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视域下《水浒传》的价值范文

一、“世界文学”与“复杂性思维”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把“世界文学”的概念首倡者归到德国作家歌德身上。但据德国学者魏茨(Hans－JoachimWeitz，1904－2001)考证，最先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当属德国文学家、翻译家维兰德(christophMartinWieland，1733—1813)。［1］不管首倡者是歌德还是维兰德，“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被接纳都源于和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的思维和眼光。人类在物质领域与知识精神领域的发展和交流，不断地强化着对人类知识总体性和共性的认知。在这一概念倡导以及阐释中，毫无疑问，夹杂着对民族性(文学)与世界性(文学)关系的认知和理解。民族性(文学)是什么?世界性(文学)又是什么?两者关系是怎样的?建构怎样的世界性(文学)思维?回顾“世界文学是什么”的争论史，我们会发现，在各种关于“世界文学”的阐释中总是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甚或各种“民族主义”的观念。由这些观念建构的“世界文学”，或者一味地抵制对抗“世界文学”，都不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对话。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和文化，越来越像生活在“地球村”的居民，日益须臾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一种共识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而迫切。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爱德加•莫兰(EdgarMorin)的复杂性思维的思想对于理解当今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处境有着深刻的启示。“莫兰主张走出人本逻辑中心主义、单维主义、单向发展论、进步主义、主客真假善恶美丑二元对立、技术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规则秩序崇拜等传统思想定势，尝试以非定则、无中心、非线性、非平衡、混沌、模糊、不确定、分叉、无限区分化的模式，面对自然界和社会，跳出犹太/基督教式的时间循环论和救世论的框架，把过去、现在、未来混合在无参照系统的游戏活动中，漫游在充满审美乐趣的创造活动里。”

莫兰是在对传统思维系列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复杂性的思维”思想的。从复杂性思维来看，“普适性和差异性，‘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都是可以同时并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共同发展的。”莫兰认为，人类应该努力赋予每一种文明以其自身方式揭示人性本质追求的合法权利，并承认所有文明都同样渴求真理和世界性，只不过这种真理和世界性是以不同文明的特殊形式来加以表现的。又认为，各种文化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并不是以减少锋芒、彼此自我抑制为代价而换来和平，换句话说，解决之道并不是在妥协而是在理解里寻得。基于这种认识，对话的基本目的“应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样性’中的他者，而绝不是将其抽离原有的文化语境而加以扭曲、同化，甚至使之湮灭。”莫兰谈到对《水浒传》的阅读时，他说:“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思量:‘他们与我们多么相似!’‘他们与我们多么不同!’”他用复杂性思维阅读、思考文化间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统一性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统一性中的多样性”的复杂性思维，“认证了我们的地球公民籍，同时又包含着我们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变性。”［2］莫兰的这种思想对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用“复杂性思维”才能理解当今文化融合、文化杂交与深层文化差异同时并存、相互交错、变幻莫测的世界，也才能避免文化或文学的殖民，防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重新落入传统式的预定的规范和模式之中。因此，由“复杂性思维”来建构的“世界文学”理想，才更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知识的总体性和共性的认知与期待。用“复杂性思维”重新审视“世界文学”，重新审视跨文化的文学译介行为和现象，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思维”与赛珍珠的文化观念和思维存在着一种暗合关系。赛珍珠双重文化身份和超越性的文化视野及其所倡导的跨越地域和边界的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宽容的文化精神与莫兰的“复杂性思维”是异曲同工的，有一致性的。

二、赛珍珠“杂糅性”文化身份和“超越性”思想

赛珍珠的文化身份比较特殊，以国籍、血统或种族来论，她毫无疑问是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人;而从文化背景来看，她成长并长期生活在中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又更像是一个中国人。在文化认同上，她处于中美或中西两种文化之间。赛珍珠的文化身份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中国人”或“美国人”的范畴，而呈现出典型的“杂糅性”和“混血”特征。正如赛珍珠在她的第一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里所说:“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但并不置身其中，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却又不在那里生活”。

