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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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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词是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诗词翻译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桥梁,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翻译伦理强调的规范、价值、差异伦理等内容,对汉语诗词翻译给予启发。汉语诗词蕴含了浓厚的文化因素,翻译伦理指导下的诗词文化因素翻译旨在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词汇,传递异质文化,确保文化因素的传递能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关键词:翻译伦理;诗词翻译;文化因素

翻译过程会涉及多种因素,如语言转换、文化碰撞、人际交往、文化交流等,所以在翻译中译者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与文化状况采取正确措施以合理处理。一直以来,伦理学属于哲学研究领域的分支,该学科主要研究在人际交流过程[1]会受到相关规则与道德规范的制约。鉴于伦理学与翻译的本质属性,我们认为翻译可以看作是一种与伦理相关的实践活动,研究翻译行为可以考虑引用伦理学的思想。“忠实”与“通顺”是评判翻译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本质上讲,忠实其实属于伦理范畴。法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及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2],后来安东尼•皮姆(AnthonyPym),西班牙学者编著了《论译者的伦理》一书,其就翻译研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伦理活动,并且需要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指导。诗词是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诗词中蕴含了深厚的文化传统,近年来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了解诗词的文化内涵就是了解中国文化重要的环节,因此近年来古典诗词的英译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以古诗词中的文化因素的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翻译伦理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诗词中文化因素的翻译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旨在更好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与诗词内涵,进一步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共存发展。

一、翻译伦理的提出及发展

伦理学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而后不断演变发展,期间出现过多样繁杂的学说与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离出一些具体的应用伦理学。伦理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逐渐丰富,催生了各种职业伦理学,翻译伦理学就是伦理学多方向、多层次发展的成果。在1984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法国著名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曾批判了被西方翻译研究领域推崇的以“意义的传达”为核心的翻译指导思想,并首次提出“翻译伦理”概念,强烈建议将翻译伦理学发展为翻译学研究的方向。根据贝尔曼的思想,“翻译是翻译文字,把文本当作文字来翻译”,翻译过程就要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同时发展本族语言[3],最终能让其在文化碰撞交流中生存下来。他认为翻译的功能重在“生成”特性,翻译的伦理也强调在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下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接纳与认可。在贝尔曼提出翻译伦理思想10年后,安东尼•皮姆在1997年正式推出了专著《论译者的伦理》。他提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3],翻译行为过程“译者位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处,但他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在从事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肩负着一定的使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切斯特曼,芬兰学者,在他的专著《翻译模因论——翻译思想的传播》详细研究了翻译伦理思想,提出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等五种伦理模式。而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VenutiLawrence)在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的启发下,1998年出版专著《翻译的窘境:论差异的伦理》,在书中他提出“优秀的翻译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文本中的异域性”。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思想,遵循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根据韦努蒂的想法,其实翻译伦理不能从实质上解决翻译本身带有的归化性质,也就是不能改变译入语无意识修改原语文本的任务。不同于贝尔曼与皮姆的理论,韦努蒂的思想对翻译行为过程中涉及的政治因素给予关注,极力主张用“异化”策略来对抗文化强国实施的文化霸权。他对以译入语语言文化价值观为导向对译语通过归化策略改写重组进行了强烈抨击,指出翻译需再现原语文本中的文化价值与特征。韦努蒂提出的观点与中国的诗词英译的现状正好契合。中华诗词英译旨在当今以西方强势文化为主导的背景下,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解汉语,了解中华文化。

二、诗词中的文化因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它也是由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这些一点一滴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渗透于中国古代诗词中。古诗词是中华民族语言的精华,其享有意境深远、音律优美、语言精辟的特征,由此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忽视的财富。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恰好可以引领大众重温经典诗词,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该档节目旨在发扬传统文化,重现古代诗词在大众脑海中的涟漪,让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诗词受传统文化、传统审美意识的影响,重视意境情境的传达。虽然语言简练,但意象众多,诗词中意象或直接拼合或单独出现。诗人可用寥寥几笔就能传达出深邃的意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尤其胜在意象与意境的构建,其是悠久历史文化的结晶。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正是通过意象、意境突显文化的沉淀。意象词汇为古诗词的灵魂,只有了解了古诗词中的意象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才能真切感受诗词所表达的内涵。大体而言,古诗词中的文化意象可分为两类:首先是自然景物类,如菊花、杨柳、月亮等;其次是文化典故与社会生活意象类,如饮酒、登高、寒食、长亭等。在翻译中传递原诗的意境,实现意象词汇的对接与转换,历来都是文学、诗学和美学关注的课题,最近几年成为译学研究,尤其是诗词对外翻译研究的热门之一,更是诗词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古典诗词一直以来都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核心部分。目前,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诗词文化艺术形式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此起彼伏,所以传播中华诗词将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提高国家软实力和推动文化强国的建设。

