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生态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一、国家决策与明清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

大理地区是云南较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之一，汉武帝开边“西南夷”，这里就被纳入了汉帝国永昌郡的羁縻治下，在大理洱海的中心地区设置了叶榆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此时，这里主要是昆明夷的居住之地，汉武帝数次发“间使”通“身毒道”都闭于“昆明”。在两汉帝国持续的军事打击、政治怀柔及文化感召下，逐渐被纳入了中原中央王朝的羁縻政治体系中。三国蜀汉政权在此设置云南郡。唐帝国初期大理地区被划入经略西南的戎州都督府，此时实际统治南中地区达400余年的爨氏家族企图继续这样的“自治”局面与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发生冲突，诸爨诛杀唐帝国经略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据点安宁筑城使竹灵倩，唐帝国把目光转向洱海地区的南诏，扶持南诏吞并其他五诏，消灭爨氏的统治力量。其后以大理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南诏国。唐帝国“以夷制夷”的边疆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失败，但对包括大理地区在内的整个云南边疆地区实际起到了巨大的发展促进作用。虽南诏政权一度与吐蕃王国联合与唐帝国屡兴兵革，但其吸收的儒家文化对大理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南诏政权最终归附唐帝国，隶属唐帝国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的云南安抚使司管辖，其本质是唐帝国治下的一个羁縻府州。南诏政权末期，白族最终形成。随后的大理国政权延续了南诏国的文化传统，继续吸收中原儒家文化，白族属于农耕稻作民族。

元帝国灭大理国后建立云南行省，并加宗王镇守，但此时的云南边疆地区，大理国政权的统治刚刚结束，大理国延续的是南诏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精神与制度，其中略有损益，历经两个地方政权统治达500余年，在诸多方面元帝国实际上无力进行有效控制。舍利畏起义镇压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及权臣高氏家族，他们在大理地区仍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元帝国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在云南边疆地区得到有效发挥。明清帝国时期中央政权的力量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副贰从滇东北进入而一举消灭元帝国镇守云南的宗室梁王。前元帝国大理总管大理王室后裔致书朱元璋要求仿朝鲜例，以藩属国身份臣服于明帝国，以谋求独立割据之地位，朱元璋严词拒绝。明帝国军队迅速荡平云南边疆的割据势力，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基础上设置云南布政使司，并留沐英及其后裔世袭镇守，发展屯田事业，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边疆地区，云南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清帝国继之，特别是清雍正时期授权鄂尔泰对西南边疆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治下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在明清中国人口剧增的背景下，大量汉族移民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云贵高原开垦山地。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基础雄厚的大理地区得到了更进一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开发。明代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移民以军屯为主，大理地区是重要的经略区。洪武十九年沐英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中称：“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这个提议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之荒，榛荞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令沐英“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诏景川侯曹振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大理）之地屯种。”到明代末年，“洱海地区的耕地已由明初的2.8万顷增加至5万多顷，扩大了近一倍，历史上素称干旱的云南县，亦一变而为‘云南熟，大理足’的富饶沃壤之乡。”

可见其实施屯田的开发程度之深。此外，有明一代还实行了“民屯”和“商屯”，这些政策都促进了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清代向云南边疆移民的情形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代移民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内地土地已被垦殖殆尽的矛盾所致。清代中国人口剧增，“顺治八年（1651年）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633326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326307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4亿大关。”[5](52)清廷中央政府对此采取了务实态度，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皇帝认识到“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物。”[6]中原腹地及江南地区无地耕种的过剩人口与云南存在大量可开垦的山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形式。雍正年间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大理地区的土司统治势力虽不及镇雄、乌蒙、东川等地强大，但其周边大量的土司势力被消灭，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相互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和容易。清雍正时期及后期向云贵高原移民一直持续进行，并呈不断上升趋势，雍正皇帝诏谕：“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外，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7]清代是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的一个重要时期，迁入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的人口在300-400万之间。

到清末云南人口已达1250万人，[9]而明末，天启间刘文征撰写的《滇志》中云南人口仅为1468465人，[10]增长了近12%。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对云南边疆地区进行了深度开发，如偏僻的广南地区，“广南向止夷民，不过蛮僚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向如乐土。”“乾隆四十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三千五百五十甲，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七户……然遗漏甚多，日流民忽来忽去，无定数。”大理地区历史时期以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云南边疆地区都处于较高的领先水平，属于云南边疆地区发展的“腹里”地区，广南等地处滇南的偏远地区尚且如此，大理地区更自不必言。乾隆七年云南总督张允随奏请：“请嗣后民夷垦种田地，如系山头地角、坡侧旱坎，尚无砂石夹杂，在三亩以上者，俟垦有成效，照旱田例，十年之后，一下则升科，至水尾河滨，尚可挑培成田，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后，以下则升科。如零垦地土，低洼处所，淹涸不常，难必收者。仍长免升科。仍照该地方官给照开挖，以杜争占。”[6]乾隆三十一年又诏谕：“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均已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向令边民垦种，以供口食，而定例：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均以下则升科。第念此等零地土本与平原沃壤不同，倘地方官经理不善，一切丈量甚力，胥吏等恐不免从中滋扰。嗣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着听民耕种，概免升科，以杜分别查勘之累；且使农民无所顾虑，得以踊跃赴功，力谋本计；该部遵谕即行！”嗣经户部遵旨议定：凡内地及边省零星地土，悉听该处民人开垦种植，云南布计亩数，永远免其升科。”

