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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视角下认知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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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喻:学术研究之热点

隐喻研究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常青树。谢之君在《隐喻认知功能探索》中对隐喻的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三个阶段归纳:第一阶段,自亚里士多德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第一阶段亚里士多德时代从修辞角度出发提出“替代论”;17至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Vico,1668—1744),首先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原始人类的人性、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宗教、社会制度、历史、习俗等文化现象进行统一、全新的解释。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卢梭(Rousseau,1712—1778)和德国哲学家、批评家赫尔德(Herder,1774—1803)在《语言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人类语言的起始就是隐喻性的。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卡西尔(Cassirer,1874—1945)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人类语言的隐喻表达性能已经超过了其逻辑和推理的思维能力,人类隐喻思维具有“神话思维”的功效。

第二个阶段是语义学研究时期,以理查兹(I.A.Richards)和布莱克(Blake)为代表。理查兹提出了著名的隐喻“无所不在的原则”,认为语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话语有密切的关系。布莱克拓展了他的理论,他们从语义层面剖析提出“语义互动论”。第三个阶段是多学科研究阶段,主要以西方哲学、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学科专家、学者为主流,对于隐喻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热潮,学术界涌现了各种新的隐喻理论,掀起了一股“隐喻热”。1980年《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一书出版,作者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书中首次提出概念隐喻的命题,并将隐喻纳入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语言符号等研究范畴,具有哲学和语言学的重要意义,是隐喻研究中的又一个里程碑。1994年,吉伯斯(R.W.Gibbs)在《思维的诗学》(ThePoeticsofMind)一书中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一种脑力思维。人通过这种思维能力,把一个知识域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上,从而创造出新的认知,完成了人理解自身和世界的过程,该书被莱考夫称为“认知科学的佳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有比宾•英德克亚(BipinIndurkhya)的《隐喻与认知:互动观》(MetaphorandCognition:AnInteractionistApproach),它由语言层面的隐喻表达进入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大脑神经系统学等领域,揭示了隐喻背后机制的重要认知角色。国内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介绍有关隐喻理论的专著和系统的评述,例如林书武(2002),束定芳《隐喻学研究》(2000),胡壮麟《认知语言学》(2004),张沛《隐喻的生命》(2004),赵维森《隐喻文化学》(2007)等,为我们提供了隐喻研究的多维视角。目前,国内外对隐喻学的研究已不再偏执于“语言问题”,“语言装饰现象”或“语言的特殊使用”等修辞学或文学范畴,而逐步演变为“属于思想、活动、行动”的自成体系的多学科、多维度的隐喻思维机制、性质和功能的研究。

