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冻对苏联文化艺术的影响范文

一、文化“解冻”

(一)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把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8月)确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6］修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7］262。这一决定意味着放松了文化艺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限制，允许其他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流派存在;从而使知识分子赢得了创作自由，在创作中允许不同艺术风格的探索和表现其独立性。会议还批评了苏联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的“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的倾向，并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和“积极干预生活”。会后，《真理报》发表社论，要求作家积极、大胆地干预生活，并与“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人》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文章(1955年12月)。随后，一批受迫害的文化艺术知识分子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解冻”思潮。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文化“解冻”的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文化艺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赫鲁晓夫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8］。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批评了文化发展中的不良现象，指出文化艺术“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批评文艺界“容忍那些枯燥乏味、粗制滥造的作品”［9］132。同时，大会确定了文化艺术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应该贯穿为共产主义斗争的精神，使人的心灵得到振奋，坚定信念，发展社会主义觉悟和友好同志式的纪律”［10］。另外，为了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改变苏维埃文化的封闭状态，会议决定冲破苏美的“铁幕”关系，开展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文化交流。会后，苏共中央为文化“解冻”的深化采取了以下措施:(1)定期举办文艺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原则问题进行研讨。例如，苏联第一届美术家代表大会(1957年2月)讨论了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摆脱庸俗化的必要性，以及艺术工作者的道德风貌、内在信仰和创作个性等问题。尤其是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1959年5月)，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从而恢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生机，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2)撤销和纠正相关的文化决议，为受迫害文化艺术知识分子恢复名誉。例如，《共产党人》发表《党和苏联文学艺术发展问题》的文章(1957年2月)，建议撤销联共(布)20世纪40年代关于文化政策的几项决议;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鲍格丹•赫梅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1958年5月)。Н．Н．瓦里洛夫、В．Э．梅耶尔霍尔德、О．Э．曼德尔施塔姆等恢复了名誉。(3)加强和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例如，苏联与美国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1958年1月)［11］。以上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开拓了他们的创作思维，从而使文化艺术呈现出繁荣态势。文化“解冻”所产生的效果正如赫鲁晓夫在接见知识界代表(1960年7月)时所评述:现在苏共中央和知识界“对目标和任务的理解”已经“有着完全的一致”;党的文艺政策是“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文学家和艺术家“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创作。1961年10月17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促使文化“解冻”向纵深发展。

(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再次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建设任务。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阐述了文化“解冻”以来文化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重要意义:“苏联的文学和艺术以其思想内容的丰富，在世界上牢固地博得了崇高的声誉。苏联的作家、作曲家、美术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的艺术技巧博得了高度的赞扬。近年来创造了一些真实和鲜明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我们的艺术成就和它的传统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们标志着人类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13］。二十二大以后，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的报告(1961年12月25日)，批判斯大林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苏斯洛夫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1962年1月30日)作了《苏共二十二大与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的报告，强调“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是发展理论思想的最重要的条件”。随着文化“解冻”的进一步深化，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任务和批判“个人崇拜”已成为文化“解冻”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艺术领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和画家的作品，在苏联文学史上迎来了“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时期”［15］，而且苏联文坛掀起一股描写斯大林时期社会“阴暗面”的“集中营文学”的浪潮。至此，具有文化“解冻”时代特点的文化艺术正如苏共二十二大总结报告所述:“苏联文化新的共同点在创作交流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友好团结中彼此丰富、不断产生和发展起来。”“苏维埃文学艺术的力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力量，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事物”［13］。

二、苏联的文化艺术

在文化“解冻”的背景下，苏联的文化艺术取得了优秀成果，使文化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该时期文化艺术的时代特点是文艺创作理论的探索向纵深发展，文艺创作的题材、体裁、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等展现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例如，文艺创作的题材不仅限于工农业生产和反法西斯战争等史诗性的“大题材”，而且描写爱情、友谊、人生命运和婚姻家庭的“小题材”;“普通人”也走进作品中，打破了“理想人物”和“英雄人物”独占的局面。文艺创作的体裁表现在中短篇小说、特写、诗歌和纪实文学又重新兴起，并占有重要地位。惊心动魄和主观抒情等不同的艺术风格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作品也展现在文坛。该时期文化艺术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文学领域最显著的变化是发表了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解冻”作品，作品揭露社会敏感性问题，意味着文学已超出文化艺术的范畴。例如，《新世界》杂志刊登了А．А．卡梅尼斯基的造型艺术状况和К．М．西蒙诺夫的《文学札记》等改革性文章，并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单是面包》和Р．А．格兰宁的小说《个人意见》。《不单单是面包》以其“揭露社会病根”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读者把它看作“一股清新的空气”和一部“俄文学经典的必读书”。《个人意见》是以揭露苏联社会两面派和虚伪使社会道德扭曲为主题的小说，被读者认为是“揭发难以根除之患”的作品。