从上述资料中可知，清代中央政府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人口剧增的压力，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其目的在于缓解人口压力。同时也可看出，清中后期，上述奏请、谕令中屡次提到“山头”“地角”“水滨”“河尾”等词语，说明云南的土地开垦规模之大。乾隆三年云南提督蔡成贵上奏言：“云南大理城三十里之喜洲地方草厂，向为提督牧马之区。因有旷废余地，于乾隆二年借备工本银二百两。本年募民耕种……”清代为了扩大洱海出水口，降低水位，保护洱海周边的农田不被淹没，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洱海“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浚，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既没。”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滇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清乾隆以后云南“水路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鼓励开垦‘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之土……姑无论平坝或半山区，即使象宾川（大理）、大姚之间‘盘踞六百里’的铁索箐山区，明朝时期被认为是不开化的‘奥区’，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开辟，至道光年间，已是‘深山大壑之中，无不开辟之地，即无不居人之境，而村屯瞭望，若指掌矣。”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是人口增长所致，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资源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原腹地大量的闲置人口移民进入，同时也带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康熙五十二年大理府“原额人丁共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一。今（嘉庆二十五年）滋生男妇大小共五十六万六千三十五名口，计十万一百五十二户。”“道光十年，实在土著民户一十万三千四百三十六户，男妇大小民丁五十九万六千七十三丁；土著屯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八户，男妇大小屯丁二十万五千九百四十二丁。”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大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为13%，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为7%。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大理地区每平方米人口密度为2.89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41.31人，道光十年为44.27人。呈现为越来越快的增长趋势。在人力充足，农业生产技术娴熟、王朝帝国政府“惠民”政策的促进下，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取得了长足发展。“道光七年，（云南）实在成熟民田地八万三千七百四十四顷四十一亩六分零。实征正耗夏水税秋粮麦、米、荞等共一十六万八千三百二石二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一十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五两五钱六分零。又实在成熟屯田地九千一百四十三顷九十八亩七分零。实征正耗夏税秋粮麦、米、荞、谷、豆共七万二千二百四十六石一升零。实征条丁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二分零。”[12]大理府道光七年，“成熟民田地九千三百九十一顷八十四亩三分零。实征正耗夏税麦、秋粮米共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斗五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两九钱七分零……成熟屯田地一千四百九十三顷三十六田四分零。实征条丁等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四千八百九十一两八钱七分零。”[12]在云南21个主要的府厅级行政单位中，其中上缴赋税占到全省的1/8-1/7左右，仅次于云南府。

二、反思：文化、制度与生态环境变迁

明清时期，在国家治边思想、决策及客观人口剧增的历史背景下，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获得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王朝帝国大一统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内地化的过程中，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一切都奠基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样数量庞大的人口，在大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从其人口增长、垦田亩数及水利建设等发面可以看出其发展程度之深。农业生产是一种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大理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生态环境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发展程度本已较高的平坝、河谷等平缓地区早已被利用完毕，这些平缓地区只占大理地区整个面积的10%，其余90%左右都为山地。大量人口涌入大理地区，玉米、马铃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对高原山地气候适应极佳，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山地的开发逐渐成为普遍和必然的选择。笔者在田野走访中，从当地年岁较大的农民口中得知了一些从其祖上口耳相传的关于村中一些土地开垦的大致时间等情况，在文献记述中也可看出。山地的大量开发、使森林面积减少，水土保持能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据2002年大理市水土流失调查数据显示，大理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51.1%”，卢冬冬等在《基于景观格局和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大理市生态脆弱性分析》一文中通过对景观格局指数和水土流失敏感修正指数的数值分析，计算得出大理市生态脆弱区的分析，“极度敏感区面积为29751.92hm2，占研究区面积的16.7%；高度敏感区面积44961.70hm2，占25.2%；中度敏感区面积15070.81hm2，占8.4%;轻度敏感区面积71122.56hm2,占39.8%；不敏感区面积17654.55hm2,占9.9%。”

“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洱海西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区域，以及洱海东部植被覆盖较差的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洱海西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区域，以及洱海东部植被覆盖较差的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17](96)由洱海及其径流、周围湿地、森林等形成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区域生态环境无疑在过度开发强度下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大量森林被砍伐，改造湿地，修建众多水利工程减弱了河流自身的调节功能，水土流失严重，大量的淤泥导致洱海水位不断下降，面积萎缩。上世纪60年代以来洱海水位和面积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结果。明清以来过度的农业开发是导致的重要因素。儒家文明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早熟的理想性导致弱化技术因素，作用在农业生产上即表现为文化思维上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实际人口压力下不能发挥有效的规避作用，农业生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必然引起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大理地区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本民族中亦保留了独具特色的“小传统”，生态文化是其中一份子，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白族的传统习惯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作用，如大理州洱源县凤羽坝子北部的铁甲村，是白族聚居的村庄，村中有一块清道光十五年的《乡规碑纪》，明文规定：“铁甲村虽僻处僻隅，男人非不良也。总由在外日多，乡规在议，屡行不义。河边柳茨，绿御水灾，不得口行砍伐；山地栽松，以期成材，连根拔取……今众姓会议，同为盛世良民……不许仍蹈前辙……所有规条开列于后：……一遇有松菌，只得抓取松毛，倘盗砍枝叶，罚银五两；一查获盗砍河埂柳茨，罚银五两……”白族的传统习俗中还有禁止猎取和食用作为本民族图腾的动物，注意保护森林和水资源等。但上述这些保护的环境的生态文化在社会发展经济的主流影响下，被慢慢的“屏蔽”，丧失了原有作用，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现代非传统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具体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技术具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并不能无原则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从文化思维层面考察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文化、制度两大社会发展的“人事”因素与自然生态环境有巨大的关联影响，三者相辅相成，不能无视地把自然生态环境置于前两者的对立面，只知道无尽的“索取”，而不知保护与延续。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陷亦应用国家决策、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给予“矫正”，与时展的具体情况相适应。

作者：刘黎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