二、隐喻思维构建认知世界的桥梁

隐喻研究从作为修辞手段的语言研究转到作为思维现象的概念和认知功能研究,其目的在于借助我们日常生活中丰富的隐喻现象来了解人们“如何有系统地应用一个概念领域去说明另一个概念领域,进而了解人们的思维及表达思想的模式。”[2]隐喻通过对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进行比较、分析,最终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所以,隐喻性思维是一种科学思维,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新视角。我们通过构成英汉造词的一些例子来感受一下隐喻性思维是如何生动形象地表现文化与生活的。1.通过隐喻,词义得到延伸翻看词典的释义,很容易发现在许多词的本义后面都会有一些由隐喻产生的引申义。如:英语中的pupil原义可以指瞳孔,引申出“小学生”之义,来源于瞳孔中的小人。crane原义可指鹤,但后来出现的起重机在外形和功能上和其有相似之处,所以,crane后来也有了“起重机”的意思。类似的这种词义延伸,汉语中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如风眼,锁眼,嗓子眼,心眼,肚脐眼等词语中的“眼”可以延伸为“小孔”之义等。2.通过隐喻,词性得以转换如英语pocketthemoney(把钱放进口袋)中,pocket(口袋)由名词转换为动词,表示toputsome-thingintothepocket(把东西装入口袋);knifetheenemy(用刀砍敌人)中,knife(刀)由名词转换为动词,表示toattackandinjuresb.withaknife(用刀攻击伤害);emptythetrashbin(倒空垃圾箱)中,empty(空的)由形容词转换为动词,表示tomakesomethingempty(倒空)等等。英语中的名词动用体现出语言的形象、生动与简洁。汉语中某一名词与某一动词搭配,构成一个新的具有隐喻意义的动词,则简洁、富有想象力,是英语中的构词难以匹配和翻译的,如席卷、笼罩、云散、吻合、鼎立、瓜分、冰释、瓦解等等。3.通过隐喻,复合词形象生动汉语中通过这类构词法构成的隐喻性复合词很多,如:杏眼、鸭梨、柳眉、驼背、鹰鼻、兔唇、雀斑、狐步舞、面包车、鸡胸等等。另外,有些汉语词语人们更多运用的是其隐喻含义而不是字面意义,如墙头草、过街老鼠、落水狗、绿帽子、破鞋、虎穴等等。[3]由于隐喻既是一种认知现象又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化现象,隐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的经验和主观认知活动,所以英语复合词的形成和理解需要与英吉利民族海洋生活以及这个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上述汉语中通过形象类似而形成的隐喻性复合词如果翻译成英语会大大失去色彩。而英语中的一些具有隐喻性的复合词会有很多文化背景,例如:bigfish(大人物)、coldfish(冷漠的人)、grayingso-ciety(老龄化社会)、breadwinner(养家糊口的人)、rosylip(樱唇)、bigthink(智囊)、deeppockets(财力雄厚的公司)、Kodakmoment(留下美好记忆的时光)、foxsleep(假睡)、bubbleeconomy(泡沫经济)等等。这些通过隐喻构成的英语复合词同样为语言的形象表达增添语言魅力。在人类所能感觉的三维世界里,我们所能感觉的、所能看到的已经不是现实本身和真正的世界。

“我们需要借助已知的概念或概念系统,并将此投射到未知的领域,以获得新的知识和理解”。[3]在对新概念、新思维的探索和阐述中,隐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手段。隐喻意义的理解不仅取决于个人对词义以及对其引申意义的理解能力,还取决于交际双方从文化方面获得的感知能力,隐喻在人类与文化世界之间构建起一座桥梁。

三、隐喻意识与思维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隐喻是跨域映射,隐喻映射植根于我们的身体构造、日常生活经验和知识,植根于源域和目标域之间一系列本体的或认识上的对应关系,其心理基础是抽象的文化意象。例如我们从自身的身体出发去表达新认识的事物,从较熟悉的向不熟悉的目标域发展,如“峰”表示在最顶部及其边缘部分,由此我们对这个词的认知从日常熟悉的“山峰”,“刀锋”,发展到新的目标域才会出现的“峰会”,“峰值”。从自我为中心出发去认知空间的概念,“高个子”,“矮柜子”发展到用这种空间认知来表达不同领域的认知。如情感上的“高兴”,“低落”;声音上的“高音”,“低音”;品性上的“高尚”,“低俗”等等。基于文化意象的概念隐喻在形成过程中,是一种心理感受上的相似,是指说话者或听话者基于自身文化、生存环境,社会习惯或其他心理因素对某些事物的感受产生相似性的思维反应。相似性是隐喻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基于文化意象形成的概念,隐喻既有跨文化趋同性或普遍性,同时又表现出跨文化的差异性和相对性。尽管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文化差异,但不同语言在使用隐喻表达时仍然存在相似的喻体和视角,诸如用身体的某一重要部位来比喻重要的人或事物。例如:“头儿”,“左膀右臂”,“心肝宝贝”;“headofourdepartment”,“heartofthecity”,“backboneofthecountry”。

