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的内涵及文学所在范文

本文作者：王春云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涌现出大批大话和戏说文化经典的制作。蒙娜丽莎的画像被作为招徕生意的广告牌飘摇在车来人往的闹市。林长治的《Q版语文》荒诞离奇，对传统的经典名篇公然嘲弄和消解。《背影》中父亲唱的是周杰伦的流行曲，《荷塘月色》里的“我”希望在荷塘能看见MM洗澡。……以《大话西游》为典型的的影视剧，对民族文学圣典的解构更是登峰造极，滑稽透顶。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压路机”[1]45浩浩荡荡碾向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摧毁了传统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经由反讽、戏拟、隐喻和夸张等方式，经典被公然大胆地篡改、解构和颠覆，于是传统经典在现今的人眼里成为一笑置之的对象，或者即时消费的快餐。恰恰是在一些历史小说和历史影视剧中，作家拆解了历史信仰，放逐了历史意义，从而彻底远离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更有所谓的新潮文学以历史的名义作欲望和话语的游戏，把诗意淡薄的消费时代的人们引向低俗、颓废乃至堕落。2010年9月新学期伊始，鲁迅作品从中学教材里撤消的消息引发了大讨论。10月12日，《收获》杂志社副编审、作家叶开连续发表文章，指责上海小学语文教材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王安忆的文章及巴金名作等。由郭初阳、蔡朝阳、吕栋等人组成的研究团体编著的报告《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也于当月出版，指责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文学经典或被篡改，或被撤出，使得真正的经典淡出语文课堂，势必导致传统流失，文化断层，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及人才培养危害极大。这些问题带给我深深的忧虑，也直接触发了我重新审视和探究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学术冲动。在一个质疑普遍价值、沉迷日常琐屑、高举欲望旗帜而丧失历史感的年代，我深切感到重提历史话题，并呼唤文学历史意识的必要和紧迫。

一、历史意识的蕴涵

历史之于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以有形的事实进入文学，直接加添为作品的血肉；二者更为久远的联系，正如在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那里一样，“历史”化作了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以无形入有形，成为照亮和统摄整部作品的灵魂。因此，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最高层次，应是所有题材文学对历史本质真实的追求和作家历史感、历史意识的彰显。钱中文先生认为，历史感“不仅仅是指史实的真实，环境的渲染，细节的正确，而是指一种独特的历史的感受，它既是历史的，包含着我们民族昨天、过去的思虑的积淀，同时又是发展的，包含着今天的反思与自我认知的意绪，这是我国的悠长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反思融合而成的一种进取的历史精神”[2]。本文论证文学家、文学、人物、读者及社会大众具备历史意识的重要性，旨在既招历史之魂，又唤历史精神的回归。“人创造着历史，创造着人自身，同时也认识着历史，认识着自身，人对历史的认识，体验，把握，领悟，以至直觉等等就是历史意识。”[3]

一言以蔽之，历史意识就是人对历史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这些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在人心理中长久累积，于是凝结、升华为人观照历史与生活、探索人生和世界时的一种眼光、一种襟怀气度、一种精神观念和思维方法。换言之，历史意识，就是能够跨越特定时空，探察人生、社会和世界，审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精神观念与方法。在文学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无论是崇仰既往历史与文化传统；讲求客观，揭示历史活动的真实风貌；回溯过去、探察现实和筹划未来；还是时空穿越的开放意识；对人生和历史的悲情抒写；伤时感世、心系天下的忧患情怀；以及主体在突破、探求和审己中的反思意识与超越精神，都是其历史意识的充分彰显。

