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散文创作个性及特点范文

50年前，苏青曾与张爱玲齐名，现在，海内外张爱玲热在逐渐升温，而苏青依然默默无闻，一生孤独蹇运偏又才华过人的苏青，生前热闹忙乱，身后凄凉无奈，为文恰值乱世，扬名不得其时。今天，由于其人其作的独特品格与当前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一致性，终于有了被后人认识的机会。苏青以她那明快、平实、凡俗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被我们接纳。

有论者认为：“如果我们要对沦陷区文学这一实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应该忘记她的。”［①］我认为此说很有见地，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应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给苏青留下一席之位。

一、沦陷区的自由人，卖文为生的女报人

苏青祖籍宁波，家境小康，她的家族在新兴城市宁波主营田产兼做商业买卖。祖父是清朝举人但有“维新”和平民思想，父亲谋职于洋行。少年苏青生活在一个开通且受西洋文明薰陶的家庭，自小便聪颖过人尤擅言语。幼时寄居在乡下外祖母家中，颇爱山里人的朴野直爽，宁波人素有的热情耿直和乡下人的朴实坚韧早已收养在心底。父亲事业失败使小康之家迅速坠入困顿。但苏青仍凭出众的天分读完中学并得以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求学期间，经济困窘使她几次辍学转学，生活的冷酷和艰辛过早地使这个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失去了风雅和恬静，而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的实际与冷静。这种经历为她以后走向社会，独立撑持家庭打下了基础。“经济”对生活的制掣给她留下了深刻影响，并决定了她以后的人生选择和伦理价值标准。

在时断时续的求学生活中，少年苏青曾主演《娜拉》，参演《复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东南飞》等剧。在“一·二八”战火中，自编爱国双簧宣传抗日，以后又阅读了“二十八部长篇英文名著”［②］，看了“新文艺居多数”［③］的书籍。这表明了“五四”启蒙文学连同外国进步文艺倡导的“个性解放”、“平等”、“自由”新风已或多或少吹进这个寂寞倔强的少女心中。

30年代，中国社会根本性质未变，但风气已大为开化，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和建设，女性与“平等”、“自由”、“解放”之关系已成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然而，生活在大上海的苏青却突遭婚姻变故，在《关于我》中，作者不无感伤凄楚地说：“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连最低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之内都要我养活，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不可期，而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视，我只好投笔写稿了。”［④］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苏青柔弱的双肩始终担负着家庭家族的重担。对这种孤独无援的境况，作为苏青知己的张爱玲充满无限感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⑤］在生存成为苏青生命的第一要素时，少年的经历和倔强坚韧的性格使她在上海这个物欲世界保持了鲜明独特的人生观。对此，苏青说：“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做过，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⑥］。自尊自立、自爱自强是她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核心。她还说：“我千方百计地不妨害别人，也千方百计地不受到别人危害。”［⑦］这表明，苏青的个人主义思想中有求得自身发展无碍他人的自保意识，有圆滑世故、清高自重的自卫本能，但它是无碍别人而爱己的，利我而兼利他人的。

置身在上海这个“对实际效益精明估算”［⑧］的城市，面对柴米油盐这琐碎实际的生计，苏青自谓创作的动机是：“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生活而写作的。”［⑨］作家“卖文为生”的无奈情境加上上海沦陷法西斯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时局，苏青坦言相告其创作的审美价值选择：“……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⑩］这种谨慎实用的写作宗旨加上生活经验的单一不丰富，使苏青在总结个人创作经历时只能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①①］。这必然使她的创作以开掘个人生活和体验兼及周围市民生活为特点。尤其她少年丧父，中年别夫的遭遇，使她充满着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执著关怀，从而将个人心绪社会化、外化，将现世寻常人家的人生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在中性话题，边缘问题，“莫谈国事”的题材中发抒个人的见解与智慧。在创作过程中，亟切单纯的经济考虑使其创作心态不同于许多作家要么优裕从容，要么痴迷执著的临界状态，苏青的审美是纪实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视个人同市民阶层趣味见解的差异，以俗世人的视角来观察理解生活，又在个人禀性与世俗社会文化大异其趣的同时，以反讽、调侃的态度表现对所属阶层、世俗社会的批判。

