是两篇翻译作品都存硬伤或漏洞。由此看来，文学翻译中对文本解读重要的还是对前见意识的合理构划，不仅要做到传统换位，舍身到语境中解读文本，还要合理运用本土语言来构造意境。翻译工作是琐碎又繁杂的工作，归根到底是文化认同上的困惑所致，想要突破文本限定的语义，翻译者必须打通本土与异域文化的界线，具体来说，既要深入词汇含义深处构造意境，又要关照文本整体的结构美感以及文本主题。

三、理性避误：从个别到整体的循环往复

理性翻译是规避误读现象的重要举措，但却又是一个空洞的理念。翻译者受前见影响下即使考虑到对文本的先行认同，还要规避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认同的困扰，于是乎，对理性工作的诉求便被提上日程。在阐释学概念里，“轻率是使用理性而造成错误的根源”。就因为翻译者过分偏向理性，而对传统的影响持坚决抵制的态度，以至于理性常常演变为轻率的代名词。真正理性者不可能不知道理性认知是建立在传统价值之上，脱离传统去创新必然要重新经历传统的试错之路。所以说，翻译者的理性避误不是建构全新的前见意识，而是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深入解构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文本的主题，当然这里所谓的传统文化是文本形成的文化背景。

在翻译文学作品之中，翻译者理性的诉求是隐身于前见意识之中，但不是指轻率的创新意识，而是指理解文本的方法策略。文学作品的特征多体现在内容、修辞、主题思想几个方面，翻译者要把握好对这几个方面的理解并非易事。内容中可能涉及到异域文化中的俚语、方位词或典故，准确翻译这些内容，势必要翻译者对文本产地传统文化的认同。修辞方法中体现着文本整体的美感，翻译者如何把握文本的修辞，同样要对文本深入理解。主题思想可能对翻译者来说尤为重要，由于翻译者跨文化来理解这些常常受所处本土文化的制约。总之，翻译者在面对文本时，既要局部把握文本的诸层面，又要全面审视文本的主题，翻译之前的前见意识里便需构划好翻译的策略。

比如，在翻译局部内容时，翻译者把握文本转化语义并不见得都能准确。弗莱彻在译孟郊《古别离》“莫向临邛去”时译为“Butthatanotherstealyourheartaway”，并没有纠结于方位词“临邛”的字面意思，而是把握住文本整体的意义。但他在翻译金昌绪《春怨》“不得到辽西”句时却译为“Myloversmiledtome”，显然只照顾到了韵脚，却丢弃了文本真正含义，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许渊冲先生，在翻译“不得到辽西”句时，却译为“Faroffonthefrontier”，显然局部把握住了文本的要义，这也是翻译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典故之一。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本涵义具有优先的认同感，对汉语文字的内涵也善于把握，在翻译作品时便不会失去局部内容的原义，但这并不能遮蔽对文本整体美感的把握。比如，中国译者徐忠杰翻译《静夜思》：Idescrybrightmoonlightinfrontofmybed．Isuspectittobehoaryfrostonthefloor．Iwatchthebrightmoon，asItiltbackmyhead.Iyearn，whilestooping，formyhomelandmore.这篇译文用词上不够准确，“descry”用法不当，整篇译文都首用“I”，使文本显得单调，破坏了整体节奏感，完全失去整体的美感。可见，翻译中的措辞十分重要，如何把握好文本局部涵义，措辞要得当。另外，娴熟运用本土词汇来描述异域文本也需要措辞的传神。修辞手法的体现主要就体现在对词汇的灵活运用，同样的词汇放置不同的语境下表达的效果不尽相同，所谓传神就是词汇的延伸义得以实现。这对于翻译者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翻译者必须做到的首要工作是不破坏作品的艺术性，这样才能保留文本的本来面貌。此外，文学作品的修辞又关系到文本整体的美感，韵味即是通过修辞来实现，文本结构上体现节奏感也是修辞用词的功用。伽达默尔曾说：“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而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就文学翻译来说，文本的个别（局部）与整体都关系到修辞用语，显然个别与整体的概念是我们必须把握的。

另外，翻译作品的主题也是通过个别语句得以体现，弗莱彻之所以能转化“临邛”的语义，而通过全新的书写方式表达主题，原因即时把握住了个别到整体的关系，徐忠杰句首贯用“I”恰恰因为个别的整齐合一而破坏了整体美感。由此亦见，文学翻译中要想规避文化误读现象，重要的原则是在前见意识里，策划好从个别到整体循环往复的翻译方法。

四、结语

文学翻译的困惑所在即是前见意识的影响，翻译者如何突破前见中本土传统文化的束缚，又是如何建构前见意识里的翻译思想方法，关系到文学翻译与文本真实性的距离。传统概念里文化误读现象多是因为前见意识的影响而使翻译者错误地理解了文本，以至于翻译文本有时和文本本身的涵义大相径庭，有时文本本身的修辞美感完全被破坏，有时翻译文本完全是翻译者一厢情愿的再创造。翻译者只有正确认识前见意识才能理性翻译文学作品，翻译者也只有实现自我与文本的文化认同才能够正确转化文本语义为本土语言。总的来说，文学翻译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文学翻译只有在翻译者理性认知下才能保留文本的本来含义。阐释学视域下文学翻译的具体手段是对文本内容的再解释，这种再解释既要静态地关注到文本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又要动态的认识到从个别到整体把握文本的重要性。

作者：陈婷婷单位：合肥师范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