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文学翻译变迁与沿革历程范文

他者是相对自我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是自我对自身之外世界的认知。相对自我，他者是陌生的，异己的。当自我与他者和谐相处之时，他者作为自我参照的对象参与自我的自身建设，起到提升修正自我的作用。但当他者与自我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时，他者对于自我来说是敌对的和危险的，因而将遭遇铲除。在这种情景中，自我对他者的认识往往成为对缺席的他者的批判，偏执的自我言说与盲目的排外，从而遮蔽了他者的真实身份，并阻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他者世界。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本族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中的他者意识往往是偏狭的自我意识在他者身上的投射，是主观的、非理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西文化对峙的建国后十七年（以下简称“十七年”）的英美文学翻译，我们将能更好地认识这段文学翻译史的真实面貌，揭示激荡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文字转换背后历史的风起云涌。

翻开这段尘封的翻译史，梳理这一时期译介的英美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十七年”中国翻译界选择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即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十七年”中国英美文学翻译最主要的关注点。尽管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来看，远自14世纪的乔叟（GeoffreyChaucer），近自与“十七年”译入语语境同期的英美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MelvinFast），都曾出现在当时中国翻译家的翻译视野中，但“十七年”对英美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倾向─对文本的选择侧重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本文将通过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七年”间英美文学翻译中一枝独秀的原因的分析，通过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历史期间所遭遇的批判的考察，同时结合对狄更斯与马克·吐温两位英美作家作品翻译的个案研究，深入考察分析在“十七年”中国的译入语语境中，英美文学的翻译与接受。

一、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翻译为何一枝独秀

首先，“十七年”中国翻译界对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偏爱延续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西方文学的传统。当时的中国是在外患肆虐的屈辱历史进程中掀起翻译欧美文学热潮的。“现实主义”这个生成于19世纪欧洲文学母体的理论概念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理念随着这次翻译热潮的掀起而冲刷着国人的诗学理念。之后，作为“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三足鼎立的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外来借鉴，中国翻译界对欧美各文学流派的翻译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围绕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而展开的论战开始使得在欧洲文学母体中以历史更迭和交织并存态势出现的诗学理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同一个历史平台上展开厮杀，争夺话语权。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接受马克思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之后，现实主义在中国取得主宰性的地位。1930年代末至40年代，民族危亡、内战频仍，民族话语高于个人话语的历史语境进一步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推到前台，“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文化规范悄悄取代了‘五四’以来逐渐形成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文化。战争高于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与反社会意识都受到严重削弱，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难以为继……”（陈思和，2001:382）这样，“五四”新文学时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被现实主义一枝独秀所取代。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指导纲领，现实主义唯我独尊的正统地位也就在“十七年”的政治话语语境中得以合法地确立。

其次，作为“十七年”中国英美文学翻译选择权威参照系的苏联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界对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的推崇，对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界无疑亦是影响巨大。事实上，早在俄国时期“现实主义”一词在俄罗斯文学评论界就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éWellek）所指出的：“在俄国，现实主义就是一切。在那里人们甚至竭力寻找过去时期的现实主义。”（韦勒克，1999:229）还在1836年，著名的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就采用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真实的诗》中使用的“现实主义”一词来评论莎士比亚和司各特。而当俄罗斯文学进入苏维埃时期以后，现实主义已经逐渐变异为被苏联官方规定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在苏联学者看来，现实主义是一切文学创作方法的最高境界，而其他有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或流派，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则统统被带上“反现实主义”的镣铐。而通过对“反现实主义”的遮蔽、扼杀，文学空间所呈现的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一元化的美学形态。

