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网络文学论文范文

一、网络文学出版对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影响

出版业本身是一种文化产业，参与文化运营深刻地影响文化格局。网络文学的出版因其出版资源来源于网络原创自身的特色更加鲜明。出版社在进行网络文学的出版时往往对图书进行刻意的“包装”与设计，使图书看起来前卫、新潮和时髦，网络文学出版的这种包装导向使得大学生的消费主义文化观日益时尚化。另外，网络文学在出版时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宣传，往往采用一些娱乐化的宣传方式进行炒作，使得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日益娱乐化。

（一）网络文学出版的“包装”与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时尚化

出版社在出版发行图书时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凡是能够提升图书销量的因素，出版社无不精心设计，这其中，出版时图书的外在设计和“包装”是一个重要的指数。具体到网络文学的出版，因为网络文学的新生性、前卫性、网络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年青人，所以出版社在出版网络文学时，在外在包装上重视投年轻读者所好，包装华丽、唯美。郭敬明的小说在出版时一个显著特征是书中随处可见占据了重要篇幅的郭敬明照片，这些照片拍摄角度唯美、独特，视觉效果甚佳，图片上的郭敬明衣着考究、时尚、名牌意识浓郁。在包装的具体形式上，针对部分青少年读者群所谓“馆藏式”的消费习惯，出版社将当下时尚产业中流行的“限量珍藏版”概念引入文学出版，在每套书上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为这本书蒙上“独特”“限量”的时尚光晕。网络文学出版的这种包装导向使得青少年的文化观在悄然转变，青少年在购买和阅读图书时，书的内容是否经典、厚重，让位于包装是否“养眼”“时尚”。当代青少年多为90后，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我国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以后，社会购买力和选择性越来越多，人们对物品的购买已经超越了单纯考量“使用价值”的阶段进而追求“美观”“时髦”，于是，消费主义文化在90年代全面进入我国的社会语境。青少年伴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的兴起而成长，他们对消费主义文化更接纳、更追随。网络文学出版时在包装上的时尚促进了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时尚”化，在他们看来，“时尚”本身即是文化。“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社会现象。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1994年，《时尚》杂志在创刊号的主编寄语高举消费主义文化的旗帜，将“追求时尚”上升到“文化”和“价值实现”的层次，俨然成为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代言人。

（二）网络文学出版的宣传与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娱乐化

出版商在出版网络文学时，为了增加销量，往往大肆宣传，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出版商宣传炒作的工具。2003年底郭敬明的代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指抄袭庄羽的作品《圈里圈外》，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郭敬明确系抄袭，必须向原作者庄羽作出赔偿并公开道歉。在这件沸沸扬扬的抄袭官司中，获利最大的是出版商，《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销量猛增至百万册。值得关注的是这件事件中，郭敬明“粉丝”读者的态度，郭敬明的百万读者、千万微博粉丝把这件事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娱乐事件。面对抄袭事件铁的真相，郭的粉丝在网上发出了无视事实真相的言论：“抄算什么，这个社会到处都有抄袭”；“庄羽写得没有郭敬明好，郭敬明抄也抄得有才华”……为郭抄袭事件极力辩护的《是谁害了那个偷花的小孩》更是成为网上热帖。青少年群体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和对互联网技术的娴熟掌握，积极投入到此次事件中，在网络上展开骂战，攻击、发帖、转帖，将一个本来属于文学出版领域的版权事件演变成为一场文化娱乐事件。青少年充分享受着骂战的过程、发帖的过程，把网络参与此事件既当成是一个文化享受，又当成是娱乐狂欢，文化娱乐化、文化狂欢化。

二、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对网络文学出版的逆向映射

网络文学的出版对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也逆向映射它的影响力。青少年群体在文化消费时有“符号化”特征，追求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使得网络文学出版出现了模式化的特点。另外，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不再追求深度意义、美学价值和宏大主题，更倾向于“快餐式”消费，为了投合读者需求，出版社在出版网络文学作品时也走向“无深度”“无高度”的庸俗化。

（一）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与网络文学出版的模式化

首先，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使得网络文学出版模式化。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因其特定的年龄阶段和青春特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体现出了一定的“符号性”特点，即消费时不是从消费对象本身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出发，而是看重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时从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转化为对拥有物品“符号象征意义”的满足。如选择去电影院看《阿凡达》、《哈利波特》、《人猿泰山》这些影片时，是冲着“好莱坞大片”“大制作”等这些符号概念去的，影院里美国大片的票价通常高于国产影片，并不是《阿凡达》的情节比国产的《泰囧》更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戴着“好莱坞”“美国大片”这样的符号象征意义。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显示了他们追求潮流、欲望的满足、文化消费的盲目等。但是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这一特征却深刻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出版，使得网络文学出版模式化。如青少年由于处于青春期，在阅读时偏爱爱情主题和明媚忧伤的风格，这一选择对出版的逆向影响是，以明媚忧伤为特征的青春文学如雨后春笋，一时间批量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天亮说晚安》、《梦里花落知多少》都因抒写了青春期的忧郁感伤情绪而被出版社相继出版。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在出版时，莫言写的序言为《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出版社利用莫言的评语“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大做文章。在这种模式化的影响下，以至于连原来对现行教育体制加以批判的蒋峰，文风也由“激愤”转变为“感伤”。他的《维以不永伤》，通篇弥散着感伤的氛围。一时间，青春文学出版市场“感伤”“忧郁”之风盛行，模式化相当严重。