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是互动的过程，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怀总在作品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创作可以巩固也可以改变作家的禀性气质。苏青独立而从众、超然而合俗的个性，创作的应景入世与适应节制，使她既不追风赶浪依附趋从政治上的某党某团，也不附就追随艺术创作的某家某派。因此，虽在沦陷区卖文为生，她却没有依附日伪当局做媚外作家、御用文人。她坚持恪守着自立自尊、自爱自强、实用生存的思想原则，以中间的自由文人自居，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尖锐的上海滩，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的时局中，终于赢得了夹缝中的生存地位，保持着与反动的法西斯文化阵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左翼作家、抗战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间距。以自己文章的趣味、以人生的智慧和见解及政治倾向上的模糊态度，求得了生存与发展。成为上海沦陷区《天地》杂志的创办人，各家报刊争相转载其作的“红作家”，并以其独异的散文创作赢得了散文界名宿知堂先生的嘉许扶助。

苏青创作非感于时代之召，非迫于文学精灵的叩扰，其创作的个人性、实用性、自由性，使她在即使是选择“中性话题”作为创作的热点时，哪怕是处在上海沦陷区文学以模糊性见长［①②］的时期，也有别于任何一位作家。“伟大的单纯”［①③］是她的特色。“苏青是喜欢充满生活情趣的热闹人生的，世俗而无所顾忌，她的散文和她的生活态度一样，平实而热闹，她的文字流利、明爽，坦白并含有几分男性的豪放和奇想。心想笔到、信笔由缰、大胆率真绝无规避之处。她从女性的角度，写男女之间的情感和情绪，写家庭生活中女人的艰难和困惑，写职业女性的快乐和失落，笔触自如地触及到细小琐碎的角落。”［①④］这，概括了苏青散文的取材特点和叙述方式，其内在的文化品格与周作人的平实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①⑤］在具体为文中，又分明透露出女作家的风神气韵。

二、关于女人种种……

女人的话题是亘古常新的，古今中外众多作家对此话题可谓妙语连珠，独出己抒，但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中，男性作家总不可避免地以优越的态度表现对女性或观赏或厌憎的情感，究其实质都是置女子以非对等地位。以女人视野体味和描写女人，在古代社会早已有之。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将女性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咀嚼、观赏、发现及女性对时事、人生的见解照录下来，分明已表现出女性文学的特点：脂粉气与剑侠气，女儿态与男儿骨有机糅合在一起，但这些女性文学都未脱“闺阁文学”之囿。苏青散文则在前辈作家开辟的“新文学与人”之关系的大背景下，对女性生活的表现呈现出新的特点。

执著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抒写，尤其执著于对现代社会走出家庭受新教育的女性境遇出路的考察，表现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所受的性别歧视，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这是苏青散文的主要内容，也是最为评论者关注的特色。但有论者认为，苏青“纠缠如毒蛇般”的情节、人物癖好，表现了她强烈鲜明的女权主义态度情感：“她的这种相对狭窄的男女平等观、影响了她作品对婚姻问题探讨的广度和深度”［①⑥］，我认为此说欠公允与准确。苏青对现代女性生活境遇如此关注，既受她生活环境——丧父别夫的情感经历及职业女性自立社会谋求生存的现实境况的影响、更有作家因此生成的情绪人格作用。作者曾说：“两年来，生活可真是到处潜‘辛酸’的，但我还是咬紧牙关过下去了，因为有它（写作及作品）在做我安慰，供我发泄苦闷，它便是文章呀；在白云悠悠的夏之傍晚；我辛苦地校稿样，在更深人静后，我还在防空灯罩下握笔凝思，究竟为的是什么？”［①⑦］为的是一个人“只有当他适应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当他同自己保持和谐后，他才能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提出的需要，同样也只有当他适应了环境的需要，他才能够适应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内心的和谐。”［①⑧］苏青对于现代妇女问题的“纠缠”还可在下述文字里得到解释：“任何行为的反常都可能标志着某种情结……情结也可以表现对某些非常熟悉的事情丧失记忆，因为同一种无意识的情结有某些联系而沉没在无意识之中，此外对于某种情境的过分夸张的反应，也标志着这一情境与某种情结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①⑨］正是对现代新女性及女性生活的迷茫困惑，对自我现状厌恶情绪的无意识，对辛酸生活的消隐，对女性问题的胶着态度，反映了苏青人格的“情结”——对男权社会的冷面谛视及调侃揶揄，对现代女性生活的热切关注，对男女关系、女人的现状和未来的深情凝视，成为苏青始终探讨不尽和常谈常新的话题。