现实主义既是苏联唯一合法的文学创作方法，也是苏联翻译界用来甄选、规约外国文学的重要标准。就英国文学而言，苏联学者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至19世纪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出于借鉴的目的，“十七年”中国翻译的几本苏联学者编写的英美文学史如《英国文学史纲》、《英美文学史教学大纲》以及涉及英美文学的外国文学史如《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史》、《西欧文学简论》等，基本上都反映了这个倾向。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将英国现实主义传统溯源至14世纪肩负中世纪与新时代使命的诗人乔叟。他说“：从这个‘朝圣’（《坎特伯雷故事集》）开始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荣道路给世界以伟大艺术珍品。”（阿尼克斯特，1980:58）这些文学史常常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别林斯基、高尔基等文艺界权威对英美文学译作的阅读事实与喜爱来作为评判这些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根据《译文》编辑部编写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内部刊物）中“国外文艺动态”栏《苏联大量翻译外国作品》一文的报道，英国文学作品在苏联翻译出版的品种和印刷数居苏联外国文学翻译的第三位。英国作家的作品用54种语言出了32,414版，约650万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笛福（DanielDefoe）、斯威夫特、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和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等被列入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

对美国文学的翻译，苏联文学界同样也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作品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斯皮勒（RobertE.Spiller）在《美国文学史》关于美国文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一章中，指出苏联对美国文学的翻译选择模式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对美国文学的翻译选择。他说：“从一开始，如果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幽默的或英雄主义的，反映民主思想的，讲述的是关于大城市生活的，关于边疆冒险就更好，刻画的角色是美国劳动大众的代表，那么这样的作品就会赢得他们的青睐。”（Spiller,1957:1384-1385）根据斯皮勒的《美国文学史》，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25年（1918-1943）里，共有217位美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文，印数达3678.89万册，其中翻译最多的前三位作家分别是杰克·伦敦（JackLondon,1036.7万册）、马克·吐温（MarkTwain,310万册）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270万册）。（同上：1386）前三位的印数竟占总印数的5成左右。

在现实主义主宰“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的“诗学”话语和苏联英美文学翻译选择倾向的巨大影响下，英美现实主义传统文学获得了“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的特别青睐。英国文学方面，被汇入现实主义大军而纳入翻译范围的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启蒙时代笛福、斯特恩、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TobiasGeorgeSmollett）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谢立丹（RichardSheridan）的戏剧、布莱克（WilliamBlake）、彭斯的诗歌，司各特（WalterScott）的历史小说，维多利亚时代萨克雷、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CharlotteBront）、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Gaskell）、哈代（ThomasHardy）、高尔斯华绥等人的小说，萧伯纳（BernardShaw）的戏剧等等。其中，莎士比亚（35种）、狄更斯（16种）、高尔斯华绥（9种）是“十七年”中国翻译最多的三位英国作家。在美国文学方面，被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和诗人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TheodoreDreiser）、斯坦贝克（JohnSteinneck）、欧·亨利（O.Henry）、惠特曼（WaltWhitman）等人获得了“十七年”中国翻译界的大力推介，其中马克·吐温（30种）和杰克·伦敦（23种）是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得最多的美国作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在同时期的中国翻译界遭到了冷遇。关于是否要破坏作家的创作情绪的观点则对如何处置那些抒情言志、表现现代人思想的流派作了政治上的最高指示。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2002:79）对于外国文学来说，尽管“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无力干涉外国作家的创作自由，限制其创作方法，但却能通过拒绝翻译这些作品来阻止这种创作情绪在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从以上所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十七年这样特殊的接受语境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只可能让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英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而让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集体失声。与之相比，浪漫主义文学的境遇稍稍好一些，但也难免被修枝剪叶的命运。

二、寻找光明的背面

表面上看，新中国成立后头十七年的外国文学翻译是从现实主义的诗学角度来择取英美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为英美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传统，新生的共和国本着尊重、借鉴他者文学遗产以建设、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的宗旨，作出这样的翻译选择似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一下蕴藏在这一翻译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将很容易发现，对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选择骨子里实际还是在奉行“十七年”中国特殊语境下那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同时又是在当时苏联的政治文艺话语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因此，这一翻译选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它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翻译的选择，而是新中国“十七年”独特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翻译行为。在跨越时空的文化传递行为中，译入语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已经与其脱胎其中的文学母体渐行渐远。在苏联政治话语的囹圄中，作为抽象艺术审美概念的现实主义术语已经被异化为一个超越了单纯文学意义的政治话语，并进一步被肢解成染上了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两个子术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

