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态哲学的现代价值范文

一、有机整体的传统生态哲学及“五位一体”战略布局

传统生态哲学主张人类生态责任意识的发挥，认为自然界的化育是人类的“天赋”责任，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表现在“如何完成自然界的‘生生之德’或‘生生之道’”。《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这充分说明了生态责任意识发端于人“诚”之心、“仁”之性，只有对自然万物具有普遍的生命关怀，致力于探寻自然界之规律，并在身体力行中尽万物之性，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人际与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也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孔子“中庸之道”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通过不同因素的转化达到天、地、人的整体和谐发展，《道德经》中亦有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贪得无厌、欲求过多成为人类无止境追求物质财富的根源，亦成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重要原因，想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复归于朴”或“雕琢复朴”，而这种发自内心的“知足”感也成为人类获得身心愉悦及和谐心灵的基础。正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所体现的“尊重自然”“平等仁爱”“责任意识”“人际和谐”等精神内核及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的历史文化关照为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智力保障，对反思过去忽视生态建设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发挥中国现代化“后发优势”提供精神动力。

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生态困境改革开放

30年，我们在欢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辉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工业文明思维方式基础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虽已造就巨大物质财富，但此种发展模式已造成严重生态危机：人民群众的呼吸安全、水安全及食品安全无法实现，这种以生态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并非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瓶颈。

1．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党的十八大报告理性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难题，据中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能源需求过快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26％上升至2011年的57％”［3］，能源缺口的逐年增加的现实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环境问题的频频出现危害民众基本生存安全，据环保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尽管中国逐年增加治理环境投入，但是这种弥补生态欠债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资源环境状况，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此类问题的出现与长期经济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经济行为直接相关。由于人们单纯的将自然界作为获得财富的源泉，以“人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的认识为前提，以“为生产而生产”的价值观念为指导，从而采用无限制消耗自然资源乃至牺牲部分群体生态及生命权益的方式发展经济，因此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首要克服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存在，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人民幸福与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

2．“唯GDP”指标刺激下环境非正义行为的存在据《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2年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理了33起突发环境事件”，其中，直接影响饮用水源地的水污染事件高达七成。2013年4月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对北京永定河、大清河、北运河、潮白河以及蓟运河5大水系展开的实地调研显示，尽管北京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已达83％，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排入环境的数量每天仍然高达300多万吨。除此之外，在2013年2月下旬至3月环保部组织开展的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专项检查中，“检查涉水排污企业25875家，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558件，发现55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此类事件往往起因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漏洞及监管不力情况下企业转嫁污染行为，对水源所在地居民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唯GDP”的政策考核机制的存在增加地方政府及企业沦为“GDP”指标及金钱奴隶的风险，也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环境权益享有及责任承担上的不公平。因此，解决此种以追求政绩为目的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的分配不公正问题，首要任务是强化“绿色GDP”的政策考核机制，以生态文明制度为保障促进科学发展。

3．生态责任意识的缺失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我国正“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而科学技术作为一把“生态双刃剑”，对其使用倘若依然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指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则必将在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索取”中引发生态危机。目前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中引起的土壤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欠债依然巨大，农业生产中为追求产值最大化而过量使用农药及化肥、工业发展中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偷排废气、废水，直接威胁着民众的基本生存安全。近年来频现的“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暴露食品添加剂的超标使用现象的大量存在，加之监管层的缺位及群众参与打击意识的薄弱，全社会生态责任意识面临着现实考验。纠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生态文明教育未得到重视而导致的公民生态意识的淡薄，尽管公民在面对可能产生环境损害的工程建设时通过网络信访、举报抗议等方式表达环境诉求，但是正如“避邻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大多建立在偏低的生态科学知识水平基础之上的保护生态行为依然以自身生态权益为出发点。唯有建立起以生态责任意识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系，才能促进全社会生态意识向全民化生态行为的转化。

4．环境群体性事件危害人际和谐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显示，近年来“人民群众环境诉求不断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食品安全、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往往与环境公平相联系成为危害民众的生态安全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诱因。《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达542起，而自1996年至今29％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速也充分体现公民维护自身生态安全的诉求，以2012年接连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浙江“宁波事件”为例，三起事件中民众均以维护自身健康权利为口号进行抗议，而产生原因皆与环境信息不对等及公民参与缺少沟通渠道直接相关，而此类事件的治理不力不但引发生态风险，也将破坏人际和谐，从根本上动摇人们之间及对政府的信任，而非理性维权行为的发生也将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公众的环境诉求也反映出对安全的基本生存环境及和谐美丽的生活环境的渴求，唯有“政府———企业———公众”从维护共同生态安全出发，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充分沟通与参与，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和谐。

三、传统生态哲学对“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历经历史长河的洗礼，其整体性的辨证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之中以实现“五位一体”的发展，正是此种思维方式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体现。我们或许不能从传统生态智慧之中寻找到解决“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阶段性生态难题的具体方法，却可以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深厚的理论土壤，寻找到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观照，这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现提供了精神内核及动力保障。