（二）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快餐化”与网络文学出版的庸俗化

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其专著《消费社会》中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说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他们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进行日常的交易，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由于促使消费不断上升的某些功能所致，他们常常把精力花在获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让•鲍德里亚的这一观点说明消费社会“人为物役”，人已经越来越被商品所左右，如何更加舒适的生活取代高远深刻的人生追求成为生活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在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文化选择也在悄然变化，沉湎于书斋寒窗苦读的做法被抛弃，当代青少年不再愿意花上一个星期去图书馆阅读一本厚厚的文学名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花上一个小时去影院观看一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至于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已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传统精英文化中追求“高雅”“深刻”“审美”让位与消费主义文化的追求———即刻满足和视觉享受，青少年文化观走向“快餐化”，文化观上的“快餐化”选择反射到网络文学出版领域，使得网络文学的出版走向了庸俗主义。出版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作为“文化单位”担负着引导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潜在职能。在过去，一部书是否出版要看书的内容是否深刻、是否有思想性和文化意义，现在这些指标统统让位与市场效益和经济指标，不再追求内容的“深刻”与否，“思想性”也不在考虑之列。“奇幻”“穿越”“盗墓”“言情”成为网络文学出版的重头戏，《搜神记》、《盗墓笔记》、《步步惊心》、《佳期如梦》、《失恋33天》成为出版社的宠儿。“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韩少功称为“无深度”“无高度”的现象在网络文学出版领域日益严重。网络文学出版从“文化精英”的神坛走向市场，走向庸俗。

三、“合谋”下的困境与出路

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和网络文学的出版是双向互动、互相影响的关系，两者的“合谋”与“共舞”有着积极的一面，是对中国转型社会的主动适应，为多元文化生态体系增加了新的一元，丰富了文化生态体系构成。但是，两者的“合谋”也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在这样的困境面前，网络文学的出版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统一、现代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统一才是两者走出“合谋”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合谋”的困境

两者的“合谋”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网络文学的出版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倡导使得青少年群体消费主义文化观肆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网络文学的出版内容上尽管五花八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对“物欲”和“情欲”的渲染和描写。郭敬明的小说是青少年热捧的读物，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处处是对名牌的崇拜和奢侈生活的赤裸裸地向往。另外，近年来出版了一批被批评家称为“身体写作”的作品，木子美的日记体小说《遗情书》一经出版就在全国各地迅速脱销。出版社为了增加销量把其中露骨的性描写渲染成“女性用身体写作的一场革命”！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彩和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些对“物欲”和“情欲”的渲染和倡导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们把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与价值导向都引向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纵欲主义。鲍德里亚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消费与信息合成一种符码系统，这种符码系统是一个无意义的浮动的网络，它操纵和制约着大众的思想行为，并形成全面的文化霸权。”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壮大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化思潮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它遮蔽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销蚀了主流文化，干扰了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二）走出困境的途径

如何走出网络文学出版和大学生消费主义文化观“合谋”的困境，对其进行有效的学术思索和批判，是当下亟待解决的学理问题，笔者认为，出版业在进行网络文学出版时应该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结合。出版社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慢慢走向了改革和转轨的道路，运转经费也由原先的体制内拨款转向自负盈亏，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商业导向也是出版社必由的生存之路，无需苛求太多。但是出版业本身是文化单位，肩负着文化使命，这同样也是出版社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就像图书本身兼具双重属性，是商品也是精神产品。近年来，消费主义文化来势汹涌，出版业也被深层次的卷入其中，出版社在出版图书、策划发行时商业导向压倒文化意识，只看到图书的商品属性无视图书的精神产品属性。木子美的《遗情书》销量火爆，郭敬明的《小时代》回报丰厚，这些图书单是从商业回报上讲，它们的出版和发行都是无比成功的，但是“性”“欲望”“物质崇拜”却充斥在文坛，使得文坛蒙上了一层身体和铜臭混合的庸俗气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我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工程的重要一环，如何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本国文化的生机活力和特色不被消费主义文化同化和淹没，是每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个人和单位都不可推卸的使命，所以出版业应该在坚持商业导向时不辱文化使命。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青少年在网络文化出版的导向下日益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文化观，文化观时尚化、娱乐化。同时，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又成为网络文学出版导向最重要的“推手”，在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下，网络文学出版日益走向模式化和庸俗化。两者的“合谋”与“共舞”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使得出版业缺少文化导向和价值追求，也使得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泛滥，干扰了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出版业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结合才是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作者：周凤梅单位：宿州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