（一）崇仰历史文化传统

追本溯源、尊古崇祖和鉴古戒今，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可谓根深蒂固。讲究礼仪孝道的中国人在春节、清明节也会祭拜先祖。“大陆性文化及其主要生产方式、思维习惯，使人偏重于既往，习惯于对往事的思索和探究”[4]13。中华民族以其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可耀日月的煌煌“二十四史”，傲立世界。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修史接力；以史为鉴筹划和把握现实的期待；儒家的“言必称三代”；帝王将相的惧怕史册留骂名；史官对历史清正的生命捍卫；仁人志士的名垂青史而不朽；以及自古以来对历史的文学书写等，都是中国人化进生命里的历史意识的体现。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崇仰和敬重，也包含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换言之，这也是一种别样的敬重和热爱。用“吃人”二字揭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鲁迅，恰恰是在其人生和创作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得最为彻底的伟人。他毫不留情地抨击和批判，缘于面对世界风潮，寻求民族发展生路的激奋和焦灼。所谓痛至切，爱至深。一些先锋派、新生代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挖苦先祖，嘲弄历史，既违背了我们本民族的传统，也是历史意识的严重缺失。20世纪西学强劲东渐，尤其是在最后二十年，西方文化思潮毫无遮拦地汹涌而入，中国文学、文论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严重失语。恰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中国许多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在高度亢奋地将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潮理论和方法挨个操练一番之后，便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中国文学与理论就此缺失了在世界中的应得席位。失语其实是自我的迷失与消亡，是我们丧失了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及规范独自言说的能力，是在趋新若骛、猎奇炫异中对本民族传统的疏离、乃至背弃。我们既要跟着说，也要接着说，更能对着说，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法宝，只能是对我们传统文学和文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继承、创新和发展。靠吃别人的粮食，无论如何是养活不了自己的。

（二）讲求客观，揭示历史真实

“真实”指什么，文学又是如何实现“历史真实”的？历史家叙述已发生的事实，该事实有着大体明确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是个别的事；文学家描述现实中未必实有、但在情理中可能或必然发生的事实，该事实的过程和结果是未定的，对这一过程和结果的演绎就是文学家的创造。文学由于超越了已有的特定事实，遵从生活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所以，文学所描述的事就带有某种普遍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亚氏这一结论的深刻性在于肯定了文学的虚构权利，强调对本质规律的追寻，揭示了文学的根本特性。然而，被亚氏忽略的是，除了可然或必然之事，文学当然可以叙写已然之事，而当文学和历史面对同样的题材对象时，文学和历史会有何不同？狄德罗似乎涉及到这一问题。他在《论戏剧艺术》中说：“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实……如果是诗人的话，那他就必须写出最能动人的东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或杜撰一些言词，甚至对历史添枝加叶。”[5]161

在狄德罗看来，同样都是在写一定之事，史家更多地是对已有事实的摹仿或重述，而文学家是随意捕捉以往事实中最激荡其魂灵的东西，他甚至可以假想，可以杜撰，可以添枝加叶。那么，此处的文学是否真实？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又有何区别？历史真实所指，有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人实事。这属于第一层次的本在真实或生活真实的范畴；其次是指史料记载的人与事，属于叙述或修辞的真实。以往的事实和曾经的人、事、物已然逝去，人们无法复制、还原，就必须经由一定的物质中介来予以重构。由于历史叙事先天地蕴涵着某种威严和神圣，所以史书载录的人、事和物也就产生了相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往往是以史家的考证和记载为标尺。但是，文学若过分依傍历史，甚至演绎史学结论，势必会与文学家的主体性和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相抵牾，其结果是会走进艺术发展的死胡同。历史真实第三层次的涵义，是指历史本质的真实，亦即哲学真实或艺术真实。艺术真实要求创作主体以主观性感知和诗艺性创造，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营设不同于现实秩序的假定性情境，从而更加生动地或表现人生意趣；或揭示生活本质；或传达悠远的哲学意味。艺术真实追求本质或意义的真实，强调艺术家对生活的开掘、剪裁、提炼、补充和概括，甚至变形（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或揉碎重组，或虚空构想）。艺术世界的人、事、物未必都是现实和历史中实有的，但应当是生活中可能存在或必然发生的。历史真实一词在实际应用中涵盖了前文所归纳的三种层次的真实，只是各人侧重点不同而已。历史题材文学在面对历史时，如何实现艺术真实性？史学重在揭示历史规律和法则，关注影响、乃至决定历史进程的人的思想行为和感情，史学中的“人”是群体的、抽象的，而历史剧中的“人”是个别、具体的“这一个”。对于史剧中人物来说，“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具有美学意义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心灵上巨大的震撼……被史学视为偶然的、无价值的东西，往往正是戏剧的永恒话题，……被戏剧视为偶然的、无价值的东西，往往在史学上极具意义”[6]640-641。