作为苏联唯一合法的文学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创作的目标局限于凸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我们的文学充满了热情与英雄气概。它是乐观的……因为它是上升阶级—无产阶级—唯一进步和先进的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日丹诺夫，1959:21）因此，客观反映现实/真理的创作方法就演变成了对现实的理想化和脱离实际的美化。在这种旨在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和英雄主义的文艺话语的规约下，文学创作充斥着对现实的理想主义甚至不符合实际的描绘，无视甚至有意遮蔽社会的病痛之处。著名作家王蒙在反思苏联文学的“光明梦”时曾指出：“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也带来了负面的结果。它是现实主义的继承，也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粉饰太平的自己安慰自己的幻想的真实正在取代严峻的真实。”（王蒙，1993:58）这种粉饰太平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对真实/真理的追求不见了，只剩下政治的乌托邦。

如果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真正内涵的背离在于它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作为对现实的表现，那么苏联视域下的欧美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则反映了它的另一个极端：将文学等同于赤裸裸的他者社会问题的揭示以及对他者社会问题的批判。高尔基关于资产阶级“浪子文学”的定义就带着苏联强烈的政治烙印。他在1934年8月17日举行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苏联的文学》中，将西欧作家分成两派：“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的阶级的……另一派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高尔基，1960:17-19）因此，如果说苏联文学意在创造社会的光明梦想，那么苏联对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曲解则意在借他者的“逆子”之口臆造对峙社会的“梦魇”，并通过文学翻译的途径培养本土读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紧跟着苏联话语的中国在翻译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上所奉行的政策自然也是与苏联如出一辙。暴露敌人的“黑暗”成了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的一个迫切任务。1949年《翻译月刊》的“创刊词”《翻译工作的新方向》对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文艺作了方向上的规定，指出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介绍要先经过翻译工作者的清滤，通过翻译工作者的精密深入地了解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它的腐败性、反动性等等，针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弱点，进行有效的攻击与战斗（孙思定，1949:3）。同时在批判他者的同时教育本土读者热爱自己的社会。这从当时的一段文字可窥见一斑：“解放后，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继续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读者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美学价值……今天，我国人民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了解旧时代的特点，旧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更进一步认识过去社会的丑恶面目。因而也使他们更加热爱现今的社会，更积极地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57级全体同学，1960:202）朱虹在《论萨克雷的创作》一文中对狄更斯、萨克雷等英国作家创作主题的归纳，非常具体地点明了为何这些“浪子”作家会成为“十七年”新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热点的原因。她说：“关于资本主义大都会的繁荣及其阴暗角落；关于劳动人民受凌辱的生活及其反抗；关于剥削阶级的腐朽堕落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以及在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普遍竞争中许多小人物的命运等等，都在狄更斯、萨克雷、勃郎特、特罗洛普、盖斯凯尔夫人等人的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反映。”（朱虹，1963:22）在他者文学中寻找光明的背面—黑暗，既直接对他者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引以为戒，也是百废待兴的新社会对自己所选择的“光明”的社会制度—苏联模式的间接肯定。

三、“十七年”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

除了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和黑暗外，当时的苏联文艺界还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人道主义，并且也把它作为评判欧美“浪子文学”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然而，对于1950年代的新中国而言，“全民政治化的目的在于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而人道主义则被视为最易突破社会主义的‘糖衣炮弹’，无论怎样提防都不为过。”（王建刚，2004:251-252）因此，从一开始，“十七年”中国的翻译语境就是在高度警惕的态度中迎接这些来自他者世界的“浪子文学”的。事实上，对新中国而言，从1950年代初起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就从来没有消停过：1951年批判的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1957年批判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些批判都直接影响了对英美文学的翻译。根据《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1951─52年是50年代英美文学作品翻译得最少的两年：1951年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为6种，1952年仅为3种；美国文学1951年为8种，1952年为9种。而从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开始，尽管在“”等运动的刺激下，外国文学的翻译也跟着加快了速度，但此时中国文化界对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从肯定的态度转变为对其大加批判。

