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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南方文学的疾病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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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喻是人类借以表述和认识世界的重要的思维方式,它使得习见的意象陌生化,使表达显得更加含蓄深刻,同时也让文本显示出不确定性和多重阐释性。在当代南方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疾病书写,如霍乱、梅毒、精神病等,显示出了其隐喻意义。苏童的文章中就存在着大量的疾病书写,这些文章在表现这些疾病背后所隐喻的人与世界真正内容的同时,也在特定的层面上展示了南方文学的创作特征与价值。

关键词:疾病隐喻;南方文学;苏童

一、引言

世界范围内对于隐喻的研究恐于古希腊时便有了源头,以亚里士多德之见,用一表某物的词借喻他物,此词即为隐喻词。[1]而这一观点为以后的整个西方思想史给隐喻下了定义。如多数人的认知,这里的隐喻纯粹是一个修辞学概念,然而,作为人类自身固有的表达方式,隐喻更接近于与生命同源同位的有机体,文学文本复义与含混的美学特征正是源自于作品其隐喻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一旦一个概念进入文本,其就相当于被含纳进了一个复杂的隐喻系统,能指和所指被文本的棱面折射开去,显出一种丰富而富于变化的意义状态。文学作品中疾病的出现由来已久,而当其成为一种特质与作品中的角色相黏合,它所带给人物的便不仅是医学范畴的病理问题这般简单,而是作为命运的预言构成人物整个活动的寓言的一环,成为一种隐喻。作为隐喻的疾病在文学史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显出了不同的美学倾向以及世界投射,同样的,在不同流派或者地域中,疾病隐喻所承担的艺术和社会任务也有所不同。法国学者丹纳将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看作是文学决定性的三要素,[2]暂且悬置不论这一观点在现代主义文学出现之后的普适性,但可以显见地域因素确实是影响文学内容与风格的重要一环,地缘不仅贯深入作家的整个存在状态,作为一个世界也以不同角度在文本中呈示出忠实又多变的状貌来。南方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情绪化的、妩媚浪漫而又诡谲奇异的一派,相对于显出理性实际的北方,南方显然更易看出与传统,或者说原始图腾禁忌的联系。而当这层诡奇与疾病这个带着不详与神秘感的存在相遇,不得不承认这两者的气息是如此合拍,疾病隐喻让南方文学的气质多了些朽而美的孑然的孤独感,使南方文学本就错综隐约的寓言式书写更深沉,将痛与生死展现尽致。

二、作为隐喻的疾病与南方文学

疾病的产生是和生命诞生相偕同的,它伴随着出生而出现,带着死亡禁忌的阴影,是一种非正常的生命的状态。人类对于疾病有种天生的恐惧与抗拒,而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追溯至远古。在原始社会,任何疾病都是一种可能夺取人们生命的威胁,它几乎是隐形的,然而却带着肉眼可见的死神的力量,这让完全束手无策的人类感觉到了神明,认为这种恐怖与疼痛是对患病者,乃至整个部落的惩罚。而当人类思考至此,疾病显然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生理方面的问题,而变成一种形而上的,和人际和社会和天地相关联的问题了,因为疾病,人类从实在的庸碌的吃住猎行中走了出来,开始了严肃的思考,有关自我、有关生命的意义。较北方,南方作者更钟情于疾病隐喻。对于这种文学书写选择,大致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外在因素看,南方更为潮湿多雨的气候比北方更适宜于疾病的滋生,而南方远比北方更为丰富的动植物环境使得这里的病种也显得更加多样而复杂,南方的疾病书写从一开始就有其先决的历史条件。若探究其内因,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南方文学的普遍写作风格,更为诡奇浪漫的南方文学天然的便是疾病隐喻独特美学显出特质的温床,南方文学多显出忧郁晦深感来,而这与疾病隐喻的外显风致相契,另外,南方文学显然更沉醉于对迷信和古老风俗的详细描写,这种忧伤的传统带着某些让人怀念的时空感,激起人们心中的恐惧和敬畏,而这与疾病显示出的心理机制是相近的,疾病隐喻在南方文学中更容易唤起读者的一种奇妙的双重的畏惧和陌生感,它让人暂时切断了现代医学常识所代表的冷静和机械,而是回归到更原始的一种心境中,在心理上把疾病重新归复成巫术来理解,从而使作品显出一种神秘而极富纵深感的层次来。