史学上偶然的、无价值的、以及间隙边缘的、乃至空白处的东西，都是文学家驰骋艺术想象，挥洒笔性墨情的处所。正如郭沫若所说，历史学家挖掘历史，文学家发展历史。所谓的“发展”就是适度的艺术想象和虚构。当然，在历史小说和历史戏剧创作中对主体创造力和艺术审美性的强调，不应突破一定的历史限度，因为它们毕竟不同于其它题材的文学创作。

（三）回溯过去、探察现实和筹划未来

古今往来彼此涵摄、相互融通的人类活动的整体，即为真正的历史。历史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的人类生活的整体，是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图书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点，历史具有不断前行的无限性，颇似一条从起点向未来开放的射线。历史意识作为人观照历史与生活、探索人生和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其意义在于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回溯过去、探察现实和筹划未来的宏阔视域。不仅往昔、现实、和未来，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点；而且人类和万事万物都是流动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的巨涛细浪。所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就要求将历史看作不断流动的开放体，能够敏锐发现和把握叙述对象在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并由此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运动规律。这其中也包括了探索历史中的人的观念、精神发展的历程，表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动性。依凭历史启示和历史发展的规则，我们也就能够高屋建瓴，超越个体的时空局限而达通古今之变。历史意识不只是对叙述对象和表现内容的历史形式、地位和价值、意义等的自觉，更体现为创作者艺术思维和审美判断的历史感。是否具备往来古今、高瞻远瞩的襟怀气度，展示出历史的连贯与宏大；是否通过一己之感传达出有关社会、人类、历史和人生的普遍经验等等，是衡量艺术家和作品是否具备历史意识的重要尺度。因此，历史意识可以跃动在任何题材的文学中，而且历史意识也是构成文学经典的关键因素。海德格尔说：“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7]445

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性。在托尔斯泰的遗产里，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站在贵族立场的巴尔扎克揭示出心爱贵族覆亡的必然命运。作家路遥强调，当代性既是历史，又是未来，讲求现实感与历史感的交融统一，既着力开掘作为现实始源的过往历史对现实生活的规约与塑造作用，又将目光于彼岸世界，揭示现实对于未来的意义。这些作家由于遵循了存在的客观逻辑，真实、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塑造典型形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宁宗一指出：“从一定意义来看，对于一位创作家来说，依据一定的历史哲学对某些历史现象作出理性的阐释，并不构成作家的主要任务，即他不是为了充当历史学家，而是为了经由历史生活而获得一种体验，一种关于人与人类的认知，一种富有完整性的情智启迪，一种完全可能沟通现在与未来、因而也完全可能与当代精神产生共鸣的大彻大悟，一种从回忆的漫旅中实现的不断显示新的阐释信息的思情寓意。”[8]他批评剧作家仅满足于直观和静观历史，而没能对历史进行整体的、纵深的探察，作品内蕴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广度。童庆炳提出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三个向度：历史的向度、艺术的向度以及时代的向度。时代向度要求作家以当代的眼光观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精神，并通过创作实现古今普适精神的互释，以历史的抒写体现时代精神。时代向度的有无是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成败的关键。[9]