两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存在，让她反复体验着文化身份认同与局外的杂糅和多重，也让她成为文化上的“异乡人”和“异邦客”。赛珍珠的文化身份、文化视野和文化观念，不同于萨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所说的东方主义者———“白种东方人”。“白种东方人”是以东方为业但却完全瞧不起东方的西方白人移民。赛珍珠与“白种东方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白种东方人”身心分裂，有意或无意地带着殖民者种族优越意识看待“他者”。他们可能具备在中国社会里游走自如的文化能力，但对待“他者”却是一种屈尊或厌恶的态度。赛珍珠则将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视为自我实现的个体，以理解、同情、尊重和关怀的态度对待“他者”。赛珍珠在《群芳亭》中塑造了两类传教士，其中安修士便体现了赛珍珠的文化间相互理解、尊重的观念，而在夏女士身上则体现了“白种东方人”的特征。从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法国伏尔泰，西方对东方或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以浪漫、崇拜、向往的文化心理瞩望和神往着东方帝国，把中国想象成“梦幻般的国度”、“人间天堂”、“诗意国度”;从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着礼品朝见乾隆皇帝，到1840年鸦片战争、1894年甲午海战等近代一系列屈辱事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反转，中国成了“陆沉”、“东亚病夫”、“怪异”、“野蛮”、“原始”和“专制”的代名词。甚至，到今天，西方人也总是以怪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无论是美化拔高，还是丑化贬低，甚或是恐慌，在他们的心理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观念就是:我主，他客。而这种文化观念具有根深蒂固的偏狭性和武断性。赛珍珠生活的时代正是处在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和认识最反面、最负面的阶段。她耳闻目睹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种族优越论和文化霸权主义思想与态度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方人的复杂心态，也让她在文化观念上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她身处在两种文化之间，深深体验着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龃龉、矛盾、冲突甚至敌对，同时她又诚挚地相信两种文化不是吉卜林所说的“东便是东，西便是西，这两者永不会相遇，……”，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而是能够理解、互补和对话。赛珍珠对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思想非常认同和赞赏，并表达了对儒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的认知。赛珍珠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每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当然也有其短处，因此，它们应和平共处，互相学习。正如学者刘海平所认为的，“赛珍珠的跨文化视角使其兼具当局者与旁观者的眼光，在观察事物时既能做到感情上亲近又能保持理性的距离，……”正是这样的文化身份，才使她在两种文化之间始终是“局外”的“异乡人”;也正是这样的存在状态，才使她始终保持着“局外”者的冷静和清醒，能够超越一元化的孤立思维，形成和建构起了思想和世界观的混杂性、多元性和超越性。赛珍珠在多元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对比意识、“超越性”文化立场和思维以及多元共存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与由“复杂性思维”所建构的“世界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和吻合的。因此，在“世界文学”新思维背景下，考察赛译《水浒传》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对跨文化的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三、赛译《水浒传》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

赛珍珠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时期，正是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中国之时。不仅西方人以西方小说的标准衡量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而且“五四”新文学的文学界也以西方化的“新文学”标准彻底否定“旧文学”。赛珍珠站在双重文化的对比立场上，表达对中国小说、文学和文化的看法，极力为中国小说辩护，并依此为参照省思西方文化、文学的传统和习见。在赛珍珠看来，界定一个民族的身份，依据的不是地理位置，不是种族，而是各自的文化和该民族的集体意识，因此，要真正地了解一个民族和民族的个体，就有必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其中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为了向西方呈现真实的中国(包括中国人、社会、文学和文化等)，赛珍珠正是从文化对话的角度和立场，逆“西学东渐”的潮流自觉担当起“东学西渐”的使命，创作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赛珍珠为什么在其熟知的中国古典文学里选择《水浒传》进行翻译呢?这可以从她的《〈水浒传〉导言》中见出她选择的动机。她指出:《水浒传》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虽经岁月流逝，它依然畅销不衰，充满人性的意义”。她认为，《水浒传》是一本最具中国小说特征的小说。她针对西方评论界所指责的中国小说情节方面存在混乱拖沓冗长等问题时指出，“生活中并没有仔细安排或组织好的情节，人们生生死死，根本不知道故事有怎样的结局，又为何有这样的结局;人们登上生活舞台，又走下去，没有解释，上场与退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以后也许会被人说起，也许不会。中国小说缺乏情节连贯性，也许就是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如果不是精心考虑的，无意中却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不连贯性的模仿。”她对中国小说中人物塑造非常欣赏。她说:“他们对小说的要求一向是人物高于一切。《水浒传》被认为是他们最伟大的三部小说之一，并不是因为它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情节，而是因为它生动地描绘了108个人物，这些人物各不相同，每个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人物描绘的生动逼真，是中国人对小说质量的第一要求，但这种描绘是由人物自身的行为和语言来实现的，而不是靠作者进行解释。”在赛珍珠看来，《水浒传》无疑是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独特艺术的最佳选择。同样在《水浒传》译序中，赛珍珠也表达了对梁山好汉“正义的强盗”的肯定态度:“这些人的故事一遍遍地颂扬了勇敢的精神，表达了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也发泄了对为富不仁者和无道昏君的不满，尽管这些人自己从来没有否定过他们是与国家作对的强盗和叛乱者。”在晚年，她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当年翻译《水浒传》:“……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揭示了中国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称之为造反的一面，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有造反。的确，造反的权利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容剥夺’的权利……。由于到当时为止我在中国的全部生活都处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因此自然而然地会认为《水浒传》是一部与现实密切相关、乃至于非常重要的作品。”

