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世界文学的发展范文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著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作者：马荣单位：北京大学