“从1949年以后的现代性实践经历看，革命者倾心的一直是思想的斗争、精神的高扬、心灵深处的革命。”（蓝爱国，2003:6）因此，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些被“十七年”译入语语境建构起来的单薄的“批判”外衣很难抵御“革命”的狂轰滥炸。这些作品所蕴含的人道主义内核成为了“十七年”译入语语境所不能容忍的异类。50年代末，一批批判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当时重新评价欧美文学的态度。卞之琳等人提出，对于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要“从今日的高度看这些作品，本着‘政治标准第一’的精神，首先分析其中的思想倾向。”（卞之琳等，1959:72）冯至指出“：为了配合反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要站在共产主义的高度上，对于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给以重新的估价”。（冯至，1960:56）与这些声音相应和的是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著名翻译家吴岩回忆说：“‘’之后上海‘作协’就大张旗鼓地开了四十九天的会，大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认为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毫无用处……不久的‘反修’，查创作中的‘修正主义’，凡描写战争残酷，有宣传人性论味道的字句、段落，都认为是修正主义。最后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只剩下亚非拉和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吴岩，1998:52）在这种情势之下，进入1960年代后新中国的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也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那些反映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英美小说遭到了重新盘查。1955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杨必翻译的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的《呼啸山庄》。小说塑造的男主角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者而受到重视。但是1960年《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一文却对《呼啸山庄》提出了批判，认为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作家歌颂个人反抗，肯定个人主义，也就会宣扬蔑视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文章认为希斯克里夫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朱于敏，1960:83-86）。不仅如此，该文还对曾经被马克思赞美过的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李霁野译，1936年出版，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提出批评：“本来，既然个人反抗注定要失败，写出这种失败正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成功的一个标志。而像《简爱》那样为个人反抗勉强安排了虚假的‘幸福’归宿，结果就多少抵消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朱于敏，1960:86-87）连著名外国文学研究者冯至也对《简爱》中的爱情观提出批评：“我们教育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献身革命事业，有人却认为爱情至上，把爱情绝对化、神秘化，沉溺于感伤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诗歌里，甚至于从《简爱》一类的小说里去寻找如何对待爱情的道理。”（冯至，1964:15）随着这些批判声音成为当时外国文学批评的主流，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组织了一批作者，推出一套重新评价已经翻译出版过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小册子。与英美文学有关的著述有：《论伏尼契的<牛虻>》，《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论哈代的<苔丝>》、《论哈代的<还乡>和<无名的裘德>》，《论艾米利·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等，其目的是“帮助青年读者正确地理解这些作品，取其长处，免受其不良影响。”（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1960:206）