三、以苏童为例

看当代南方文学中的疾病隐喻在苏童的小说中,最常见的疾病有三种,即残疾、精神疾病以及性病,而这也是当代南方作家在书写时的一种普遍偏好。这三种疾病所显示出的心理蕴涵和美学特征有所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隐射向人类的一种原始的心理机制,即对神秘事物的畏惧。人们往往无法从纯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可怜的病人,而是不自知地回归到一种古老原始的心境中,以类似于看待巫蛊的恐惧情绪在无意识中将其疏远,把他们和自身区别开,将其划入他者。

(一)残疾

残疾主要表现为身体的残缺,同时也作为一种原型存在于当代文学当中,为众多作家所选择,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关于残疾的隐喻体系。在苏童的作品,尤其是其以少年血为主题的短篇当中,残疾意象屡见不鲜,这一形象通常为男性,这就使得身体的残疾更多地指向一种心理的阉割。第一层次的残疾意象显示为先天或后天的生理残疾,如《刺青时代》中的小拐[3],其身体上的残疾除了明指向其身世遭遇,同时带有一种隐喻色彩,主要展现为个体与外界社会的冲突,以世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压抑变形和个体对其所处环境的孤独反抗相互对照,显示为一种末路英雄的孑然和寥落,角色身体的残缺将单个人无法避免的残缺外显出来,而这种缺陷与人类原始的对完整性的追求无法弥合,表现出现代人在面对人的中心意义丧失时的困境。而残疾意象的第二层次则是泛指物种的某种非正常的局部缺失状态,是身体残疾的一种精神性变形,显示为成年男子的萎顿的巨婴似的生活状态,如《罂粟世家》中虚弱的刘沉草,《我的帝王生涯》中抗拒使命的端白,其所显示出的残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但这种残疾并不直接表达对“患者”的是非评价,而是显出一种忧伤迷惘的特质来,作为对社会环境展现的一环而存在。这种对生命力退减的描述是苏童对于整个世纪末男性残疾萎缩事象的思考和忧虑,与南方堕落这一主题相一致。第三种,也即最大的残疾则是来自自我的阉割,即乱伦和仇杀。血亲之间的不正当的情爱关系和相互杀戮是一种对于长久以来道德秩序的反叛,显示出了人性中腐坏的一面,在这个层面上,疾病隐喻已不仅仅是一种文本修辞或者对人物特征的昭示,而是可被看作一个隐喻的系统,所有的描写和角色行动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象征体,这使得文本的主题意蕴显出深沉而丰厚的意味来,这种叙事隐晦而曲折,表现出南方民族志书写的风格。

(二)疯病

疯病可以说是与现代性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疾病,福柯曾作《疯癫与文明》,把疯疾与一般性的生理病状区分开来,认为疯癫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正常人与疯癫者并不共有一套逻各斯系统,疯子就是他者。[4]出于这一分析,疯癫这一意象自身所具有的含义是极其丰富的,一方面,它经常被用于喻指强者对于弱势群体的压抑和残迫,在这里,疯病作为角色的一种程度上的命运结局而存在,意在引起读者的怜悯及对于强势一方的反思,这层的疯疾隐喻是相对浅层的,就像《妻妾成群》中的颂莲。而另一方面,疯子又常常显示出预言家的行动元作用,成为一个象征或者贯穿整条脉络的寓言而存在。现代社会,中心意识普遍丧失,个人碎片化的出现,自我无法完复,焦虑和孤独感侵蚀,这一切都使得这种疯疾显出现代意识。在福克纳创造了“白痴叙事”之后,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无疑使中西方的作家着迷,疯子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现代和后现代文本当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而广泛存在。在精神病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扭曲,无序甚至是虚构的,其疾病自身就天然地带有一种对理性的反叛,并且显示出了狂欢化的特质。已有公认,较之北方文学,南方文学的先锋性更强,并且由于经济的发达,南方文学,尤其是江浙沿海地区的文学更明显的带有现代性的特征,其叙述的主体也多为都市和繁华乡镇,即使是南方的乡土作家的作品,往往也常有对于都市侵染乡村的展现,这就使得南方文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关都市文明病的描写,而疯疾作为精神疾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类,更容易被南方作家所偏爱也就很好理解了。