赛珍珠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动荡社会感同身受，亲眼见证了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而这在她的史诗性作品《大地》中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呈现。另外，对赛珍珠来讲，水浒故事是最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最有群众基础的，也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人性、生活和思想。因此，为了试图纠正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想象和对中国文学的负面认识，为了更真实传达中国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感情和愿望，这样一本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典范的文本，当然成为赛珍珠向西方展示中国小说和中国人的首选。《水浒传》在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不同版本，诸如百十五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以及七十回本，还有百一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赛珍珠为何从众多的版本中选择七十回本《水浒传》呢?赛珍珠作出这个选择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方面来看，赛珍珠在选择版本时，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水浒学术研究的影响。金圣叹批本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当时流行程度最广，影响最大，评价最高的版本。赛珍珠在译本序中谈到她受学者的影响，“没想到我的选择竟然与学者胡适博士不谋而合，他在近几年重印该小说时也选择了同样的版本。”

从主观上来看，赛珍珠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造反”的认同态度是与七十回本的现实意义相吻合的。赛在译序中说:“我选择的是第一种版本(指七十四本)，因为至少此版本的各回更像是出自同一个折中主义的作者笔下。另外三种版本的添增章节讲述了那些好汉的垮台及他们最终被官府捉拿的经历，其显而易见的目的是为了将该小说从革命文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以迎合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正像或许可以预见的那样，这些增补部分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与前70章的精神和活力格格不入。”赛珍珠把七十回本看作“革命文学”，看重它的革命主题和好汉英雄的义薄云天的豪侠之气。此本的乱自上作、官逼民反、造反合理的革命主题，与赛珍珠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造反的认同是一致的，也是赛珍珠“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的体现。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呢?赛珍珠把《水浒传》作为翻译的首选，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感受的认同，也体现了她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平等、尊重和宽容关系的愿景与动机。赛珍珠在《〈水浒传〉导言》中表达了翻译的初衷:“在我看来，这本小说的中文风格与素材配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采用直译的方法。我的努力无非在于尽可能地保留中文的原汁原味，以使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产生一种他们正在读中文原著的感觉。……但我已尽力保留原著的意义及风格，甚至到了不惜将中文原著中一些了无生气的部分尽量保持原味。”可见，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选择的主要是直译的翻译策略，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和凸显原著的语言风格，让西方读者领略中文的韵味，从而达到文化互识、共存的目的。赛珍珠在“西强中弱”、“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小说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的背景下，坚持“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体现了她的勇气，也显示了她思维的超前性。赛珍珠跨文化的翻译观念与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的翻译观不谋而合。“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看来，翻译本质上就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博弈，而翻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围绕话语策略———亦即异质话语的保留或抹消———而展开的斗争。后殖民翻译理论主张从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应尽可能保留‘异’于译入文化的话语特征，并将此视为破坏译入文化规范、张扬弱势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在进行跨文化的翻译时，赛珍珠和后殖民理论有着一致的主张，就是在由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要尊重弱势文化，尽可能地保留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和特点，以至于在跨文化的交往和对话中保持平等和独特。因此，在翻译文本中必然呈现出一种“杂糅性”或“混杂性”的特征，而“这种文本显示出一些对于目标文化来说有些‘不正常/奇怪’的特点，……一是保留原文中原文化的一些或所有特点，从而在目标文化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本类型;二是反映了与目标语规范相冲突的具体的(词汇、句法、风格等)文本特点。”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SwamusHeaney)在谈到“翻译的影响”时所提出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7］363－364翻译往往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直译”是赛珍珠主导性的翻译策略。关于这一点，学者唐艳芳的博士论文《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主要从词语、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进行了细致且扎实的分析论述。在词语方面主要体现于语言(字面对译、固定词语拆解、词序及搭配的移植，以及译文本身的陌生化表述等)和文化(陌生化的时间语汇、姓名及称谓语、詈词、用典及其他文化语汇)等方面;句法方面主要体现在原文并列句式、句子顺序、主体变换及句子节奏等;篇章层面主要表现对原著说书体形式的尊重和对人物话语风格的传达。关于具体的案例可参看唐文。赛珍珠除了主要采取直译的策略外，并未排除意译的策略。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官职，如“提辖”、“教头”译为“captain”，“五路廉访使”译为“anofficialoverfivedifferentdistricts”等;文中涉及佛教的特色词，如“全堂水陆道场”译为“anassemblyofpriestsingreatmass”，本是和尚做的佛事，在译文中变成基督教神父的宗教行为。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书名的翻译。赛珍珠在《〈水浒传〉导言》中讲到了书名的翻译，“由于中文原著的标题异乎寻常地难以译成英文，因此译著的标题并非是原著标题的翻译。中文里，‘Shui’一词指‘水’;‘Hu’一词指‘边缘或边界’;‘Chuan’一词与英语中的‘小说’相当。至少在我看来，将这几个词的英语意思并置在一起不但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对原著有失公道。因此，我个人武断地选择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作为译著的英文标题。这个标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书中这群正义的强盗精神。”