四、狄更斯与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

狄更斯和马克·吐温是“十七年”期间中国翻译界给予特别青睐的两位19世纪英美作家。从翻译的数量来看，在英国作家中，狄更斯所受到的关注仅次于莎士比亚。从1950年到1963年，狄更斯作品的中译本有16种，而马克·吐温作品的中译本高达30种，在“十七年”被译介的美国作家中排在首位。可以说，这两位作家的所有重要作品基本上都被译成了中文，有些作品甚至出现重复翻译出版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普通劳苦百姓的同情，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腐败、黑暗的时弊所进行的猛烈抨击，十分符合“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对所谓“欧美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期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加入了“抗美援朝”的战争，文艺界也随即展开了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在这样的语境中，狄更斯首先是作为一名“揭露”美国社会丑恶现象的英国作家被介绍给新中国读者的。狄更斯曾经两度访问美国（1842年和1867-68年）。1842年，狄更斯访美归来后写下《游美札记》谈他对美国的印象，对美国的奴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950年《文艺报》第2卷第4期刊载了一篇译自苏联《环球杂志》的文章《狄更司笔下的美国》（自生译），《翻译月刊》1951年第4卷第3期翻译刊载苏联人契尔尼亚克的文章《狄更斯的美国丑恶暴露》（星原译）。这两篇文章根据《游美札记》中的一些内容断章取义地把狄更斯塑造成了一个敢于揭露美国社会丑恶现象的英国作家。在后来关于狄更斯小说的评价上，苏联学者主要就是从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批判入手的。狄更斯是苏联重点翻译介绍的作家，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就已经有了3部不同的狄更斯全集的俄文译本。“十月革命”以后，重译的狄更斯小说也有十多部。在苏联，狄更斯被称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代表。因此，从“十七年”新中国文学界对英国文学翻译的选择要求来看，获得苏联认可的狄更斯毫无疑问是一位“政治正确”的作家。20世纪50年代，中国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依据基本出自苏联学者。总的来说，这些评论在“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上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强调的是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揭露暴露，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现实主义创作的运用等等。”（葛桂录，2003:207）从“十七年”中国翻译的狄更斯的作品来看，那些被认为最能反映现实、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小说最受重视，甚至被重复翻译。狄更斯有多种作品被重复翻译，DavidCopperfield（1849）有三个译本《大卫·科波菲尔》（董秋斯译，1950）、《大卫考柏飞》（林汉达译述，1951）、《大卫高柏菲尔》（徐天虹译）；AChristmasCarol（1843）有3个译本，《圣诞之梦》、《圣诞欢歌》、（吴钧陶版）《，圣诞欢歌》（汪然版）；OliverTwis（t1837）有两个译本《奥列佛尔》（蒋天佐版）和《雾都孤儿》（熊友榛版）。而像DombeyandSon（《董贝父子》，1848）、BleakHouse（《荒凉山庄》，1852）这两本被阿尼克斯特视为“调和阶级矛盾”或“描绘的图画具有很大的阴郁性特点”（阿尼克斯特，1959:400）的小说则未受到重视，前者只是被节译（《世界文学》，1961年，第7、8号），后者则未被翻译。在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运动中，评论界对狄更斯的评价显然来得比苏联凶猛。1960年，杨耀民等人的文章《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劳动人民形象》，批判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954）中的阶级调和论，认为狄更斯作为资产阶级作家，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类的思想，要劳动人民放弃斗争，归根到底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杨耀民、干永昌、张羽，1960:35-36）。1957年，《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被译之后，“十七年”后期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就没再以单行本的形式翻译出版。因此，1957年之后，狄更斯小说的价值也就基本上只有研究中的批判意义了，这种局面直到“”结束以后的“新时期”才得以改观。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情形与狄更斯一样，“苏联差不多每一个儿童都读过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传》和《哈克贝利·芬传》；苏联各大学的文学系对马克·吐温的作品作过许多次的专题研究。”苏联的认同确保了马克·吐温在“十七年”中国语境中的翻译一路畅通，成为“十七年”中国翻译最多的美国作家。在“十七年”中国语境中，TheAdventuresofTomSawyer（《汤姆·索亚历险记》）多达7种译本，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有2种译本，ThePrinceandthePauper（《王子与贫儿》）有3种译本，LifeontheMississippi（《密西西比河上》）有3种译本，TheManThatCorruptedHadleyburgandOtherStoriesandSketches（《一个败坏了哈德勒堡的人》）和Pudd’nheadWilson（《傻瓜威尔逊》）都各有2种译本。

“十七年”中国文化界关于马克·吐温的评论

首先是苏联学者P.奥尔洛娃的《马克·吐温论》。奥尔洛娃通过对马克·吐温作品的分析，认为“吐温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从早期作品中轻松的诙谐转向于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并最后发展到敌视和否定帝国主义的美国。吐温是那些虽然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还有很大距离、却会严厉地批判了帝国主义的作家之一。（”P.奥尔洛娃，1954:157）1960年是马克·吐温逝世50周年纪念。