1．克服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约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从“又好又快”向“持续健康”的转变体现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而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主义价值观长期影响下，对自然界的价值定位依然停留于狭义的经济价值，认为自然界是物质财富积累的手段，当前中国所做出的保护资源环境的努力往往迫于资源稀缺性的现实压力，而并非从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角度出发。对于此点的深刻认识可以从传统生态哲学智慧中得到启示，如“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体现对山林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尊重自然规律及经济规律的统一。同时，自然界也将为人类提供审美享受，即文化价值所在，如孔子提出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深刻描绘个体生命情感在自然中的融合，在欣赏和体验美景中获得精神愉悦，而对自然界的感悟也成为文学作品及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来源。时至今日，我们通过对矿产、森林资源的研究也不断延伸至对人类文化史的探索，推动着人类科学认识的提升。中国正处于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及运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并非意味着西方工具理性对儒家目的理性的替代，而是将古代生态经济智慧运用于现代化实践，保持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实现“万物一体”之仁，此种目的理性指引下的科学技术运用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福祉。而在中国具体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端于明清之际“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及其此后在珠江三角洲的广泛应用为今天发展生态农业提供因地制宜实现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的成功经验，对提高农产品的产出及质量具有积极意义；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必将改变传统资源要素及劳动力要素投入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同时，生态旅游的繁荣则充分发挥自然界的审美价值，不仅为人们紧张的城市生活提供愉悦的精神享受，也与绿色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共同推动着经济发展。

2．环境正义实现的前提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典型的“圣王之制”的传统把维护民众基本生存权利、履行保护生态责任作为君王治道的重要准则，充分体现决策者科学认识生态环境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作用，同时在发展模式选择上是否以科学发展为基准也是评价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根本。早在《周易》之中就有对发展模式的探讨：“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传上》），主张圣贤要效法天地建立制度，只有“久”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虽然我国自党的十七大已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好”字当头，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体现出对发展规律认识的进步，而各类企业违法排污现象也暴露出“唯GDP”的政策考核观念影响下，政府及企业的决策往往缺乏理解经济发展的整体与全局视角，在经济建设与保护环境出现矛盾时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提出“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罚机制”，从制度层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从上古时期通过法令法规规范生产行为以保护生态环境到今天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作用，均成为生态文明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同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处处显现的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肯定所有万物在道的基础上的平等，如《庄子•秋水》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终价值源泉，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作为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对自然界的敬畏、“化育”的生态责任及从自然界获取“给养”的权利平等享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和“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现出对自然的价值及尊严的肯定基础上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这与西方主张公平的利用自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环境正义原则具有一致的价值追求，并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其他生命物种的态度上的缺陷，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提供前提。

3．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智慧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提供整体主义方法论指引，但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产生于对自然依赖基础之上盲目的敬畏之情，带有非科学的局限因素，而西方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式求解路径则造就了生态科技的极大进步，恰恰弥补东方视野的局限，因此，生态文明价值观“必须博采众家所长，包括许多文明的既有经验、自然世界的复杂网络、对人类历史的透彻理解，以及众多学科的研究结晶”，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以生态科学文化及成果为手段，实现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深发展，以促进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相互交融。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需要全社会的生态教育做为支撑，中国自古以来十分注重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手段潜移默化的培养人们的生态化思维，从孔子“知天畏命”、“乐山乐水”、“参赞化育”等日常教导，到今天中国家庭中对“节约用水用电”、“绿色消费”的倡导，均对民众保护自然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此种生态意识的萌芽仅限于保护环境的仁义之举，而并未上升为全社会自觉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唯有对传统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加以改进，发挥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关键作用，积极开设有关新能源及新型化工材料及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人文素养课程的训练，培养以人地和谐的自然观为指导，以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为目的、具有责任意识及人文与科学精神的“生态理性人”，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充分的知识及人才保证。植根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型人才，更重要的在于对塑造健康、积极、智慧的生态化人格的作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处处体现着仁慈好生、长养万物的善行，不管是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下》），还是禅宗中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卷下•诸方门人参问语录》），都体现着对生命的仁爱态度。这种建立在同情与尊重之上的对待自然的智慧的态度是生态责任意识产生的前提，更是培养生态化人格的基础。生态化人格的养成，将推动全社会生态意识转化为生态自觉行为，自觉谋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4．实现美丽中国的理论指引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生命与生态安全均建立于“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之上，而近年来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生态风险成为妨碍公民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解决此类事件的关键在于突破个人主义价值观，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转变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可持续性的思维。《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虽然自然界中亦有冲突的存在，但是从整体性与多样性来说保持着和谐有序状态，推广到人类社会则是“推己及人”的理解他人。倘若政府、企业及公众都从维护社会和谐的整体性出发，在面对环境突发事件时将会实现政府从群众出发做出的保护生态权益的决策、企业自觉承担环境责任的实践、公众享有知情权基础之上的理性维权。

自古以来，不管是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还是近代思想家的“大同社会”，都表达着对和谐状态的美好向往。这些理想社会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以现代眼光审视多多少少带有与世隔绝的美好幻想，但是对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状态的追求依然是现今人类所向往并为之努力的价值目标。自党第一次鲜明地阐述“构建”的科学命题，到“双型社会”建设的号召，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中国在建设宜居的生态型城市上取得巨大成就，如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湾生态城等，这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强调节约与循环利用资源，采用高效的生产模式与合理适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并将独特的地区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塑造独具地方特色及文化品味的城市生态文化，民众具有普遍的生态责任意识并自觉维护城市和谐发展。这些生态城市乃至生态省建设的成功经验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必将不断推动着“美丽中国”建设走向现实。

作者：蔡永海谢滟檬单位：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