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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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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哲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意义重大。文化哲学研究与人相关的一切活动和活动领域,并对人类已有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刻反思,人不再是单向度的人,不再是固守个别特殊文化的存在,而是重回总体的人。文化哲学有别于以往只是从外在的必然性去理解历史的意识哲学,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理解方式,通过考察历史的显性和隐性文化内涵从历史本真出发来理解历史。

[关键词]

文化;文化哲学;大众文化;实践

智慧文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关注的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深层内核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在意识形态的对立日趋模糊化之后,文化方面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文化哲学在现代多种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的洗礼下以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文化问题的突出以及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及深入是与人类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的,在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历史神话的新时代,人享受着物质丰裕所带来的巨大便利,但是同时人越来越被巨变的现实所迷惑,人的异化、孤独、焦虑等状态盛行,人日益被其造物所统治,人类社会弥漫着深刻的文化危机。正是基于此,文化哲学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何为文化

历史是属于人类的,人在历史中生成,人的全部发展史无疑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对于人类文明载体的文化,哲学家们一直进行着丰富的研究,由于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多面性,对文化的基本定义也有着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内容,其中克鲁伯考察了人类历史上思想家对文化的不同定义,经过系统的分析整合,整理出文化的百余种定义,对文化的概念以及各方面内容有了一个总体性的认识。他们把关于文化的定义划分成不同的组别[1]81-142:“描述的”(de-scritptive)文化定义20种;“历史的”(historical)文化定义22种;“规范的”(normative)文化定义25种;“心理学的”(psychological)文化定义38种;“结构的”(structural)文化定义9种;“遗传学的”文化定义40种;“不完整的”(incomplete)文化定义7种,可见文化定义非常复杂。同时,文化也被定义为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斯宾格勒)、人类文明的总称(泰勒)、展示人之本质的符号体系(卡西尔)、人的第二自然(舍勒)、人的现实的生存方式(胡适、梁漱溟)。可见,这些定义都重在廓清文化的基本意义和基本功能,但最为重要的,无论哪种文化定义都离不开文化与人的关系,有时是作为个体的人,有时是作为共同体中存在的人。对复杂的文化定义进行梳理,总体上可以将文化分为两方面,即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关涉人的全部行为及人类的全部造物,与文明近似,“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2]52。而狭义的文化实际上等同于人化,是人类的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包括具体的文学、艺术、思想、观念、价值等。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二者都是研究的对象及材料。

二、文化哲学产生的前提

文化哲学研究的初期提出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之后研究逐步纵深化、系统化,文化哲学逐步开始从自在走向自为。20世纪30年代之后关于文化哲学的系统研究逐步兴起并丰富,卡西尔明确使用“人类文化哲学”的概念,以人的符号活动为人的真正本质活动,这种符号活动包括人类一切象征性活动,人类世界的活动归根到底就是一系列文化活动。

(一)总体现代化观念的产生

现代化的逻辑演进及总体现代化观念的产生是功利主义的原罪,以片面的工具理性取代的全面的理性概念,古希腊的理性概念经过启蒙思想的涤荡其伦理维度部分丧失,并降为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对技术的狂热追求相应地刺激了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涌流,但是工具理性却有着两面性,作为道德目的和完美德性的共识善维度在工具理性中流失,单向度的人出现,大众文化危机尽显。人与自然的冲突显性化,人的危机全面爆发。基于此,西方思想家率先兴起对现代化反思的思潮,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等致力于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后现代化思潮使哲学发生了从技术理性向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核心的研究转向,总体的人以及人的总体性生活方式的实现有了可能,同时这种可能已经现实地走进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类思想史的变革照进现实生活世界,人类整体的生存方式将发生彻底转变,进而改造人类的意识,人的思想境界和理解方式的重构将使得全景化的文化视野在世界范围生发。

(二)全球化的文化逻辑生成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现代化提速,在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前所未有地增强,其中,文化的多元价值尽显,同质化和异质化矛盾分歧一再出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将其本身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遍化,从而将和自身文化不同的文化同化甚至消灭,这是文化同质化战略。但是伴随着西方国家推行文化普遍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则要求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坚持一种异质化的文化逻辑,在西方文化霸权下力求保持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殊性,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同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抗衡,这是文化异质化战略。人类发展的历史现实证明,民族之间应该保有不同的文化,各个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对话,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形成民族统一的价值核心,展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是人类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整体是由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构成的,根本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类而不考虑其文化的共同规范和规则,所以也不存在对人类进行比较和分级的普遍的标准。世界的文化格局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文化间性结构,在民族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不会出现彻底趋同,文化间性的张力结构将成为文化进步的内驱力。在未来,文化的同质和异质之间的矛盾将被具有矛盾消解的建设性逻辑所替代,彼时,超文化形态可能出现,这是一种多元文化,西方文化的优越一元化和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原文化的极端固化都将消解。随着了解、交流的极大丰富,不同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种有机整合。世界文化是一种统一性而不是一致性,不是基于消除各种差别性,而是包容、理解、承认这种差别性,正是这种差别性更加体现世界文化的魅力及活力。