周珏良的《论马克·吐温的创作及其思想》也强调吐温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受50年代末“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运动的影响，作者还从吐温作为资产阶级作家的身份对其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批判提出批评（周珏良，1960:130-132）。1961年，苏联学者包布洛娃的《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华侨工人的形象》）则从马克·吐温描述中国人的小说和他对中国的态度的政论文章中，揭示马克·吐温对美帝国主义的抨击和对中国的友好态度，“马克·吐温—人道和正义的，富有热情的人—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包布洛娃，1961:118）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研究中关于马克·吐温反对种族歧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特点也通过翻译的形式传播给读者。60年代，全球范围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文学》1960年7月号刊载老舍的文章《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在文中老舍指出：“我们尊重吐温留下的文学遗产，因为它里面鲜明地反映出美国人民的一个优良传统：热爱和平和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反对殖民主义。”（老舍，1960:131）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吐温的《赤道环游记》（FollowingtheEquator,1897）。马克·吐温在1895─1896作了一次环球旅行。《赤道环游记》正是这次环球旅行归来写下的一部游记，描写世界各地包括原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风土人情，历史习俗。老舍认为，“《赤道旅行记》虽然只是一部旅途随笔，却有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吐温在他的环球旅行中看到了一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他愤怒地揭发了白种侵略者给他们带去的‘文明’。”（老舍，1960:129）译者常健在“译后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作者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勇敢的揭露和谴责，重温一遍殖民主义的罪恶的历史，同时也可以看到它的作者所没有看到的世界人民就要把殖民主义葬入坟墓的前景。”不过，这部书中许多内容与译者所设想的相去甚远，译者不得不为这部“美国文学中第一部反对殖民主义的名著”作种种后续解说，“由于作者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和某些资产阶级传统见解的束缚”，把印度士兵大起义说成“大叛乱”，受白人优越论的影响，赞美一个舍己救人的神父等等。然而，这些翻译的周边文字恰恰展示了翻译所无法抹去的他者的真实印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翻译试图到达的目标：批判资本主义。

五、批判现实主义：谁的批判

综合本文所述，在中西政治文化对峙，他者缺席的历史语境中，“十七年”中国翻译研究界将目光投向19世纪英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以语言建构即社会建构的天真设想，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等已经故去的英美现实主义作家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将他们的文学作品作为了解那些当时与中国相对峙的社会如英国、美国等的窗口，试图在他者的历史中寻找他者现实社会的黑暗，用以对彼时他者的批判。例如，《游美札记》的“译后记”中这样写道，“虽然狄更斯写的只是个人的感受，表面的现象，但是却是他亲身的见闻，忠实的记录，使我们读来，可以知道，现在的美国统治阶级，那样凶恶，那样残暴，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是由来已久的，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所以狄更斯对美国的这些暴露，即便在现在，仍旧有它的历史的和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将他者历史化的努力不但徒劳无功，也为他者留下了一个笑柄。1979年，陈焜在反思新中国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中那个关于“狄更斯死了”的笑话令人深思：“据说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派留学生出国，外国人发了些议论。一位英国记者说，他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去英国，因为到了英国，中国人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已经死了。妙语成趣，这句俏皮话当然把我们挖苦得很苦。……他的意思大概是讲，狄更斯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了，不要再用他看当日英国的眼光来看今天的英国了；情况改变了，不要再把奥列佛尔要求多给一点食物的英国看成现在的英国了。”（陈焜，1979:28）而将“浪子”、“叛逆”的帽子任意扣在这些作家的头上也是难以让更接近真相的源语读者苟同的。

即使马克·吐温在本土遭遇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美国的读者始终相信马克·吐温是深爱着美国的（董衡巽，1985:22）。同样，在英国主流文学评论界看来，狄更斯对他身处时代的贫穷、丑恶的细致描述并不证明他对社会的仇恨，而是揭示了狄更斯的仁爱之心。利维斯在分析《艰难时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狄更斯）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城市（以及郊区）景致所呈现出来的富有人情味的人性。当他在丑恶、龌龊以及陈腐中看到──这是他非常乐意看到的──日常显露的人性之善以及基本美德伸张自己的时候，他的反映乃是一颗温暖的同情之心，里面完全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厌恶感。”（利维斯，2002:392）由此可见，他者缺席的批判现实主义只是自我对他者现实一厢情愿的批判，而那批判声中总带着的牵强附会的作者“局限性”的尾音恰恰使这种批判产生的尴尬效果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