(三)性病

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情爱小说在古代基本被看作是低俗的市井文学,五四时期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性开始在主流文学中出现,显示出一种价值向自我回归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和自由解放的风气。这类性爱描写多是以一种原始冲动的外表出现的,但在粗糙和直露中显出生命勃勃的冲力。性病虽也能见诸于这些作者文章中,可患有性病之人往往是以背景人物甚至是反派的形象出现,作为主要角色进行具体描摹的很少。但与之不同,南方文学中的性或者性病意象则是表现出了另外一种美学特征。

在当代南方文学中,性的精神层面常常被放逐,出现了许多理性意识缺失的人物形象,其的性爱表现出了两种倾向,一是攻击性,二则是瘾症。前者是由生的欲望向死的欲望过渡即在欲求不足时产生的一种毁灭欲,后者则是逃避现实的自我放纵所造成的一种成瘾表征。性爱不再是圣洁爱情故事之后的水到渠成,而是畸形的,扭曲的,本能以一种贪婪而无恶不作的面目出现,显示出反道德,反纲常,反理性的特质。而当这一指向意义的性与疾病联系起来时,这种破坏与成瘾便更为明确地表现出了其与人的死亡和人性沉沦间的联系,表现出人性的堕落与破败。

在涉及到性的疾病当中,梅毒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关于梅毒,苏珊•朗格曾做过其社会性隐喻的专门论述,在她看来,梅毒之所以为人所不齿,被看做是一种低俗的,可怖的,令人感到羞耻的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几乎单一的传播途径,即性交。人类往往对一些显示出自己动物性的行为不齿,排泄和性行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种。在面对一个患有梅毒的病人时,人们往往无法控制地沉浸在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的幻象中,这种场景总是能引起人们的一种道德判断,感染上梅毒的人常常被认为是不检点的,自我放纵的,其患上这样的疾病完全是咎由自取,很难引起旁人的同情。同时,梅毒发病会导致身体的溃烂,这种丑陋和不堪使人感到恐惧,并下意识地进行远离,这又使得梅毒病人这一形象贴上了孤独恐怖的标签。[5]几乎所有的先锋小说家都多少使用过梅毒这一意象,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与梅毒所具有的隐喻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它不仅是道德堕落的一个象征,同样还隐喻着外来文化对传统文明的入侵和蚕食,显示出个人在现代文明前的身不由己和失落感,是逃亡的原因和逃无可逃的无可奈何,这一点上在苏童作品《米》的主角五龙身上表现得格外透彻。[6]

与梅毒所代表的纵欲相反,与性有关的另外一种疾病也常常被所提起,那就是性功能障碍。性无能描写在北方作家笔下往往是在批判宦寺现象的背景下的进行的,其代表就是京派作家群,他们赞美纯真热情的性爱,抗拒萎顿虚假的现代生活,热忱地向往着一种本真充满生命力的生存状态。而这一意象到了南方文学当中,却常常表现为对人性深处异化和病灾的揭示,性无能更多得显示为一种无可奈何,显示一种求而不得的痛苦,是人性病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就像《妻妾成群》中的陈佐千[7],过渡纵欲使其无法借助正常的性爱来缓解欲求,空虚和沉沦在强行刺激下显得更为可悲而无聊。这里的性无能不是缺乏欲望,而是欲求满荷后的一种崩坏的状态,比起社会意义更多的是指向个人层面。

结语

可以看出,与北方文学相比,南方文学中的疾病隐喻具有其特殊性。南方文学普遍地更热衷于疾病书写,其所选择的疾病也更偏向于非正常的,可以将患者与理性秩序下的人所区分开的一类,而在隐喻层面,南方的疾病书写也比北方更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意识。作为一种隐喻,疾病意象是探索南方文学特质的一个窗口,疾病隐喻也以其人性和世界的双重指向与其独特的美学特征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苏童.刺青时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4]福柯.疯癫与文明[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5]苏珊•朗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苏童.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苏童.妻妾成群[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作者:白茜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浅谈当代南方文学的疾病隐喻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