笔者注意到，苏青散文的极小一部分是作家对童年往事的抒写，在接触这类题材时，作家的笔调总是欢快轻灵跳动的，总敷以淡粉色和葱绿色的情调，这两种色彩包孕了两层含义：一是往昔的天伦之乐是世俗人家的；二是尘世生活中蕴含了生命流动的某些秘密。这类散文有《朝花夕拾》的亲切和暖，有《往事》的轻倩童稚，但这“爱”与“情”更有寻常人家的朴实或世俗，因此作者在娓娓道来时，总使读者产生不可抵御的亲和力。

可以说，苏青的散文已突破了传统女作家“闺阁之乐”的局面，显示了“平民文学”的倾向，同时还更为深入地触及到了生命生存状态的某些侧面。

（一）女性孤独行旅者心绪心境的外泄

在现代文学史上，苏青是个孤独的存在，她不同于冰心、冯沅君、梅娘、张爱玲等，后者虽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具有鲜明的独立、平等、解放意识，但生活安定，属于收入中等的知识阶层；也不同于庐隐、萧红，虽为生活所迫辗转底层，多尝艰辛，却依然以痴迷执著的文学追求撑持自己。苏青首先是个负有家族家庭之累的市民妇女，为求生而无奈卖文，创作同生活处于同步对应的密合关系之中，她体验并有切肤感受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女性——受新文化些微影响走出家门的现代都市女性，在求生道路上的感受、追求和意绪。

《我的手》通过一双手的外形变化，不仅写出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更发出了“手是衣食父母”的辛酸感叹，文章有浓郁的感伤悲凉色彩，生之艰难于此可见一斑；《自己的房间》则以幻梦之笔写求职女性在“滚滚红尘”之外的自由欲求，心灵放松的亟切愿望和终不能得到的无奈。其他如《海上的月亮》等。这些篇什中主人公的情绪心境都是独立自由的职业女性在求温饱、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的细微情感，人物是红尘中的寻常人，而意绪则紧扣一个“俗”字，密合常人易察的一个“情”字，却无文人雅士、志士仁人的雅致或激昂。

同样是“淡淡的哀愁”，但苏青的“愁”不同于冰心，更不同于庐隐、石评梅，是面对人生窘境，渴望心灵片刻瞬时解脱放松而不得的愁绪，哀郁感伤的调子更多“红尘”的乐符。

（二）洞悉解剖过渡社会男女关系，发独家之声，立个人奇论

苏青说：“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是的，因为我所熟悉的只有这部分，但我对于他们却并未如读者一般地感到兴趣，相反地，我是十分厌憎着的。”［②⑩］作家的自述颇能说明问题。苏青生活环境局狭单一，女人出于本能容易关注的事也常是日常生活的男男女女、婚姻爱情等情感题材，而作家生活的琐细繁冗喧杂也不可能使她对一个形而上或什么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发生兴趣，因而写过渡时代的男男女女就成了其专项产品。有论者说：“…无论小说散文杂文，所写所论几乎无一例外，清一色与妇女生活有关，她简直成了叙写妇女的‘专业户’，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写作题材如此专一集中，如此纯粹，似乎是不多见的。”［②①］

