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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范文

时间:2022-06-22 11:38:46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摘要:

生产力与生态的关系问题,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最具有批判力的生态理论,在生产力和生态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见解。但是,由于社会实践基础的局限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又很难回答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处理生产力和生态的关系,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独特的社会实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正确回答了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处理生产力与生态的关系,并探索出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生产力;生态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发达国家对生态建设思想进行的研究,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西方众多生态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无疑饱含着价值,但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有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吸收。因此,我们首先需要阐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是怎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有三个:第一,他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可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早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就以大量的事实反映出美国发达的农业生产力背后的生态破坏。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高度契合的。由于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反生态的特征,所以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破坏既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地加以避免,也不能通过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有意地加以克服。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强烈排斥,就直接地显示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生态保护的敌视态度。第三,生态保护运动在发达国家往往都由民众自发进行,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环境斗争的分离,生态保护运动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保护原始森林斗争的失败就突出地昭示了这一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实践需要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反思。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重点问题是资本主义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的基本结论是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找到克服生态危机的方法的。正如福斯特所说:“全球性的生态矛盾无法逃避,除非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理性的制约措施,别无办法。”①另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进行生态保护又持否定态度,如高兹认为,“作为一种体系,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作为一种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行将就木。它曾经提出的所有目标过时了。唯一承受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消失了。它已经失去了它的语言的方面、它的物质基础、它的‘历史主体’;正在导致即使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是工人阶级消失的历史和技术的变化都已经表明,这种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和历史的哲学被曲解了”①。由于生态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异质性,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揭露出资本主义对生态的破坏,但是也造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相疏远,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探索生态文明的建设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不足,导致了他们无法从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设经验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对生态的破坏,而非现存的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长于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而短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在生态文明的建设方面能够决定性地超越生态马克思主义,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与生态的关系上的启示和不足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上有着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首先,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点,尤其是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驱动的盈亏底线最具有代表性。福斯特认为,就商品来说,真正满足人的需要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总是具体的、有限的。然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同时,这也代表一种狭隘的扩张形式,它将所有的定性的关系分解为定量的关系,具体表现在货币或交换价值上”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利润。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社会生产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表现为积累,这种积累将人与自身需要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定性的关系分解为利润多少的定量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盈亏底线的驱动下,为了不断追求利润的积累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便是必然的。盈亏底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底线恰恰是产生现代生态危机的最为深层次的原因,因此福斯特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④。其次,生态危机表现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其本质的界限,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关系导致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无法实现。詹姆斯•奥康纳从资本与生态的关系出发,进一步阐发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双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需求的矛盾,即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无法实现的矛盾。第二重矛盾则是生产条件的矛盾,即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城市空间的有限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⑤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不但需要不断地耗费劳动力,还需要不断地耗费自然资源,可是,“自然界虽说在限制人类生产的同时,对人类来说远不是吝啬的,它的确给人类的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⑥。

因此,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从而具有自我毁灭的力量。自然的限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的限制,既包括剩余价值的再实现,也包括自然条件的存在,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最后,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态之间的矛盾能够最终解决。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点,其格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博格特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者与生产条件不再处于分离的状态,自然界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为人们所拥有的资本,而只是作为共同财产被人们使用。博格特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土地的论述:“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①此时,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人类不应该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构成了生产力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态环境不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二者的矛盾关系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另一方面,由于脱离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如何在当代社会发展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则是问题的核心。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较为强大的生命力,其所蕴含的生产力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②。另一方面,社会形态的变革又需要通过包括革命和建设在内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推动,试图坐等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通过上文我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的分析,我们得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无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反资本主义的生态运动实践。可是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可能,并且他们也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缺乏深入准确的认识,因此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阐述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因此,不少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一些核心内容,如市场经济同生态文明的建设,对立起来。他们脱离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是理论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因此,虽然他们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是缺乏现实操作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时代特点的深刻把握