(三)共同价值核心的构建

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极其丰富,人的文化产物表现为文学、艺术、戏剧、哲学等一系列形式,其中不同的文化领域和文化门类都是理解生活的独特方式,体现其产生的时代世界观和价值观特色。美国思想家杜威就认为,文化产生的各种分类自然历史的结果,是必然的过程,必然产生相应后果。第一,各种不同的文化门类再现出的人类世界观会产生一定差异性,但是随着文化领域内部认识的不断深化,将会导致完全割裂开文化的各部门、各门类间本应有的共同的内在联系各自渐行渐远,最终使得文化的诸多领域间彼此互不相通,出现文化门类内部自我封闭的倾向。文化各领域的专深发展使得各自分别形成一系列解读世界特有的专业语言,这对于文化门类内部系统深入研究有一定帮助,但是正是因为过分专业化而使得不同门类之间的融合难以实现,这就造成了文化部门间发生了交流和沟通的障碍,各部门构成了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单子,由上帝预定和谐,使基本价值同美、善相对立冲突。第二,文化门类内部各自形成特有领域的隔绝性导致文化各领域生发出绝对化倾向,往往把自己所在部门和文化门类的价值绝对化、普遍化,超越文化部门的界限,自认为可以冲破自身领域的樊篱将其普遍化到其他领域,建构出普遍价值,显然这种普遍价值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种虚假的普遍价值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将打破文化生态的平衡,形成文化危机。出于对这种可能的忧虑,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科学统一的期望,拟推行一种用科学办法产生的人工语言,来统一各文化门类之间专业术语纷乱的运用,但是这种还原人类语言信息的技术极有可能会把相反的信息还原成相同的信息。文化分化伴随着差异化、绝对化等现象变成了一种文化危机,导致文化自身逐渐走向失衡甚至失控。所以必须追求文化的理性统一,克服文化分裂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文化诉求,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内在趋势,相对于文化整体来说,文化领域的特殊性也有着特殊的价值。第三,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体系下,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他看重的是一个整体,而个人在存在主义视角下恰恰是最真实最宝贵的,整体才是虚假的。由此,我们应该反思,打破二元对立的状态,既保持一种特殊性,又保持一种普遍性,令特殊中具有普遍性,又不损害普遍中的特殊性,才能实现主客观的统一。文化由于领域和门类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样态,但是不能消解其内在联系,正是文化的本体论依据,使得各专业之间的交叉研究增多,形成本原的联系,所以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重合并不是人为的,根源在于文化本身就是整体。文化的隐背景演变为生活世界的显背景,文化本身借以生成为意义实体,文化无处不在地打入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切实地经验感受着,从而打破了单独性,文化总体的经验出现,这时文化的总体性得以成为哲学的主题。正如曼海姆所言:“我们所有的科学都已成为文化科学,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成为文化哲学。”[3]11这三个前提对文化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理解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文化哲学得以产生的三大根本前提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意义重大,进而实现了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方式的根本转变,人再不是单向度的人,不是固守个别文化、固守文化特殊性的存在。人以全面的方式理解文化、开放性地接受多元文化的价值,人重回完整的人,人的生存方式由片面走向全面,由个别走向总体。人的存在的分裂得以弥合,人的总体性生存方式生成。这种转换也是哲学的巨大变革,哲学思考的范围更加宽泛,思考范式更加多元,哲学门类和领域限制的打通极大地扩展了哲学的问题域及研究域,丰富了思想的境界。哲学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诠释,传统哲学问题的积极意义的转换,能够解释更多的问题,同时这一根本性的转换也使一切哲学都无法回避文化问题,关于文化哲学各种研究就是当代哲学所内蕴的基本内核,文化哲学在现实的发展中从自在走向自为,正是在这种对现实文化逻辑的思想回应中体现出了当代哲学的文化性向。