苏青发表如此众多的“男”、“女”篇章，不能忘记其有一个时代的大前提即过渡时代：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现代新思想新文化却与传统的旧道德旧思想并存杂糅，特别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专制独裁往往使传统文化的恶瘤加速生长。因此，在苏青的很多散文中，作者通过透视男女关系的特征，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特点，也隐喻了我们民族在接受现代新思潮时特有的文化“同化力”。

请看《第十一等人》：“大部分丈夫早已不把妻子当作第十一等人看待了，相反地，他把她认作全智全能的上帝，他要求她，第一有新学问兼有旧道德，那比以前做第十一等人时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要难得多了；第二能管内又能对外，管内便是洗衣做饭抱孩子，对外便是赴宴拜客交际跳舞……第三，合则留不合则去，从前男子虽把女人当作他的奴隶牛马，但总还肯豢养她，教导她，要她们生儿子传种接代，与自己同居到老死，而现在的男子呢？他们都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旦马儿老了或尚未老自己骑厌了，便想把她一脚踢开，另换匹新的来骑，踢开一个妻子，横竖也不过是几千元赡养费的事……”。

这里，作者揭示了过渡时代男女地位的关系，现代与传统的交合使妇女虽在新文明的保护下形成可怜而浅薄的平等自由，但实际负荷的却是远较传统女性重的多的精神压力，这是女性的解放还是女性的桎梏？

苏青一针见血指出现代妇女的两难处境和扮演的尴尬角色，出语独异、见解新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青对女子解放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质疑：要真正使女子独立，只有解决经济问题，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但职业女性的情感归宿却是：“男人总不大喜欢职业妇女，而偏喜欢会打扮的女人，职业妇女辛辛苦苦，结果倒往往把丈夫给专在打扮上用功夫的女人夺去。”［②②］这是从男女性别心理出发，也是从情爱的辩证关系着眼，除此之外，职业妇女还要承担双重的社会责任，扮演两种性别角色：“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职业妇女除了天天出外办公外，还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布，生煤球炉子等家庭工作……”［②③］。

以上是职业女性的苦楚，而绝大多数女性尽管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思潮的薰染，但仍旧依赖丈夫在家中，由于男女性别不同，性别就造成了女子永远的悲剧，自然法则难以抗拒，经济独立也难实现，世界对男人是自由开阔的，对女性却是狭隘的束缚的。男人可以实行多种形式和规格的“多妻主义”，女人却依然必须维持“从一而终”的古训，“好色”是男人的专利，“嫉妒”仍旧是女人的恶疾。因此，男人尽可“移情别恋”，女人只能也必须将爱的心绪转移给孩子，完成由“女儿性”向“母性”的转移……这些论调在苏青的《谈男人》、《谈性》、《论女子交友》、《谈婚姻及其他》等篇什中多次回响。

这种有关男人女人的论说既有现代社会女性的新问题，也有人类自有史以来男女性别差异矛盾产生的二律背反；而历史河流的淤泥泛滥在现代的河床上，就使男女性别矛盾愈加荒谬和激化。苏青的分析还十分明显地打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烙印，较准确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男女关系的实质。这无论在情爱心理学的范围内，还是从性心理的角度看都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和智慧性，尽管作者对这些认识的张扬不免有扩大化之嫌。

（三）红尘女性面面观难以走出家庭的娜拉们

易卜生以人道主义情怀和启蒙思想为武器，将温柔乡中的娜拉鼓噪出家庭，“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时期，鲁迅先生则对走出家门的娜拉——子君的悲剧人生做过冷峻深切的思考。子君回归家庭的命运说明仅凭“个性解放”思想和一时之勇并不能取得真正意义的女性独立，女子解放须得力于全社会的解放和经济的独立。在“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春风鼓荡了多年的中国城市里，女性的实际情形如何？《我们在忙些什么》分明写出受新教育的女性回归家庭成了洋化的新太太，依然扮演着传统女性的角色：相父教子，侍奉公婆，宛若苍蝇因外力的震动，飞了一个圆圈又复归起点；《论女子交友》中，这些新女性之“新”往往成了装点生活和社会的化妆品；《小天使》则活画了曾为爱付出巨大代价的新女子在取得挚爱后，依旧成为新家庭的育婴妇——一个胜利了的子君……