人们从自身出发来认知世界是容易产生共同的认知体验的,但是当人们要不断的认知外部世界时,身体的体验就必然经历特定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环境影响,并且不可避免地形成不同的文化意象取向和不同文化特色的隐喻。文化特殊性的隐喻的产生与使用者独特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习惯、历史事件等因素有关。例如,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汉语里有“牛饮”(todrinklikeafish)、“挥金如土”(tospendmoneylikewater)、“天涯何处无芳草”(Thereareotherfishinthesea.)等词句,相应的“牛”、“土”、“草”在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英语里则相应地翻译成了“fish”(鱼)和“wa-ter”(水)。不同的耕作工具造成了汉语中很多用“牛”构成的表达法在英语中都说成了“马”(horse)。例如:“吹牛”(talkhorse),“老黄牛”(worklikeahorse),“壮如牛”(asstrongasahorse)。与历史文献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关的隐喻我们可以比较下面的一组词tomeetone’sWaterloo和“乐不思蜀”[4]。虽然拿破仑骁勇善战,常打胜仗,但面对当时的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皇室组成的联军,他没能取胜,兵败滑铁卢。这一失败让他很难东山再起;“乐不思蜀”原指蜀王刘禅在魏国都城歌舞升平之中,感觉“此间乐,不思蜀”。以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喻体的现象后被用来表示“不想念家乡或本职工作”,成为一个中国语言所特有的隐喻表达。概念隐喻是以约定俗成的共享文化为语境,在对具体的文化意象进行推理的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体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认知工具。隐喻意识与思维铺设了文化形态的基本架构,构筑了人类栖居的精神家园。意识形态获得了广阔的人文学视野,成为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四、以人为本探知世界的文化哲学依存于隐喻的思维及表达

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归纳为:古代哲学重本体论,近代哲学重认识论,20世纪的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要将语言置身于社会环境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触角必然伸向文化哲学。20世纪哲学最关注文化主题。哲学对文化的关注直接导致文化哲学思潮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l世纪,文化哲学愈来愈凸现于哲学研究的视野之中。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闭幕词明确宣布: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向文化哲学;199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其主题则更为明确:“世纪转变中的文化、价值和人类”。

从“文化”概念的语言原义来考察,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表征。《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表述的就是人来源于自然观察中所积累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种由人及物(自然)的运思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起源以人为中心的倾向。在西方,“文化”一词原义是指对土地的耕作及动植物的培养,后逐渐转义为培养、教育、发展等含义。这是一种由物(自然)及人的运思模式,这与西方哲学的“物质本体”起源论是相关联的。“文化”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文化”是指人类各种精神现象或产物,例如思想境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知识学问等;而“广义文化”是指自然物质以外的一切打上人的印记的存在。“文化哲学”是在哲学基础上的文化。在西方,1910年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发表的《文化哲学与先验观念论》一文最早出现“文化哲学”一词。在中国,1931年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提出文化哲学这一概念。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所以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6]可见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人起着主宰的作用,文化哲学将人的现实存在和活动作为其理论支柱,成为分析解决人与世界矛盾的重要手段,这正吻合了文化哲学所倡导的人的实践作用。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这种新的哲学观表明:文化,作为客观现实的存在,使人类获得了有价值的依存环境,而文化哲学正是人类寻求存在价值过程中的理论诉求。存在只能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才能由现象世界转化成有人存在的文明世界。海德格尔式的“诗意地栖居”,解决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现象与本质、存在与意识、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群族间的斗争。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活动的结果,其结构与功能是人类经验的产物,所以,语言能力是认知机制的一部分,“心生而言立”,其模式是: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符号。[7]在人的认知活动中,隐喻思维及其喻体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世界认知过程中,概念的形成依赖于隐喻。人们从自身出发所进行的探索和认知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地通过隐喻这种思维方式用已知领域的概念来表达新生事物,形成新概念,最后这些概念形成各种符号。这些符号绝大部分以语言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也有许多以各种文化符号,包括神话、艺术和宗教等形式保存下来,但这些都可以上升为更为抽象的概念。这一过程深化了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内涵,拓展了人的语言和文化理解上的思维空间。正如杨善民、韩锋在《文化哲学》一书中对文化哲学的定义,“文化哲学是这样—门学科:它试图在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现象背后,寻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律和法则,即为文化现象寻找一种哲学根基”。

文化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自发的文化模式或自觉的文化精神的存在方式。而隐喻则是在人类与文化世界之间构建起了一座桥梁,能够让我们用最便捷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并将这种感知表达出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哲学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回答和解决人类日益关注的人的存在、文化环境、文化的肯定价值与否定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文化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由此,探索人的生命本体、人对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哲学科学的现实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哲学正是现实人类实践的一种哲学表达,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一定是以隐喻这一思维及表达方式加以体现。“文化哲学的现实使命”,“文化哲学观照下的隐喻生存观”等“隐喻研究的文化哲学视角诠释”[9],揭示了最为本质、最为浓缩的时代文化精神。

作者:徐剑英 承云 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哲学视角下认知世界的桥梁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