二、历史意识的文学存在

（一）开放的时空穿越意识

托•斯•艾略特曾说：“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10]2-3

艾略特所谓的文学历史意识，是本国本民族文学传统、乃至整个欧洲或亚洲等文学体系与作家的当代视野的融合，是传统、当代与未来的三位一体。文学家的创作，必然要接受本国和本民族既往文化传统、以及同时代人的影响。具有开放意识的文学家，甚至放眼欧洲、亚洲、或拉美等整体传统，寻求自己文学表达的当代位置。中外文化史，尤其是本民族、本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和经典作家作品，即所谓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是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造的营养和基础。优秀的小说家，懂得沐浴在中外文学史的长河中尽力吸取传统的营养，懂得如何将人类文化优秀成果和经典作家作品的精华化合为自己的血肉。当我们评定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是某一文体、流派或某种风格的代表，其实也就是说他或它是该文体、流派或风格的集大成者。成功的创作得益于对传统的继承与革新。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创作，可以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大精深。优秀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历时的综合，也有空间共时的延展，是立足宏阔的时空背景下，作家个性创造力在时代、民族、国家、世界以及人类的经验的土壤中开放的花朵。“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学的时空穿透力和观照生活的深广度也由此产生。创作时所拥有的贯通古今、囊括天下的开放意识和视野，是文学家及其作品时空穿越意识的重要体现。创作时包孕古今的开放意识，一方面使文学家的创作富有很强的民族性，包括艺术语言、表达形式、民族生活、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等。诸如鲁迅、曹雪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人，就是其本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意识，既让文学家在观照生活时，能够拥有远瞩古今和胸怀世界的宏阔视野，又使许多作品具有了史诗品格和经典性。诸如《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史诗名作。中国的史诗型长篇小说有古典四大名著、《子夜》、《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以及《白鹿原》等。作家作品博采古今、经天纬地的宏大和深广，是文学穿越时空的历史感的重要体现。纵览中外文学经典，大都具有海纳百川的宏大品格。这一宏大既可以是内蕴的广博繁复，也可以是视域的开放宏阔。即便是一首短诗，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由于诗人立足高远，视野开阔，小小诗文也就有了宏篇巨作的大气。中外许多优秀长篇小说都显示出历史环境的宏阔复杂、社会生活的繁富多样、民族特色的鲜明浓郁、众多人物的生动典型、故事情节的曲折跌宕、以及结构的宏伟和气势的磅礴，也由此生发出宏阔、幽邃的历史感，成为魅力无穷的不朽经典。

（二）历史的悲情意识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类从远古的蛮荒时代一步步走进较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始终必须面对人与自然、他人、自身、群体（包括阶级、民族和国家）及传统之间的对立冲突，在无数的悖论苦境中，跌跌撞撞，一路悲歌。正如白海珍所言：“从原始初民到现代人，人类在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同时，又不断地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灾难与打击。面对接踵而来的洪水猛兽，天崩地裂，电闪雷鸣，灾难瘟疫，政治动乱，战争屠杀，经济贫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存竞争，人口爆炸，人类自从离开了伊甸园后，就从未有过一日的安宁，静谧和谐的生活成为遥远的梦境。社会越是向现代文明进化，人类越是感到危机重重，连绵不绝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自然生态危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使人类感到空前的恐惧与战栗，陷入深深的忧患之中。”[11]74

就人个体生命而言，在其最初和最终的点上都是令人痛苦和忧伤的。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结局，无论尊卑贵贱、伟大渺小。生命有期且变幻无常，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性。人生中遭逢的无休止的矛盾冲突，以及由谗冤、谴逐、征戌、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等引发的人生悲情，在不同时代与民族各类体裁的文学中悠悠远远地流淌。而且对此愈有深刻和丰富的反映，愈能彰显人生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出作品的经典性和宏大性。无论是先行者驱驰的寂寞，英雄末路的悲哀，俊才不遇的忧愤，新人崛起的艰难；还是天地苍茫的孤独，流水落花的伤感，蹉跎岁月的惆怅，劳燕分飞的悲凄，生老病死的苦痛和一地鸡毛的烦恼；也无论是美好事物的毁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丧失，还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都交织着人生始终无法摆脱的基本矛盾。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生之嗟……凡此种种汇成浩荡而深切的历史悲情之流汹涌在作家或人物的心中。中外文学生动而深刻地叙写了在左冲右突中艰难行进的人的悲苦境遇。“从古希腊罗马的哀歌、悲剧到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人的人文主义悲剧到18世纪欧洲的感伤主义流派，从拜伦的政治悲歌到果戈理、普希金的‘流泪喜剧’，一直到近现代，悲怆抑郁的情调没有中断，并且进入了审美的层次”[12]。