《文学莫斯科》杂志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山外青山楼外楼》、雅申的小说《杠杆》和帕斯捷尔纳克对莎士比亚译作的评论等“解冻”作品以及被平反作家的作品。另外，在文学领域创建了28种新的文学期刊，如《莫斯科》、《我们当代人》、《青年近卫军》、《创作》和《文学问题》等;解禁了几万部书;出版了“世界文学丛书”;恢复了杰出作品的列宁奖。电影领域迎来兴盛时期，不但影片发行量连年增长，而且影片的内容丰富，主要反映卫国战争、社会矛盾和人道主义等时代特点:一是反映“普通人”的影片展现银幕，如В．П．布多夫金的《瓦西里•鲍尔特尼科夫归来》和И．Е．赫伊菲茨的《大家庭》等。二是表现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影片大量涌现，如施泰因的《个人事件》、《平凡的故事》和《我行走在莫斯科》等。三是30年代兴盛的影片重返银幕，如《狂欢之夜》和《士兵伊万•布罗夫金》等。四是以战争为主题的影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士兵之歌》和《伊万诺夫的童年》等。五是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影片展现银幕，如《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另外，外国影片的放映量呈上升态势，如1955年为63部，而1958年达到113部;欧洲和亚洲等国家曾举办苏联电影节。苏联影片曾在59个国家上映，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戏剧领域开始复苏。随着戏剧创作自主度的放宽，主要上演反映“解冻”思想和社会现实问题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剧本，如罗佐夫的《永恒人》，著名三部曲《十二月党人》、《民意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等。年轻作家的剧本深受喜爱，如阿尔布佐夫、罗佐夫、佐林、沙特罗夫和沃罗金等。然而，20世纪20—30年代剧本也展现舞台，如，Н．Р．埃尔德曼的《委任状》等。另外，“思想上有害”的剧本最受欢迎，如纳济姆•希克梅特反对个人崇拜的讽刺剧《伊万•伊万诺维奇在这吗?》和沃罗金反映创作知识分子思想情绪的《工厂女工》等。

绘画领域的特点是一些被平反画家的作品，以及印象派和抽象派画家等各种派别的绘画作品被展出;作品题材丰富，从不同角度去表现生活，如B．科斯捷茨基的的画作《归来》和涅缅斯基的画作《我们的姊妹》等。另外，国际绘画艺术交流呈现出上升态势，1953年举办了芬兰艺术作品展，1954年举办了法国等西方国家印象派画展;1957—1962年，苏联的683名画家到71个国家参加绘画艺术作品展，而55个国家的407位画家来苏联参加绘画艺术交流。苏联举办了51次来自27个国家的国际绘画作品展，在29个国家举办了52次苏联绘画艺术作品展［16］。在音乐领域，大批艺术家活跃在国际艺术舞台上，传播苏联的音乐艺术;如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科甘、钢琴家里赫特•吉列利斯、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普列谢茨卡娅和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西尼亚夫斯卡娅等。特别是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音乐交流出现突破性进展，如1955—1956年，苏联音乐家吉列尔斯、奥伊斯特拉赫、罗斯特罗波维奇等到美国巡回演出。另外，西方摇滚乐传入苏联，成为音乐界的一种新景观。

三、影响文化艺术的消极因素

(一)文化“解冻”与“封冻”赫鲁晓夫时期文化领域改革的总趋势是以“解冻”为主，然而文化“解冻”仍然是以强化意识形态为主流特征，苏联的文化艺术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当文化“解冻”被认为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范畴时，苏共中央将通过调整文化政策来加强控制(文化“封冻”)，如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期的文化“封冻”(1957年和1962年)［17］。因此，赫鲁晓夫时期文化“解冻”与“封冻”是交替进行的，文化政策时紧时松。当文化“封冻”时，又重新限制了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束缚了知识分子创作思维，促使其内心深处对文化“解冻”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另外，文化“解冻”对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否定太多，以致引起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这些因素有碍于文化艺术的发展。

(二)文化体制、文化政策和工作方法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解冻”，虽然对斯大林时期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和修正，在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方法上进行了改进，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原有的文化体制、文化政策和工作方法［17］。在文化“解冻”过程中往往把文艺思想问题政治化，以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不同认识、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等文艺创作问题;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方法过于简单，对其政治生命不负责任，“帕斯捷尔纳克文化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18］。然而，该小说普通读者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没读过，就将作者定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并取消了帕斯捷尔纳克作家的称号，开除出作协。赫鲁晓夫下台后有所觉悟，他说:“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做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19］。另外，在文化“解冻”期间仍然不允许苏联的文学艺术存在不同的流派。例如，赫鲁晓夫在答美国记者夏皮罗问时(1957年11月14日)谈到:“在我国的文学中，在我国的艺术中，除了苏维埃派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派别。”［17］而且，在处理文化领域问题时仍然保留强制命令和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并且存在着领导者文化管理能力和文化素质差等问题。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文化“解冻”政策的落实和实施，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文化“解冻”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之一，在意识形态、文化政策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冲破了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的束缚，促进了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开拓了知识分子的创作思维，使苏联文化跨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该时期苏联文化的时代特点是文化艺术创作理论的探索向纵深发展，文化艺术创作的题材、体裁、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等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文化“解冻”没有完全摆脱原有的文化体制、文化政策和工作方法，对苏联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作者：杨海云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