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研究范文

我国学者基于“三农”国情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从建设内容、建设主体等不同角度阐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特点、意义和效果等，涉及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目标、评价等基本问题，但不够全面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农村地区是关键。崔晓莹[1]等认为，制约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因素具体包括资源约束下超小农生产模式局限，农村基础实施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环保法治体系薄弱，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力度有待提高，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主要是市场经济运行失控和政府机制调控失灵使得农业污染的负外部性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加深农村地区人与自然的矛盾，地方政府狭隘的发展观、政绩观。陈启明[2]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对农村发展意义重大，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当前，农村生态文明面临建设和破坏并存的复杂情况，土壤污染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健康；农村生活污染加剧，人居环境恶化；农村企业污染突出，环境承载力下降；农村生态破坏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一些学者认为，在党和国家持续重视和推动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日益增强，但仍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体表现为服务非均等化、供给不足及结构失衡，建设主体缺失和载体缺位，建设机构残缺和建设队伍弱小，供给效率低下等。

1农村生态文明文化生态建设现状

文化生态研究源于生物系统与人的关系。在国外，关于文化生态研究起步比较早，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但是，关于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却比较少，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也还刚刚开始。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文化生存抵抗的关系，可以说还无人问津，在国内也亦如此。因此，曹静、黄正泉[3]率先在国内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进行研究，并发表《论农村文化生存抵抗与高等教育》一文。从理论层面上来说，通过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的改造与理论提升，将丰富教育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内涵；研究高等农业教育与文化生存抵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丰富教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从高等农业教育改革的视角，研究农村文化生存抵抗和农村生态优化的规律、原则、途径，将生态智慧贯彻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拓宽文化生态学研究视域，进一步加深教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深度。从实践层面上来说，从优化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优化农村文化生态的角度，重新确定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的方向、目标，一方面可为高等农业教育专业的调整、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理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将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纳入到生态位关系，并融入到对农村文化生存的现状分析，使从农村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农村文化内部，将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功能首次结合起来，透过对两者发展现状的分析来深入探讨两者的本质联系，将农村文化生存抵抗这一概念再细分为农村文化生存潜能、农村文化繁殖潜能、农村文化保护和抵抗潜能等，并结合高等农业教育的实际来探索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各种原则和有效途径。北京、贵州、四川等省市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调查显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生态文明意识淡薄，基层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足，推行力度不够，是制约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不仅使生态文明的理念难以深入人心，而且对于农村地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难度加大，这两个方面都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农村信息化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研究

无论是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南非、马拉维、坦赞尼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并将需求的满足程度作为衡量服务能力的重要依据。研究显示，农村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和法律等众多领域；同时，几乎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自身特色的信息需求。杨美英、徐春、黄友兰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在服务设施、手段、内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难以满足“三农”发展需要。王宝庆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村级视角的调研指出，样本村的信息服务总体水平较好，信息资源建设等评价一般。孙素芬、罗长寿从农村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建设、传输手段及组织体系方面，对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赵静、袁志超从“菜贱伤农”典型案例分析基层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各个环节，认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低下导致“菜贱伤农”。刘世洪等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估测法、德尔菲法等，研究创建了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法”，并对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进行测评。胡昌平认为，以区域农业特征和用户需求为导向,针对特定区域的网络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可以形成集成化信息服务能力。徐学东，张春玲指出，提高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必须明确发展战略重点、加强组织与领导、建立健全法规与标准、加快农村信息资源整合、创新投入与营运机制和加强信息意识与人才培养等。贺玢认为，农业信息化服务补贴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的信息意识。

3城乡生态和谐建设现状研究

城乡生态和谐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与农村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普遍存在的。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基本上都经历过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对乡村生态的毒化和城乡生态相互毒化的过程。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正经历着与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的历程：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农村生态环境也正遭受严重破坏，且城市生态恶化正出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农村生态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城市的转嫁，二是来自农村自身的积累。王雨辰认为，没有生态文明，一切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前提，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各自以自身为中心，使资源的分配利用不能统一协调，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的进程，所以生态文明应在城乡统筹中实现。生态文明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也是前提；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农村实现生态和谐面临着各种矛盾：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形成恶性循环，城乡发展资源不均衡导致农村环境环境问题。

4农村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现状研究

陈志尚认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环境立法不完善，没有一部独立的农业环境的法律、法规，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等领域存在立法空白的问题；2）农村生态环境执法不严；3）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4）缺乏环境知情权与环境事务参与权；5）环境教育落后，公众环境意识欠缺。邹冬生，高志强认为，我国政府在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主要包括干部政绩考评任用机制的缺失，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缺失，监管体制的缺失，财政保障体制的缺失，科技支持保障机制的缺失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缺失等。姬振海[18]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环境立法还是在环境执法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上的“城市中心主义”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环境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二是农村环境法律的不适应性。环境执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环境管理设置中的城乡差别和环境保护投资商的城乡差别。城乡环境二元趋势导致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的出现，将进一步加深农村地区的环境恶化。

5结语

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直到今天无疑仍是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研究落后于城市。农村生态环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问题，是我国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衍生物。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向农村掠夺资源、转移废弃物，污染环境的过程，加快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是推进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当务之急。

作者：周芬芬 岳好平 熊春林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