西方文学中的人一路悲歌，尤其是到了19、20世纪的文学中，人生的悲剧感愈加浓重。个体与类的冲突、人与社会、人和自我的根本对立，在西方文学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宗教神学、金钱和物质文明将人异化为非人的存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把张扬个体欲望和生命价值的人役使为上帝的奴仆，禁绝人的情欲，将人性掏挖一空置换为神性。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深刻揭露了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时代如何撕掉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司汤达、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都揭示了追逐金钱和权力者的人性异化的历程。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和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等，给西方人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精神危机。孤独、惶恐、焦虑、苦闷、绝望等等情绪，弥漫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诚如艾略特笔下颓败、荒芜、死亡、枯竭的荒原。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各自不同的手法，表达了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中，人强烈的陌生离异感、惶恐不安、压抑苦闷和卑微无望，揭露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及自我关系的全面扭曲的严酷现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个体与类、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为两点：封建礼教及其势力对爱情的压制和扼杀；时代、社会对人才的排抑和戕害。跋涉在仕途的知识分子，遭遇不平的时世，必然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有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痛苦；有难骋情志的忧愤；有苦求知遇的无奈；也有遗世独立的清高；无为遁世的逍遥和同流合污的悲哀。中国近现代社会内忧外患，外强欺侮的屈辱，内政的腐败无能，保守势力的负隅顽抗，变革维新的失败，以及社会动荡、战火频仍等等，这些深重的社会苦难使得忧患成为中国近现代小说等文学表达的主题。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便是对“”历史创痛的回忆。当代作家张贤亮、史铁生、张炜、张承志、路遥、余华等，一直执着地叙写人们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直录世俗生活中小人物的生存窘况，叙写在生存困境和人欲望的挤压下，印加厚、小林夫妇、老关等人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如理想、信仰、激情、正直）的销蚀和丧失，真实地揭示出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性。

（三）历史的主体意识

文学历史意识的彰显，不只是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个体生命过程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进程，深刻体味到其中的悲苦与忧患，并激发起勇于担当这些悲苦和忧患的热情和责任感。历史意识也指涉着人的主体精神。何西来认为，历史的主体意识即“人对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价值、地位、作用和意义的一种自觉”[3]，因此，历史的主体意识，就是主体在突破、探求和审己中的超越精神与反思意识。它不仅体现为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人对自我的能力、地位、价值和意义的审视与确定；而且在于审视与确定之后，人对既有的历史和现实的给定性力求突破和超越的精神。个体的人对自我限定性的超越，包括了人对自我特性和能力的不断发展；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人生不倦的寻求与探索；精神的自主、自立和经由忏悔对自我灵魂的省察及道德的完善等。中外文学的世界中，活跃着无数永不言弃、不断探索和追求精神自新的人。他们通过突破桎梏、挑战困厄、追求理想、反思自我等，高扬人的主体精神，跋涉在超越自我限定性的征途中。

1．探寻与追求精神

艺术栖居着人类存在的诗情画意，对经验现实和效果网络的有力超脱，使得它能成为引渡人生的诺亚方舟，凭依想象和情感形象地传达出人类的寻求、探索和超越精神，给尘世劳碌的人们以愉悦、慰藉和希望。在文学的世界里，中西方人的寻求、探索，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和方向。中国人更多的是依照圆形的循环以及对这一圈定的突破和超越，即所谓的“画圆”与“破圆”；西方人的探求，是开放式的、直线型行进，即便最后要面对无果而终，或者死亡、毁灭等，也始终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起点。歌德创造的浮士德，是西方人永不满足的求索精神的象征。当浮士德感到满足，探求停止时，生命也随之结束。浮士德的身上始终闪耀着勇于实践、不断探求和自强不息的光华，他的一生都是在上天入地，追求真善美，探索人生真理。在拉斯蒂涅、于连、安娜、玛丝洛娃、“牛虻”亚瑟•勃尔顿等人的人生历程中，我们难以寻觅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循环”和“团圆”。海明威的众多小说打造出著名的永不言败、信仰坚挺的“硬汉精神”。20世纪的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与戏剧，表达了西方社会中人愈加强烈的异己感、孤独感和荒诞感等。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心中仍然涌动着一往无前的抗争热情。正如蒋承勇所言：“现代主义文学描写的荒诞境遇中的人，总是在感悟到荒诞之后与荒诞的存在进行抗争。他们虽然没有传统文学中的‘英雄’那壮怀激烈的言辞和同邪恶势力抗争的悲壮举动，然而，他们在面对毫无希望的、平庸卑琐的处境时，能在精神上超越现实，执著地追求精神的自由；在明知不可为的困境，仍不失抗争的勇气与信心；在被荒诞的现实无情捉弄时，仍能倔强地与之抗争。因此，现代主义文学中这些看似卑微渺小无崇高感的异化的人、孤独的人、疯狂的人、病态的人，都有更深意义上的崇高感和悲剧美。”[13]437