赛珍珠用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AllMenAreBrothers”)作为译著的标题。赛珍珠这一译法，体现了“异化”和“归化”的调和，既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和原著的理解，也是她对中西文化中所具有的共同思想的认知和表达。从总体来看，赛珍珠自觉地尽可能地采取直译的“异化”策略，以“陌生化”文本凸显中国文化特色和文学特色;另外，赛珍珠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转译中，也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调和折中的处理，采取意译的“归化”处理，以帮助译入语的读者消除阅读障碍和对文化间共性的认知。有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难以操作的地方赛珍珠表现出的犹豫两难和无奈无力。赛珍珠对《水浒传》的翻译实践体现了她在跨文化的翻译时的用心、用力、两难、尴尬和焦虑，细细考察其中有颇多值得考究引以思考的地方。如果说直译是异化，是对“异质”的尊重的话，意译是归化，也是对译入语文化的读者接受习惯的考虑和照顾。译本的好坏不是取决于对原语言文化认定的完全的“异化”式的直译，也不取决于对目的语文化认定的完全的“归化”式的意译，而是基于对双方文化的平等性认知基础上的两者的“混合”和“杂合”。这样的翻译，才是更有利于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学交流。赛珍珠双重文化身份以及所形成的“超越性”、“混杂性”的思维使其在跨文化的文学创作、译介和传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西方的汉学家以及中国翻译家都是很难胜任的，也是很难比得上的。他们很难超越和摆脱本身的第一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甚或第三世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心态和思维，从而从跨民族、跨文化的视野持守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异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总之，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以及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正体现了莫兰的“复杂性思维”，她所进行的跨文化的创作和文学译介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四、结语

说赛译《水浒传》是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本，很多人会不同意，但说它是一本有特点有影响有价值的译本没人反对。赛译《水浒传》在美国出版后，引起轰动，非常畅销，之后《水浒传》又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可以说，赛珍珠在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功不可没，成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势文化的全球化，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化。它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同质化、统一化、标准化。自近代以来，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之下，我们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再到调整调和的态度转变，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探索的挣扎、曲折、痛苦和纠结，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融入世界的渴望和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重新塑造中国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坚持“引进来”，同时还要“走出去”。“走出去”，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翻译。“我们当下翻译的重点无疑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尤其是要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世界语言———英语，……在这种中译外的过程中，为了更为有效的实施‘本土全球化’战略，我们尤其需要国外汉学家的配合和帮助，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9］而需要强调的是，有更多如赛珍珠这样文化身份的人士所作的翻译，无疑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才更为有效和有益。

作者：陈海燕 单位：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