三、文化哲学产生的背景及未来

文化哲学对现实有深深的关切,文化哲学不是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相并列的部门哲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形态也是哲学范式的转换,文化哲学研究与人相关的一切活动和活动领域,并对人类已有的文化精神进行自觉深刻反思,使其有别于以前的意识哲学,并不只是从外在的必然性去理解历史,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理解方式,通过考察历史的显性和隐性文化内涵,从历史本真出发来理解历史。美国著名学者、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在对当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现存社会秩序中已经形成的发达国家社会内部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大板块,在传统时期有统一的价值核心,但在当今却发生了价值断裂,而且彼此对立、冲突,特别是自新闻传播普及化以来伴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大众传媒使得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发生大范围崩塌,享乐主义、后现代主义中反文化思潮显现并蔓延,大众文化呈现出普遍化的危机,各自围绕不同的轴心集体否定,所遵从的核心原则即是经济效益至上,这是一种完全的资本逻辑,在政治领域其所遵循的是平等观念,在文化领域占支配地位的不是经济利益也不是平等权利,而是自我表现、自我满足,充分要求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平等,表现出反制度化的精神倾向。这三个领域的不断冲突标志着社会统一价值的断裂,是任何现代化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为研究我国的现实问题开阔了视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价值激烈碰撞、重组的关键时期,社会多元价值、理念相互交织,价值断裂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某些领域中。目前,市场经济的逻辑几乎同化了所有的领域,这种资本逻辑的同化性应引起重视,经济过程以社会主流的方式统治了部分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以其巨大的市场效应铺陈并转化成文化商品,大众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市场化因素,渐失文化的教化维度,而滑向低俗、随意式消费维度。文化已由深层的人生领悟逐渐转变为快餐式的生命满足。“科学”和“民主”是我国近代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原意是广义的内在完整的理性精神和观念原则,而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和科技理性,然而人们在具象的意义中走向狭窄意义。科学变为一种唯科学的意识形态,消解了科学和民主尊重个性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共同前提,中国近代的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中深层的人文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连带消解,深刻内核被功利地缩减为单纯的结论性口号式理念,作为各种运动的力量凝聚及诉求指引。我国的市场经济即是建基于近代启蒙的功利主义思潮上,自然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充分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人文精神却被放空、放逐到生命的边缘,加剧了二者的对立。当然这种二元对立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始于实践的二元对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人的行为和实践作出规定,明确区分了“实践”和“制作”两种人类行为。认为制作和实践完全不同。首先,实践是一种德性的实现活动,是行为和道德选择的最终善,重在于“行”,制作则是按照自然的原理去制作,重在于“知”。而科学和技术都是在追求某种具体的善,即“科学追求某种善,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而把善本身放置一旁”[4]17。实践和制作的区别之二在于二者所依据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考和理性。实践的理性是“明智”,也就是善于筹划对自身善及总体有益的事,可以理解为良善的好人的实践,而制作的理性是“理智”[5]10,指的是科学和技艺的理性,是一种技术理性。实践的意识应该是明智而非理智,并不是科学记忆性的思维。实践智慧发展到今天被人们片面化地理解为功利性的技术层面,只是一种技术性活动,而完全抛弃了实践的至善维度。实践和制作的区别之三即是实践不以外物为目的,其活动本身即自身即是完满的目的,制作却正是以外在的事物为目的,追求行动产生的后果及效果,可见实践是自为的活动,制作是为他的活动。因此,实践是自由的、无条件的人的活动,而制作是非自由的、有条件的活动。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的主体是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贵族,有条件培育至善而从事哲学思辨及政治活动。同时,作为道德的实现活动,实践是“自足”的,形而上学就成为了和物质生产相对立的真正的实践。而制作的主体是奴隶,其主要工作就是制作物,与物接触,难免被物化、受物制约附属于物,制作无论是主体还是对象都是不自由的,以他物为目的的。而实践的目的则是完满的、自为的,它深刻体现为对人类终极的道德关怀,有着深刻的超验维度。正是实践的超验维度和至善的终极关怀使得实践极具魅力,有必要用总体性的实践维度消解世俗化、物化的大众文化倾向,重构人类学实践观,扬弃通过实践获得某种认识、把实践作为某种工具看待的认识论实践观和通过人对世界的改造并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本体论实践观,将二者内化为自身的环节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也是人的总体性、完整性的回归,重建人的完整统一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现代化观念一开始是学习西方,之后逐步丰富,为避免偏颇,要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同发展。今天,构建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能重使社会意识回归总体性,这种总体现代化更能完善文化的现代化。文化哲学作为全新的哲学形态,其哲学范式的转换在现代哲学的研究领域内实现,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形成开放的理论视野。文化哲学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其理论资源广泛涉及人类文明的众多成果,其中重点包括价值哲学、历史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文化批判理论、哲学人类学、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政治哲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各学科、多种理论相互交流融合,各民族地区之间交流的加深,世界的文化格局将会打破以往的模式,开启商谈、承认视角,文化间性的内在张力得以释放,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会出现越来越强的文化整合,但是整合不是彻底趋同,而是多元共在,在自由、平等、发展等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共同驱动世界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2]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M].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M].艾彦,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丁立群.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牟海侠 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文化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责任编辑:沈应婷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