在长期的农耕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中国人于是习惯性地根据生活的感性经验，把昼夜更替、草木荣枯、时令交接和季节变换，看作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时间飞逝而去的线形轨迹，被更改为循环的圆圈。在中国人最初的宇宙观和生命论中，天地、自然、历史、人生等都在依循圆形轨迹而运转，循环不尽。因此，在中国的许多叙事文本里，圆形往往成为颇有意味的潜隐结构。不仅如此，文学中的许多人也在循绕圆形，进行着悲怆的旋转和艰难的飞升。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无一例外地都展开了圆形叙事。《三国演义》整部小说似乎就是在论说天下大事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西游记》叙写了玄奘、悟空、八戒和沙僧，还有白龙马，因犯错被逐出天界后，历经无数劫难得以救赎，而最终回归佛国。《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画了一个由散而聚再散的凄凄惨惨的圆圈。《红楼梦》的叙事安排、情节布设与人物经历无不显现出鲜明的圆形特征。新时期以来，文学家们塑造了众多的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吕纬甫式的文学形象，抒写了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现实与理想之间逡巡彷徨和升沉往复的心路历程。金狗、高加林、邹艾等人以及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或憧憬文明而进军城市，或沦落乡村又期盼返城，在乡村通往城市的漫漫长途中进行着血与火、灵与肉的搏战与拚杀，上演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每天都在吃喝拉撒睡，上班下班中重演着那毫无亮色、没有尽头的平庸生活。文学既写出了历史与人生的循环，也高扬人对这一圈定进行否定与突破的精神。在这形形色色的“画圆”与“破圆”的撞击中，在许多人的沉吟与呐喊、徘徊与追求中，显露了中国人悲怆旋转和艰难超越的心路历程。《红楼梦》的否定和超越体现为三点：首先是戳穿历史轮回的谎言，为封建社会敲响了丧钟，宝玉、黛玉、晴雯们或许就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其次是以悲剧爱情结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撕开了才子佳人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温情面纱；再者，从文本看，贾宝玉的人生似乎是画了一个圆，但是作者对这一循环的态度却是痛苦而复杂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宝玉出家，才能背弃为家长首肯的“金玉良缘”，也因此反叛整个封建大家庭；另一方面，怀有新思想的贾宝玉，最终归彼大荒，是新人在旧制度下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由此可见，作家对这一循环的态度无疑是否定的、无奈的和惋惜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很多现当代作家，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形象地演绎了历史与人生循环的不是严整的圆圈，而是斡流而迁的螺旋。

2．反思与忏悔意识

在浩荡的历史中，人在旅途，在漂泊。对自我的追问考究，对自我存在和个体价值的探询，对心灵世界的剖露和罪责的忏悔，都是为了寻求精神故园，呼唤精神的还乡和灵魂的复归。对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询及个人灵魂世界的剖白，是文学家及其人物主体意识的充分体现。漫漫人生征途中，由于来自主客双方对人种种的限定，人必然会有很多的过失、错误和罪责。所以，人何以不用自纠、自察、自省而自新？人的自我反思，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对自我的观照与审视，是以批判的眼光对个人的优劣短长、行为品性的重新思考、认识和评价。忏悔是对人灵魂的深层剖析和拷问，是对自我的失责、过错、乃至罪过，托付身心的担当。在这一担当中，人回顾走过的道路，反思错失及其缘由和危害，唤起心灵深处的悔悟，从而寻求救赎，完善灵魂，解脱困境。伟大的作家，诸如曹雪芹、鲁迅、巴金、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往往都是富有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深刻的忏悔意识的。他们将“自我”置放其中，以文学为载体进行自审、自省，并在审己中带有挚诚的忏悔之意和救赎之心。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历经深切的内省、忏悔和赎罪，化解了罪孽感，卸除心灵重负之后其精神得以飞升、超越。