这些篇什表现了苏青一以贯之的“现代女子教育失误论”的思想。她指出：现代女子教育对妇女解放发展的预设和传统社会女子性别文化的矛盾冲突，当世界潮流还女子以“人”的面目并在政治法律诸层面实现男女平权时，现代中国社会却仅在婚姻爱情等领域给女子浮表性的“解放”、“自由”权利，而在经济决定一切的国家里，女子的地位依然是世袭因循的……

这种对新女性不乏嘲讽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上海这个殖民地化的都市女性虚伪做作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苏青生活经验的局囿，对现代新女性另外一种人生际遇的抹煞和忽略。但可以肯定的是，苏青确实刻画出了市民社会的女性阶层无奈而必然的选择。

（四）女性出路探微

苏青笔下居于一隅的女子终究难免充当养子持家的角色，爱欲皆无；职业女性虽然经济自立，人格独立，却难摆脱“情归何处”的迷茫与守情守家的两难窘境。女性的出路何在？苏青对此做了回答：坚持经济独立，将女性职责范围内无可逃避的任务——生养孩子社会化、国家化。具体说，就是成立国家、民间性质的托儿所，宣传女子节育（《论女性的将来》），国家给予以养育孩子为终身职业的女性最优厚待遇（《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这些将职业女性生命的责任义务公益化、社会化的思想都显得平实、实在又实用。在40年代的上海，此说似有“乌托邦”之嫌，但细忖却会发现其思想敏锐之过人之处：当娜拉成为自主个人时，鲁迅先生的子君悲剧却指出女子彻底解放的根本出路并不只是爱情自主、个性解放。苏青对职业女性解放的思考则更为具体、实际、深切，她从女性的生命进程、性别发展的本体角度提出了卓尔不群的看法。历史的发展部分地实现了苏青的设想，社会的进步会继续印证苏青的预设吗？答案应是肯定的。苏青从女性生命本体出发探究女子解放的出路，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震聋发聩之贡献。

当我们对苏青散文篇什的女性世界做如是巡礼时，不难看出：苏青做为市民社会一新女性，以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敏锐感悟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在历史的发展中遭遇到的压抑摧残和贬损，同现代社会的虚浮怪诞造成女性生存的进一步困境作了洞幽烛微的观照。这是作家对个体类属生命的观照，是还女性一个“人”字后将女性当作不同于男性的另一种性别生命的可贵观照，这就使苏青对女性的抒写具备了女权主义者的义勇和敏锐，又有不同于她们的温婉与柔情。女性的困境，女性的解放得力于父权社会还女子以真正生命意义的女性本质，由此，一切荒悖都会消失。

三、中性话题——谈天说地，品评人生

市民社会繁杂喧嚣、光怪陆离，市民生活琐碎紧张，市民社会的文化构成因而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农工商官匪痞文化交叉并存，上海还结合了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末世文化，但市民文化始终是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咀嚼日常生活的兴味，品尝俗世生活的乐趣，探究红尘生活的精微处，追求当下生活的现实享受，而且还长于对周遭生活的各种事件进行褒贬评议，以致于人言沸沸、形成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氛围。这种市俗情趣和市民心理也明显影响到苏青的性格和创作，使她将个人对生活的品味、情兴、态度诉诸笔端，使中间话题、边缘问题的抒写具有更为鲜明的俗常意味。

在苏青散文中有相当篇什谈论生活的方式态度，以此表现海派特有的智慧与生活的情致，追寻人类的共同情结。它们常涉及吃住睡行、男人女人等话题，但被苏青写来时却消解了“闲适小品”的悠游和温雅，也没有消闲生活絮语的精致与逸远，而更多地增添了在红尘中日常生活的“俗人”的情怀与趣味，流露出较浓重的海派和吴地气息。