中国在处理生产力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理论上表现为中国准确把握了当代社会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以及生产力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内在统一。在实践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性地开辟了在当代社会发展阶段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已经确立和不断探索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促进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当代社会,虽然生态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抛开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或者生态文明建设却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因为只要真正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生态同生产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同自然界不断确立起普遍的对象性关系的过程,“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③。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发展。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三个阶段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出在这三个阶段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中,与狭小范围内的孤立地点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是自然界作为满足人类有限需要的对象,人类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利用自然界,因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片面的,人类的生产力对自然界的影响是微弱的,人类并没有充分认识和运用自然界这个无机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未经破坏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力量软弱的表现。此时的文明形态包括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自然界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人类社会,以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出现的自然界的交换价值取代了自然界的使用价值。由于货币和资本可以形成量的不断积累,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需要由有限变为无限,人类趋向于无限地探索和利用自然界,其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种脱离了自然界的使用价值,即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生产力的发展也造成了当代的生态危机。此时的文明形态主要是工业文明。在第三大社会形态中,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人们的社会财富。由于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在此时自然界的使用价值重新取得优先地位。与人类社会的前两个阶段相比,在第三阶段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的无能为力和滥用。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真正成为人类的无机的身体,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是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一个方面。也只有在这一阶段才能够真正地说实现了人类文明的飞跃,即从工业文明转型到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必须以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深入广泛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否则只能够称为前工业文明。

当今世界处于第二大发展阶段,以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目的市场经济,在当代是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正是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才能够形成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才能够使自然界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人类无机的身体。因此,抛弃市场经济与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南辕北辙的。对于时代特点我党有着深刻的领会,早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而且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当代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也应该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寻求解决。市场经济在当代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在当代社会坚持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就是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也具有明显的根源性的负面作用,生态危机就是重要的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内在地敌视生态。市场经济越是深入和广泛,对生态的破坏就越大。因此,生态作为外部成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界限。人类对自然的需要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同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内在的矛盾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同生态文明之间的矛盾是外在的,这种矛盾的克服完全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当代如何处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反抗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①这段话以简明的语言指出了生产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而生产力水平的一个核心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态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生态则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发展,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和谐关系的建立。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分离的,在当代社会发展阶段上则体现为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分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且在不断优化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体现出我国对当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深刻把握。但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仅仅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无法显示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无法实现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实际上,在确立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和充足的动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特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会带来生态破坏。实际上,目前我国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匡扶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得市场经济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能够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公有制经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应当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但是与私有制经济不同,公有制经济属于全体人民,它的使命在于其发展的成果应当为全国人民所共有。因此,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公有制经济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避免因为眼前利益、私人利益牺牲全面长远利益的潜能。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①在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应当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经济保障。第二,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实施路径。生态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现代性问题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都存在着现代性问题,同时五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使得生态危机的表现方式和影响更为复杂。因此,仅仅在生态危机本身寻求破解之道是难以成功的。我们要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战略之中,协调发展,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和规律。这种从全局出发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探索,并且能够进行及时的知行转换是我国所独有的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第三,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态的和谐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项举措涉及生产力发展同生态文明之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市场、民主、法治。如上文所述,市场经济是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独立关系,因此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所以,坚持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是我国推进生产力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因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首先造就于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敌视生态环境的特点。因此,我国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举措,就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确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规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上层建筑,并且使二者之间更加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包括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协调发展上。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保证。生态环境作为人们最大的福祉、最普遍的公共财富,是从根本上有利于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因此,能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如果将为少数人谋求经济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同生态环境的保护便是南辕北辙。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就值得重视了。关于党的性质,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过准确清晰的论述,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是同党的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逐渐成为党的建设的新常态,这成为保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举措,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与资产阶级思想中模糊的抽象的“人”不同,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这里的人民又是指谁呢?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①,从而将人道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模糊概念落到了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真正的彻底的“人道主义”。

总之,陈独秀、和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启蒙思想由早期的认同到后来的扬弃,使得自身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不断与启蒙思想的论争中实现了对启蒙思想的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而这一次飞跃,实际上是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使中国在思维方式、指导思想以及文化方向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基,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作者:王明亮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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