经历劫难的新时期作家们，重新发现了“人”的存在，对曾经噩梦般的生活以人道主义为标尺予以重新评判，大胆反拨建国以来重视群体意志，漠视个体价值的人物塑造模式，将活生生的个体作为观照与描写的中心，尊重每个人的自主与自由，充分体现出作家的自主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父子、君臣、夫妻、长幼等各级各层人的关系网中，为“自我”定位的。中国人思考自我的时候，往往着眼于自我的角色功能，考察人对民族、国家和家庭的意义和责任。所以，中国文学中的忏悔意识，大多与人深广的忧患意识交织在一起。中国文学将个人作为历史的人质，忏悔既是因为个人罪责而灵魂必须苦受煎熬的担当，也有出于忧患和使命意识，对自己所在集团、族群、时代和国家的错谬、罪责的承负。忏悔更多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格自觉。一部《红楼梦》，是曹雪芹作为一个公子哥，在为他的贵族家庭、为男人群体、为整个的封建时代和制度，向下层百姓、向所有的女人、向整个世界的泣血忏悔。处在时代转折关头的鲁迅，从两条道路开始了对民族的拯救：一是反思民族历史，揭穿吃人真相，批判国民性弱点；二是审己，对自我进行真诚、深刻的省察与批判。他一方面寄希望于群体的觉悟，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个体的努力，从自我做起，时时解剖自新。鲁迅的罪感和忏悔，是与他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融汇在一起。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巴金，晚年写下了四十万言的《随想录》，对期间甘当“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的自己，给予无情的剖露和深刻的批判，显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定的救赎信念。

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的定位不同，西方文化强调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自我，突出个体、张扬自我。所以，西方人的自我，往往是一个完整的自己，有着一己之意志、情感、权利和兴趣等，崇尚个体的权利、自由和独立性。西方人在思考自我问题的时候，习惯于关注人自身的存在状态和优劣短长。因此，西方文学中的忏悔意识，常常源自对人自身存在本体的眷注，是个体心灵完全真实的裸露。其忏悔，往往是个人对自我缺陷、恶行或罪责的承担，体现为对人性的深入开掘，而未必与民族、时代的责任、忧患有关。卢梭创作自传体小说《忏悔录》，以一种惊世骇俗的真实，把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大胆袒露灵魂中最为隐秘的角落，将曾经的“缺陷”和“污点”公之于众，是对自我罪责的勇敢担负，也标志着拯救自我的真正开始。一直在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列夫•托尔斯泰，敢于无情地解剖自我，表达了自己灵肉搏击的激烈和完善人格的艰苦性：“我真心诚意想成为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我有多种情欲，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我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得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当我只要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被尊敬……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14]378-379托尔斯泰为个人的恶德悔过，对自己和贵族阶级的谴责与忏悔，无疑是痛切的、深刻的。受基督教罪感文化影响，西方文学中的人常常向上帝（神甫是上帝的代言人）虔诚地祈祷和忏悔。因此，西方文学的忏悔意识带有浓烈的宗教意味。而中国文学中的忏悔意识，却与宗教无关，而指向人的道德、良知和责任，寓有深刻的现实关怀。

回望20世纪初，“五四”文化先驱者们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以科学和民主思想启蒙愚弱国民，从事变革人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即“立人”的实践活动。这时的“立人”，是解除几千年强权和神权的精神桎梏，唤醒匍匐在地的生灵挺立为人，是在多事之秋拯民于水火之中。过了一个世纪，我们仍然觉得有重提立人话题的必要。目前重倡“立人”，是要将崇尚金钱和名利、藐视一切、只破不立的人，从欲望的深渊打捞和解救。20世纪末，以小说为主力军的文坛弥散着躲避崇高、放逐理想的欲望的雾霭。90年代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和对理想主义的倡导，便是富有良知和使命意识的文学家和理论家试图“立人”和拯救文学的一种努力。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极速发展中，人的优良传统和文学理性丧失得太多了，所以，再次倡导从文化心态和精神观念上“救人”和“立人”，不仅是时势的要求使然，而且是我们新世纪人对“五四”先驱的使命意识与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曾几何时，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忧患，文学肩负起启蒙和救亡这一新民兴国之大任。当然，过于沉重的现实负荷，无疑极大地抑制和妨害了艺术审美性的生成。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文学卸除现实功利的羁绊重获自身时，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不留神坠陷纵情狂欢的泥沼之中。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又一极端化表现。也许，文学对历史的遗忘和嘲弄，对经典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现实人生的不再担当和承诺，更加让人忧心忡忡以文学立人任重而道远，导引人们节制物欲，使人心、人性发展趋向高雅、全面和健康，不仅是上个世纪末的文学要求，而且应当成为文学在新世纪的责任和目标。在如今这个历史感依旧稀薄的年代，研究文学的历史意识问题，呼唤人们心怀忧患和忏悔意识，身负历史重任，不断探求超越，是文学创作及其研究者不能回避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