苏青虽在大上海谋职、但在“食文化”上却顽固认同故乡。她赞美宁波人“吃”得清爽原味，吃得大气淋漓，吃得玲珑精致（《吃与睡》、《宁波人的吃》、《夏天的吃》），睡要睡得随意自在，静谧安闲。她谈论为人媳的隐忍与知礼（《做媳妇的经验》），她卖弄调解夫妻吵架的机巧（《论夫妻吵架》），她透露“老”与女人生活境遇之关系……凡此种种热门的、边缘的话题，都是作者逞才使气的好场所。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才情和机敏，另一方面又再次体现了作者主观的审美需求：“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耳……”［②④］。

现实中的苏青是严肃认真、直言无忌的，她虽淡漠超俗、自爱无伤，但坦率明爽的性格及独立不倚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使她对都市生活的许多恶瘤进行解剖抨击。这种嘲讽式的批判既继承了鲁迅先生对洋场社会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传统，也体现了苏青做为市民的特有胸襟和气度。

《搬家》分明是洋场社会“黑吃黑”的一出闹剧；《送礼》则嘲讽了中国文化的“面子”观念及繁缛迂腐无聊的人际关系；《敬凶》则解剖了中国人倚凶凌弱的集体无意识；《救命钱》又分明是对人情冷漠、拜金意识扼杀人性至情现象的愤慨和悲哀。这类散文可归结到鲁迅先生创立的“社会文化批评”类的创作风格中去，它使苏青散文在女性向度上更增加了男性向度的深沉和忧愤。

结语：俗世人生的抒写者，身归何处

苏青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个怪异孤独的存在，她的散文没有冰心散文抒写人生的明丽与柔美，不具备庐隐小说愤世的感伤和哀绝，也不像冯沅君小说造情觅情的炽热与大胆，缺乏丁玲小说作为阶级代言人的社会寓意，更不似张爱玲身为名门之后，以优裕的忧郁和冷静的调侃，去构造具有现代言情色彩的“海派小说”。苏青创作因卖文为生而带有较强的个性操作性，沦陷区政治时局下“海派小品”的兴盛，市民文化趣味的潜在要求，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局狭单一，个人情感的俘游与焦虑，境遇的多变与忧危，这使苏青散文更多地带有边缘性、中间性、个体性的显著特点。

鉴于此，不论苏青笔下的女性世界景观，还是其对多味人生的品评，抑或对社会生活的犀利解剖，都不折不扣地打上了市民阶层感情、意愿、趣味的烙印。如果说，冰心这一代女性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命文学”、“启蒙文学”，隶属“精英文化”，那么，苏青散文则毫无愧色的以其对市民俗世生活、凡俗人生的探索性抒写进入现代文学优秀作家的行列。她的创作分明揭示出了市民文化的某些侧面。苏青用自己独有的“话语”完成了对这部分人生活心灵的探索，她在“左”、“右”两派的夹缝中求生的创作显示出了其散文的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苏青散文在创作上追求“平实”。在评价个人的散文成就时，苏青自谓：“假如要勉强替它寻找出一些价值的话，那只有说平实的记录也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吧。”［②⑤］以红尘男女的面面生活和世俗人生百态曲隐地反映特定时代市民阶层的情趣、态度、追求，塑造世俗形象，这是苏青散文的基本审美特征。

以平实之笔绘写凡俗人生，表现市民阶层对当下问题的关怀，这是苏青散文显在的审美品格。

①①⑥②①胡凌芝：《苏青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②苏青：《元旦演剧记》，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④⑥⑦⑩苏青：《关于我》，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⑤①③张爱玲：《我看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⑧余秋雨：《上海人》，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⑨苏青《〈浣锦集〉自序》，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①①⑦②⑩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②参见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①④见《苏青散文精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⑤胡兰成：《谈谈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①⑧①⑨转引自《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0、79页。

②②②③《苏青张爱玲对谈记》，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④苏青：《〈天地〉发刊词》，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⑤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