三、翻译伦理对诗词文化因素

翻译的启示随着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其它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视,文化因素的翻译旨在保留及维持原语的文化特色及风姿,正如“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汉语已经逐步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4]。翻译过程中,汉英两种语言应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全球化时代,一味迁就译入语的文化因素已经与目前翻译潮流格格不入。诗词英译是要为中国文化注入活力,让传统文化闪光发亮,因此顺应译入语文化的译文剥夺了汉语文化的生机。诗词翻译就是个案,中华诗词享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多姿多彩、内涵深邃广博,美妙绝伦难以用语言叙述。从古至今,经历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现代诗的演变。历朝历代的诗词均通过不同的形式叙述着历史文化。目前,中国诗词的英译本数不胜数。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书目中,仅李清照代表词作《声声慢》就多达15个英译本。可惜的是真正能够为西方人认可的中国诗词数量极少。最近几十年来,中国迫切让世界听到声音,而世界也想认识中国,诗词英译的出版也迫在眉睫。然而要输出中国文化,就要借鉴翻译与文化学理论再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邀请英语读者跨进中国文化的大门,这也正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思想的核心。韦努蒂认为这种译文遵循的是abu⁃sivefidelity,翻译时尽可能保留原文化中的他者或异质文化,而不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制衡。汉语诗词英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虽然深奥难懂,但还是可以传递。根据存异伦理思想,一名遵守伦理思想的译者应时刻考虑译语的文化因素,有效促进相异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笔者发现诗词中,自然景物意象出现频率较高。我们参照分析许渊冲教授对这类文化意象词的处理。如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中的词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此句中许渊冲教授将“寒雨”译作“coldmorn⁃ingshowers”;又如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中的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句中“落花”被译为“flowersfallen”。译文的韵律与意义可与原文媲美,许渊冲教授对诗词翻译有着独到见解,他的译文让自然景物在异质文化中重生。原诗词中出现了自然景象意象词汇“落花”与“寒雨”。类似的意象词汇在古代诗词中比比皆是,这类词汇不仅单纯描写场景,而重在表达词人难以自解的愁绪。上例的译文中许教授灵活借用英语对应词汇如“fallenflowers、coldmorn⁃ingshowers”。译者用形容词“fallen”与“cold”翻译“落花”与“寒雨”,忠实再现了原诗词中意象包含的文化因素,读者由此被带入进忧伤的情景,英译文几乎重现了类似的意境与情怀。许渊冲教授流畅的译文使得译入语读者便捷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此处,译者用了移植的技巧重塑意象,巧妙地传达了优美的境界。译者尽力保留原诗的意象形式,读者可以凭借上下文的联系,领悟中华诗词蕴含的独特情调,前无声息地促成中西文化的交汇。孟郊《古别离》的诗句“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

“莫向临邛去”此处所指的临邛今位于四川省邛崃县,传说司马相如在此处游玩时与卓文君相识,随后相恋并私奔最后结为夫妻。诗中“临邛”有所指,暗指居家的妻子怕外出丈夫遇到新欢。孟郊在《古别离》中引用典故,这一典故原指妻子的忧虑,担心丈夫外出后有外遇因此可能会遭到抛弃。译文b省去“临邛”未译,直接翻译为“偷走你的心”,译语虽然完全正确,意思与原文相符,不过文化意象“临邛”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翻译只是意义的阐释。而译文a通过音译保留“临邛”,此处地名为文化意象,注释中具体解释了临邛已经被看作是一个丈夫可能改变初心之地,典故的相关背景也稍作叙述。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而言,译文a更好地保留了文化意象。翻译伦理研究逐渐得到关注,通过上文的比较可知,内容丰富、史料严谨、文化原汁原味的译文将会是优秀且受欢迎的译文。译者应当有自信,在翻译诗词时把中国文化的“异质”输出去,而不是把中国的作品归化成原汁原味的英语。

四、结语

诗词作品中丰厚的文化特质是翻译时需要保留而非省去的。由此而言,汉语诗词英译是由中国译者与译学专家学者进行地一场主动的“抵抗式翻译”。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作用应重在考虑文化因素层面上的调整和重塑,竭尽所能把属于自己的文化精髓展示给译入语读者。所以,在译文中再现源语文化特色是忠实传递本民族文化的必要途径,有利于文化的重新定位。综上所述,翻译伦理问题得到翻译界学者关注,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现象都有待融入大熔炉,传播中华古诗词中的文化因素,译者应再现原诗的意境与意象,让异域读者领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促进中西文化间的交融,推动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参考文献:

[1]王婧.从翻译伦理看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2.

[2]薛武.个人层面上的翻译伦理——也论德里克•阿垂兹的翻译伦理[J].翻译论坛,2016(6).

[3]王大智.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

[4]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

[5]颜帼英.古诗词英译中文化因素的翻译[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5(8).

作者:李小华;辛闻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诗词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